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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教师的收入来源具有多样性特征。除薪资外，教学津贴、兼职所得及家中地亩收入对乡村教师至为重要。多样性的收入所得使得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尚能保证生活上的自足，他们的消费水平亦要较普通乡民优越，不能简单地用清贫来形容乡村教师的生活。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移以及现代化事业在乡村中的推行，乡村教师凭借自身掌握的文化资本开始更多地参与地方事务，有的甚至可以跻身于乡村社会权势阶层之中。
关键词 华北，乡村教师，收入状况，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23-08
1905年，光绪帝的一纸诏令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意味着旧式教育体制的终结与新式学校制度的设立。自此，新式学校开始在乡村社会中推展开来，伴随与此的是，在乡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职业群体——乡村教师。①关于乡村教师群体的收入与生存状况，近年来学术界给予了颇多关注，②概而言之，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近代乡村教师的收入比较低微，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由此推导出乡村教师生活较为清贫，影响了教师职业稳定性的结论。笔者认为，以往学者们的逻辑推导方式过于单一，纠结于收入的量化推算，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具体环境。笔者拟考察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教师的收入状况和生存状态，将乡村教师的收入和生存状态纳入乡村社会的具体环境中加以探讨，尝试进一步认识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群体。
以往论者在探讨乡村教师的收入状况时往往将教学所得薪资等同于实际收入，尽管其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乡村教师实际收入来源除了薪资以外，还有其他收入所得，但他们忽略了其他收入所得在实际收入中的比重，仍将教学所得薪资视为实际收入的主要部分，将二者等同。这种等同的做法不免降低了研究的可信度。因此，在探究乡村教师收入状况时有必要结合乡村教师薪资之外的其他收入所得进行分析。
1.乡村教师的薪资收入
新式学校初兴之际，国家对小学教师的薪俸并没有严格规定。直到1917年才由教育部公布《小学教员俸给规程》，对其薪资标准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划分，共为三等十四级。其中正教员每月最低8元，最高60元；专科正教员及专科教员最低6元，最高40元；助教员最低4元，最高22元。③教员可以根据表现酌量升级。
但这一规程在地方上难以实现，各地通常仅以中央政府的规定作为参考而另订新规。河北省新城县规定教员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月薪十元、乙等月薪八元、丙等月薪六元。①盐山县也将教员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一百二十千、乙等一百千，丙等八十千。②1934年，山西省阳曲县将县属各乡村小学依乡村之大小，分为四级。教员薪水，即按四级分别规定：
年薪185元至200元为第一级，165元至180元为第二级，145元至160元为第三级，125元至140元为第四级。每级又分为四等，教员按等加薪，每晋一等，加薪5元，晋至第四等为止。教员年薪120元以下之学校，名为简易学校，由一个或数个贫寒乡村共同设立，薪水多寡，按乡村情形而定。其第一级至第四级学校之教员，纯系由县教育局委任。简易学校教员，得由乡村自行聘任。③
一般而言，近代华北地区小学教师的薪资仍然遵循县立学校高于乡（镇）立、村立学校，高等小学高于国民（后改为初级）小学的原则。因此，乡村小学的教师待遇通常属于上述层级结构的最底层。这一点也可从1930年河北省教育厅对该省各级小学教员的薪资调查中管窥。
从表1的统计来看，县立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为25元，是乡村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一倍以上，市立省立则要更高。乡村教师是小学教师中薪资最低的，更遑论与中学、大学教师相比。
为了对乡村教师的薪资状况有一立体性的认识，可以与乡村中其他职业群体做一比较。与农民、工人的比较已有学者做过研究，不再赘论。④以下，笔者将乡村教师的薪资收入与塾师、教育局公职人员进行比对做进一步的说明。
与同样以教读为业的塾师群体的比较，我们可以根据1935年、1936年《津南农声》中的史料，从沧县各村塾师收入的统计入手进行分析。沧县王官屯，一所私塾的塾师薪金约有五六十元，加之每年五月节、八月节、年节学生送给塾师的节礼，也可得十元左右。⑤沧县后辛庄私塾，“一切费用及先生的薪水，完全分派在学生身上；其分派方法有两等：一二年级的学生纳三元，三四年级的学生纳四元，共计年收入可七十余元；除去买茶水及先生所用笔墨纸等外，所余无论多少，全归作先生的薪水”。⑥沧县姚庄子村，有两所私塾，塾师的薪资由学生缴纳，每名学生纳洋二元至四元。每年仅六七十元。⑦综合以上三村来看，该县塾师的收入大抵不会多于七十元，而且这一数额还包括教学之外的“福利”所得。而同一时期，沧县三里庄，教员薪金为七八十元。⑧林振镛对河北省大兴、宛平地区乡村教师收入的研究也表明，与塾师比较而言，虽然“塾师善于索钱，开讲开笔，亦均要生徒付钱”，但收入较之小学教员，“亦不多让”。⑨可见，在同一区域内，塾师的收入至多与小学教员薪金相近而已。
乡村教师薪资与教育局公职人员相比又如何呢？据《河南地方教育视察报告》所载，鲁山县初级小学教员工资每月为15～18元，县教育局局长每月40元、县督学及社会课主任每月30元、文牍及课员20元、事务员15元。⑩郏县初级小学教员薪资为每月5～17元，教育局局长每月60元、督学35元、课主任35元、课员20元、事务员17元。{11}综合两县的情况来看，初级小学教员工资较高者才能与教育局中职务最低的事务员持平。而且这里所涉及的初级小学教员是指县立学校，乡、村一级学校的教师薪资势必低于上述数额。
就乡村教师的薪资水平来看，虽然不能武断地得出薪资低微的结论，然而，乡村教师薪资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在当时义务教育推行较好的山西省，除却太原、清源、徐沟等少数县份小学教师月薪在二十元左右，尚属优待外，其他如石楼、大宁、山阴以及上党等多数县份，教师工资仅有三五元而已。① 另外，乡村教师的工资除了受自身能力、教育经费多寡影响外，当地的生活标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分析河北省各县教员薪资产生差别的原因时指出：
此固基于各县经费之丰啬与学生之多少而定；然当地生活标准之高下，亦足为官厅厘定教员薪给之根据也。②
可见，教师薪资与当地的生活标准往往呈正比例关系。以故，以薪资平均水平来判断教师的生活状况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况且，薪资只是构成乡村教师收入的来源之一。
2.乡村教师薪资之外的收入
除薪资外，教师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主要包括津贴、兼职所得及自家的地亩收入。
学生给予教师津贴原本是私塾时代的传统。新式学校设立后，有些地区因为教员薪资低微，而将这一做法保留下来。河北省冀县于1922年经劝学所提议：“令学生每人每年出米面各三斤分秋春两季交纳，不纳学费者不在此例。”最后县政府通过了该议案，议决“学生田地不及十亩者免纳米面，余照原案办理”。③井陉县也延续了科举时代的古风，在初级小学校春季开学时，每生例请教员一餐（亦有一日者），夏秋两节（端午、中秋），各送礼一次。后教育局遵教育厅通令，令各校一律改为津贴教员米面，以救济小校款之缺乏。该县第五学区，教员的薪资最低，但教员的待遇也最为优厚，为他区所不及。④河北省新河县直至1928年，初级小学校教员薪金在60至100元之间者，每年仍额外供给米面各五斤，自110元至180元者，则米面费拒给。⑤
私塾时代塾师津贴均由塾东自愿给予。与此不同，新式学校推行后，在县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教师对物质上津贴的获得带有强制性特征，并被逐渐制度化，津贴补助的稳定性也相应提高。
津贴之外，部分乡村教师还在乡村中兼任其他事务。如表2、表3所示。
结合表2、表3的统计来看，乡村教师所兼任的职业往往与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相关，而且仍以服务于教育领域为主。除部分义务职外（如校董），其余皆可获得一定的报酬。然而，从事兼职的教师人数比例并不高，在李景汉的调查中约占18%，张钟元的调查中占到16%弱。
自家的地亩收入是构成乡村教师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土地是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资产，土地的多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的贫富状况。尽管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使教师职业日益专业化，然而对广大乡村教师而言，他们始终兼具农民与教师的双重身份。
山东省《长清县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长清虽分四民，其实皆农，即教员、学生亦事耕作。”①长清县的现象并不为其所独有。李景汉对定县东亭乡62村共78名小学教员调查发现，除一名女教员家中没有田地外，其余77名教员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而且普遍在20亩以上（占到82%），具体情况如表4。
与此同时，李景汉对上述62村10290农家种地亩数分配情况的调查表明，每家平均种地数额为23.2亩。②可见，与“当地人”相比，多数教师家中的地亩数要高于平均水平。
至于这些薪资之外的所得在乡村教师的总体收入中占到何等位置呢，笔者尚未见到有具体的数字统计，只能通过相关的调查材料来管中窥豹。
在李景汉的调查中，对上述78名小学教员的薪资情况曾有明确的说明，如表5所示。
表5显示，教员的薪资在60元至120元之间者为多，占到调查人数的68%。从同一时期李景汉对定县翟城及附近两个村庄34家的消费情况所作的调查来看，每家每年平均需支出242.42元。③若以此为参照可知，即便收入水平较高的乡村教师其薪资也不足以支付其家庭费用，普通教师家庭消费的支出数额要在其薪资收入一倍以上。令人讶异的是，这些教员不仅没有债务负担，反之还有一定数额可观的家产，如表6所示。
如果结合上文表4关于78名教员家中地亩数的分析，那么教师消费与薪资收入之间的张力并不难理解，即自家的地亩所得填补了收支间的差额。
1930年，林振镛对大兴、宛平地区三名小学教员生计状况的调查多少可以与上述案例相互印证。
从表7的描述中可知，三位教员的月消费都要远高于每月的薪资所得，宋洁清的消费要高出薪资7、8元，韩介同高出16元，赵联玺高出近10元。其中韩、赵二人作为初级小学教师更能代表乡村教师的一般情况。虽然如此，由于三位教师均有家中产业补填的关系使其并无债务之累。该文作者对教师家中地亩收入的重要性亦有清楚的认识，指出月入俸给对教员来说“不过意外之获”，“幸一般教员均稍有田产，若足以教师事俯蓄之资，若专恃薪俸收入，则平均一家六七口，际此柴贵米珠，何能度日？”①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薪资之外的收入尤其是家中地亩所得有效地弥补了薪资不足对教师群体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从这一点而言，依靠借债度日的农民阶层不可与之相提并论。我们亦不能对乡村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简单的贴上“清贫”的标签。
关于乡村教师的生存状态问题，学界多有论及，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乡村教师的薪资低微而造成生活窘迫。这一逻辑推导和结论有两个依据：第一，如笔者前文所言学者多将乡村教师的薪资所得等同与实际收入；第二，用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往往源自“他者”——当时忧心乡村问题的知识分子的观察。对于第一个根据，笔者已在前文作了分析，对于第二点，笔者拟改变以“他者”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力图将这一问题纳入其教师生活的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以便对乡村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予以更为透彻的解析。
1.生活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陷入空前的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产物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人数激增，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1933年晋冀鲁豫四省，有报告的305县中，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的57%。②据当时的学者估计：“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对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的生活。”①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处于普遍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相比于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阶层而言，华北地区的乡村教师家庭在日常生活方面多能自给。前述李景汉对定县东亭乡小学教师的分析及林振镛对大兴、宛平两县所作的抽样调查均表明乡村教师家庭并不需要依赖借债度日，且有的还拥有不菲家资，实难简单地以清贫视之。又据山东省《民国高密县志》所载：
全县居民务农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务工商者各约百分之二，其生活能力除经营工商业及服务于政界学界者勉能自给外，其余大多数农民生活艰难，虽劳碌终年，仍不免经济压迫之痛苦。②
可以想见，乡村教师是当时乡村社会中少数能够自给自足的职业群体之一。河北省《万全县志》的编撰者则向我们描述了当地小学教师生存状态优于农工商诸阶层的实态，该县“以务农者为最多，工商次之，至读书出任执戈卫国者实属寥寥。……读书者在博得一衿即可睥睨一切，至改革后又多以充当小学教员，一生即吃着不尽矣”。③
不唯如此，教师群体相对优越的生存状态还体现在具体的吃穿住用等消费活动上。
在河北省肥乡县，普通男子夏季皆赤足，着短衣。佃农、长工、苦力、小贩穿衣百分之九十五为自制棉布，由当地染坊染成蓝色或黑色，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则穿着较为罕见的白色单衣。④霸县教员在着衣方面的消费情况也是一个不遑多让的例子，该县“普通衣料率为粗布纱……婚嫁喜衣各随经济以棉制品为大宗，丝织品、毛织品亦间有之，政界学界人员多尚瞻雅，线袜呢履时帽长衣轻裘细葛”。⑤有的地区，甚至因为衣着过于奢华而受到论者的訾议，河南省商丘县教育局对该县县立第十小学的视察报告中指出：
小学教员之服装，应以朴素整洁为主，以为学生之表率，兹查该校校长之制服，满身皆颜色鲜明之外国货，全校观瞻所系，似非所宜。⑥
当然，这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水平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然不能反映乡村教师群体生活的常态，却也印证了小学教师的生活质量高于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事实。
乡村民众对当地消费状况的比较性观察或许更贴近历史本相。杨懋春注意到，在山东省台头村，“一些穷村民谈起基督教牧师、学校教师或集镇上的商人时，就会说：‘他是一年四季吃小麦粉的人，他的脸怎么会不光滑呢！’”⑦在台头村村民眼中，教师的饮食水平与牧师、商人等乡村社会中相对富裕的阶层相埒。
2.社会地位
不仅乡村教师群体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高于普通乡民，他们所享有的社会地位也是普通乡民无法企及的。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引发了士绅阶层向城市的“单程单向流动”，⑧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人才流失。“乡村文化衰落，中国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格局从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⑨乡村社会文化的蜕变在近代中国具有普遍性。据1929—1933年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显示，“就华南与华北言，则前者不识字者为80.7%，后者为85.2%”。⑩若单就乡村社会而言，这一比例显然还要高出许多。
乡村精英的外流在客观上使文化知识成为乡土社会的稀缺资源，乡村教师则顺势弥补了这种文化空缺。张西超曾言：
在几百家人的乡村中，往往找不到一个文字清通，能知世事的农夫，在几百家人家中有一个小学校，有一二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的青年教师……小学教师无形中便成为乡村民众的顾问，成为乡村社会的灯塔。{11}
值得注意的是，乡民所看重的并非乡村教师知识结构中的新学知识，他们更关注那些能对其日常生活起到帮助的地方性知识。
廖泰初指出，在山东省汶上县：
教员的忙于应酬，穷于应酬，形成最奇特的一种现象。通常给孩子起个名，写封信，报个喜，检读张由单，立张契约，讣文，请帖，借据记单，合同，表文，看个日子，合婚，甚而庙文，祭文，给小孩子治病的“幻童子”，“止苦歌”……谁应酬得好，谁就是领袖，有地位，有信用。①
霸县的情况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该县乡民需要教师不仅仅要会教书，还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
乡村的小学教员……除了应教的功课之外，对于应酬方面的小玩艺儿，当具完备，才能讨人家的欢喜。例如写“龙凤帖”“嫁娶帖”“买卖田契”等等，那一位不会，那一个没用，乡老们都以为这是居家处世的大事，人生应用的真实学问。②
乡村教师应酬乡民的日常生活需要，除了可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报酬外，还可以获取尊重、声望等象征资本。③相反，如果乡村教师只会教学，不去应酬乡民，那么就会降低乡民对教师的认同程度。
概言之，乡村教师在文化上的权威往往通过处理这些“日常琐事”得以表达。这也是新式教育兴起后，塾师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根由。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塾师的社会地位要优于乡村教师。事实上，新式教育是国家政令推行的结果，新学教师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在与塾师的竞争中，教师自然会得到国家政策更多的佑护，他们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与广泛，这是塾师阶层所不具备的社会关系。如1935年河北省滦县西城子村初级小学经费支绌。后因村中立有私塾三处，致令学校停闭，为此，该校教员陈锡三呈请县政府撤销私塾。最终县政府饬令取缔私塾，并速召集开学。④这一案例表明，新学教师可以利用国家赋予的合法性，通过官方力量对塾师进行打压，塾师阶层则并不具备这种优势。
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以及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乡村教师凭借新学为其带来的文化资本，愈发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前文李景汉与张钟元对乡村小学教师兼职情况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其中不乏担任学董、校董、乡长、镇长之人，而担任这些社会角色者通常被视为乡村中的上等阶层。
1929年，《县组织法》颁行后，各地相继实行区乡制。在河南省，作为农村政治中心的区公所，所长多由比较新近的知识分子担任，其中有不少曾做过教员。⑤河北省1935年颁布的《河北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中关于联保主任的选举资格即有“曾任小学职教员三年以上者”得以充任该职的规定。⑥于此足见，在国家推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身份可以适时转化为一定的政治资本，社会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升。山西省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1932年山西省推行“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次第在县、乡、村级展开。当时即有学者认识到乡村教师对此项事业的积极作用，“在山西十年建设开始之时，一般村民尚不了解建设之目的及意义之重要，小学教师能于课余向村民解释说明，其利于建设前途也甚巨”。⑦为响应省政府规令，各地开始拟定十年建设计划方案，编订的责任则多数委托当地的小学教师，指定各村小学教员为编订委员会总编辑，“于是这伙从来没有被人瞧在眼里的农村小学教员，就一下身价万倍地大抖起来了”。⑧ 在有的地区，乡村教师虽不直接参与到基层政权的管理当中，但在村民眼中，他们与村中的长者、给全村提供服务的人同样是“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导”。⑨杨懋春则将这些人同归类于地方绅士，并视为乡村中的领袖，其社会地位可以显见。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还表现在人们对这一职业的趋从。
在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文水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观察到该县乡村小学教职的获得需要一定的“门路”：
乡村小学教育完全操纵在乡村领袖——村长学董——的手里……只要你能把村长学董恭顺的很好，或你与村长有某种亲戚或友谊的关系，或是你与村长有某种利益上的交换条件的时候，不问你的学识品行如何，那你可以泰然地去当你的教员；丝毫不懂教育也可以，成天不上课也不要紧，甚至你就两三个月不到学校去，也可以随便。①
宋震寰对山西省阳曲等二十二县五十个乡村六十五个学校教育概况的调查发现，一些本应“高就”的高学历者（包括高中、专门学校、大学毕业生）在乡村教师的来源结构中占到21.37%。以致挤压了师范毕业生向该领域的流动，使其成为“无务可服”的群体。这种情形固然与新学教育内容与社会脱节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但他们的主观性选择亦不容轻略。该文作者观察到对于大学专门毕业学生而言，在失业者众的山西，“能得一小学教员位置……然亦幸矣”。②这也折射出在乡村社会的职业结构中，小学教师一职仍是许多高学历者向往的目标。若然这一职业无利可图（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述现象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上的分析足以说明，乡村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虽然要受到乡民的隐形制约，但却要远高于普通民众。同时借助“现代化建设”的东风得以在乡村社会中进一步施展自身的影响力。
综上所论，近代华北地区乡村教师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总体收入中，以往被学者们忽视的薪资之外的收入所得，对乡村教师而言至为重要，使其在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尚能保证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体现在消费水平上亦要相对优越。与此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其担当的社会角色及功能与普通乡民迥然有别，而更接近学者所称的“新绅士”。③虽然近代教育界对乡村教师质量不高的批评从未消歇，但在乡村社会文化衰微的大背景下，他们仍可凭借自身掌握的文化资本为乡民所倚重，成为乡民眼中的文化权威。此外，他们还可以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现代化事业在乡村社会逐渐开展的过程中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从而跻身于乡村社会权势阶层之中。职是之故，对于乡村教师收入低微，生活贫困的看法值得商榷，而且乡村教师因为生存状态不佳而转离教师职业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也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最后，需要着重申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并非要尽弃学界对乡村教师群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是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讨论维度，揭示以往为学者们所忽略的相关问题的另一面向，以期能对乡村教师群体收入与生存状态有一总体性把握。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认识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杜维鹏，男，1982年生，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华北，乡村教师，收入状况，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23-08
1905年，光绪帝的一纸诏令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意味着旧式教育体制的终结与新式学校制度的设立。自此，新式学校开始在乡村社会中推展开来，伴随与此的是，在乡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职业群体——乡村教师。①关于乡村教师群体的收入与生存状况，近年来学术界给予了颇多关注，②概而言之，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近代乡村教师的收入比较低微，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由此推导出乡村教师生活较为清贫，影响了教师职业稳定性的结论。笔者认为，以往学者们的逻辑推导方式过于单一，纠结于收入的量化推算，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具体环境。笔者拟考察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教师的收入状况和生存状态，将乡村教师的收入和生存状态纳入乡村社会的具体环境中加以探讨，尝试进一步认识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群体。
以往论者在探讨乡村教师的收入状况时往往将教学所得薪资等同于实际收入，尽管其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乡村教师实际收入来源除了薪资以外，还有其他收入所得，但他们忽略了其他收入所得在实际收入中的比重，仍将教学所得薪资视为实际收入的主要部分，将二者等同。这种等同的做法不免降低了研究的可信度。因此，在探究乡村教师收入状况时有必要结合乡村教师薪资之外的其他收入所得进行分析。
1.乡村教师的薪资收入
新式学校初兴之际，国家对小学教师的薪俸并没有严格规定。直到1917年才由教育部公布《小学教员俸给规程》，对其薪资标准进行了较为精细的划分，共为三等十四级。其中正教员每月最低8元，最高60元；专科正教员及专科教员最低6元，最高40元；助教员最低4元，最高22元。③教员可以根据表现酌量升级。
但这一规程在地方上难以实现，各地通常仅以中央政府的规定作为参考而另订新规。河北省新城县规定教员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月薪十元、乙等月薪八元、丙等月薪六元。①盐山县也将教员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一百二十千、乙等一百千，丙等八十千。②1934年，山西省阳曲县将县属各乡村小学依乡村之大小，分为四级。教员薪水，即按四级分别规定：
年薪185元至200元为第一级，165元至180元为第二级，145元至160元为第三级，125元至140元为第四级。每级又分为四等，教员按等加薪，每晋一等，加薪5元，晋至第四等为止。教员年薪120元以下之学校，名为简易学校，由一个或数个贫寒乡村共同设立，薪水多寡，按乡村情形而定。其第一级至第四级学校之教员，纯系由县教育局委任。简易学校教员，得由乡村自行聘任。③
一般而言，近代华北地区小学教师的薪资仍然遵循县立学校高于乡（镇）立、村立学校，高等小学高于国民（后改为初级）小学的原则。因此，乡村小学的教师待遇通常属于上述层级结构的最底层。这一点也可从1930年河北省教育厅对该省各级小学教员的薪资调查中管窥。
从表1的统计来看，县立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为25元，是乡村小学教师平均工资一倍以上，市立省立则要更高。乡村教师是小学教师中薪资最低的，更遑论与中学、大学教师相比。
为了对乡村教师的薪资状况有一立体性的认识，可以与乡村中其他职业群体做一比较。与农民、工人的比较已有学者做过研究，不再赘论。④以下，笔者将乡村教师的薪资收入与塾师、教育局公职人员进行比对做进一步的说明。
与同样以教读为业的塾师群体的比较，我们可以根据1935年、1936年《津南农声》中的史料，从沧县各村塾师收入的统计入手进行分析。沧县王官屯，一所私塾的塾师薪金约有五六十元，加之每年五月节、八月节、年节学生送给塾师的节礼，也可得十元左右。⑤沧县后辛庄私塾，“一切费用及先生的薪水，完全分派在学生身上；其分派方法有两等：一二年级的学生纳三元，三四年级的学生纳四元，共计年收入可七十余元；除去买茶水及先生所用笔墨纸等外，所余无论多少，全归作先生的薪水”。⑥沧县姚庄子村，有两所私塾，塾师的薪资由学生缴纳，每名学生纳洋二元至四元。每年仅六七十元。⑦综合以上三村来看，该县塾师的收入大抵不会多于七十元，而且这一数额还包括教学之外的“福利”所得。而同一时期，沧县三里庄，教员薪金为七八十元。⑧林振镛对河北省大兴、宛平地区乡村教师收入的研究也表明，与塾师比较而言，虽然“塾师善于索钱，开讲开笔，亦均要生徒付钱”，但收入较之小学教员，“亦不多让”。⑨可见，在同一区域内，塾师的收入至多与小学教员薪金相近而已。
乡村教师薪资与教育局公职人员相比又如何呢？据《河南地方教育视察报告》所载，鲁山县初级小学教员工资每月为15～18元，县教育局局长每月40元、县督学及社会课主任每月30元、文牍及课员20元、事务员15元。⑩郏县初级小学教员薪资为每月5～17元，教育局局长每月60元、督学35元、课主任35元、课员20元、事务员17元。{11}综合两县的情况来看，初级小学教员工资较高者才能与教育局中职务最低的事务员持平。而且这里所涉及的初级小学教员是指县立学校，乡、村一级学校的教师薪资势必低于上述数额。
就乡村教师的薪资水平来看，虽然不能武断地得出薪资低微的结论，然而，乡村教师薪资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在当时义务教育推行较好的山西省，除却太原、清源、徐沟等少数县份小学教师月薪在二十元左右，尚属优待外，其他如石楼、大宁、山阴以及上党等多数县份，教师工资仅有三五元而已。① 另外，乡村教师的工资除了受自身能力、教育经费多寡影响外，当地的生活标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分析河北省各县教员薪资产生差别的原因时指出：
此固基于各县经费之丰啬与学生之多少而定；然当地生活标准之高下，亦足为官厅厘定教员薪给之根据也。②
可见，教师薪资与当地的生活标准往往呈正比例关系。以故，以薪资平均水平来判断教师的生活状况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况且，薪资只是构成乡村教师收入的来源之一。
2.乡村教师薪资之外的收入
除薪资外，教师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主要包括津贴、兼职所得及自家的地亩收入。
学生给予教师津贴原本是私塾时代的传统。新式学校设立后，有些地区因为教员薪资低微，而将这一做法保留下来。河北省冀县于1922年经劝学所提议：“令学生每人每年出米面各三斤分秋春两季交纳，不纳学费者不在此例。”最后县政府通过了该议案，议决“学生田地不及十亩者免纳米面，余照原案办理”。③井陉县也延续了科举时代的古风，在初级小学校春季开学时，每生例请教员一餐（亦有一日者），夏秋两节（端午、中秋），各送礼一次。后教育局遵教育厅通令，令各校一律改为津贴教员米面，以救济小校款之缺乏。该县第五学区，教员的薪资最低，但教员的待遇也最为优厚，为他区所不及。④河北省新河县直至1928年，初级小学校教员薪金在60至100元之间者，每年仍额外供给米面各五斤，自110元至180元者，则米面费拒给。⑤
私塾时代塾师津贴均由塾东自愿给予。与此不同，新式学校推行后，在县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教师对物质上津贴的获得带有强制性特征，并被逐渐制度化，津贴补助的稳定性也相应提高。
津贴之外，部分乡村教师还在乡村中兼任其他事务。如表2、表3所示。
结合表2、表3的统计来看，乡村教师所兼任的职业往往与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相关，而且仍以服务于教育领域为主。除部分义务职外（如校董），其余皆可获得一定的报酬。然而，从事兼职的教师人数比例并不高，在李景汉的调查中约占18%，张钟元的调查中占到16%弱。
自家的地亩收入是构成乡村教师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土地是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资产，土地的多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的贫富状况。尽管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使教师职业日益专业化，然而对广大乡村教师而言，他们始终兼具农民与教师的双重身份。
山东省《长清县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长清虽分四民，其实皆农，即教员、学生亦事耕作。”①长清县的现象并不为其所独有。李景汉对定县东亭乡62村共78名小学教员调查发现，除一名女教员家中没有田地外，其余77名教员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而且普遍在20亩以上（占到82%），具体情况如表4。
与此同时，李景汉对上述62村10290农家种地亩数分配情况的调查表明，每家平均种地数额为23.2亩。②可见，与“当地人”相比，多数教师家中的地亩数要高于平均水平。
至于这些薪资之外的所得在乡村教师的总体收入中占到何等位置呢，笔者尚未见到有具体的数字统计，只能通过相关的调查材料来管中窥豹。
在李景汉的调查中，对上述78名小学教员的薪资情况曾有明确的说明，如表5所示。
表5显示，教员的薪资在60元至120元之间者为多，占到调查人数的68%。从同一时期李景汉对定县翟城及附近两个村庄34家的消费情况所作的调查来看，每家每年平均需支出242.42元。③若以此为参照可知，即便收入水平较高的乡村教师其薪资也不足以支付其家庭费用，普通教师家庭消费的支出数额要在其薪资收入一倍以上。令人讶异的是，这些教员不仅没有债务负担，反之还有一定数额可观的家产，如表6所示。
如果结合上文表4关于78名教员家中地亩数的分析，那么教师消费与薪资收入之间的张力并不难理解，即自家的地亩所得填补了收支间的差额。
1930年，林振镛对大兴、宛平地区三名小学教员生计状况的调查多少可以与上述案例相互印证。
从表7的描述中可知，三位教员的月消费都要远高于每月的薪资所得，宋洁清的消费要高出薪资7、8元，韩介同高出16元，赵联玺高出近10元。其中韩、赵二人作为初级小学教师更能代表乡村教师的一般情况。虽然如此，由于三位教师均有家中产业补填的关系使其并无债务之累。该文作者对教师家中地亩收入的重要性亦有清楚的认识，指出月入俸给对教员来说“不过意外之获”，“幸一般教员均稍有田产，若足以教师事俯蓄之资，若专恃薪俸收入，则平均一家六七口，际此柴贵米珠，何能度日？”①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薪资之外的收入尤其是家中地亩所得有效地弥补了薪资不足对教师群体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从这一点而言，依靠借债度日的农民阶层不可与之相提并论。我们亦不能对乡村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简单的贴上“清贫”的标签。
关于乡村教师的生存状态问题，学界多有论及，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乡村教师的薪资低微而造成生活窘迫。这一逻辑推导和结论有两个依据：第一，如笔者前文所言学者多将乡村教师的薪资所得等同与实际收入；第二，用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往往源自“他者”——当时忧心乡村问题的知识分子的观察。对于第一个根据，笔者已在前文作了分析，对于第二点，笔者拟改变以“他者”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力图将这一问题纳入其教师生活的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以便对乡村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予以更为透彻的解析。
1.生活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陷入空前的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产物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人数激增，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1933年晋冀鲁豫四省，有报告的305县中，负债农家占农家总数的57%。②据当时的学者估计：“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对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的生活。”①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处于普遍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相比于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农民阶层而言，华北地区的乡村教师家庭在日常生活方面多能自给。前述李景汉对定县东亭乡小学教师的分析及林振镛对大兴、宛平两县所作的抽样调查均表明乡村教师家庭并不需要依赖借债度日，且有的还拥有不菲家资，实难简单地以清贫视之。又据山东省《民国高密县志》所载：
全县居民务农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务工商者各约百分之二，其生活能力除经营工商业及服务于政界学界者勉能自给外，其余大多数农民生活艰难，虽劳碌终年，仍不免经济压迫之痛苦。②
可以想见，乡村教师是当时乡村社会中少数能够自给自足的职业群体之一。河北省《万全县志》的编撰者则向我们描述了当地小学教师生存状态优于农工商诸阶层的实态，该县“以务农者为最多，工商次之，至读书出任执戈卫国者实属寥寥。……读书者在博得一衿即可睥睨一切，至改革后又多以充当小学教员，一生即吃着不尽矣”。③
不唯如此，教师群体相对优越的生存状态还体现在具体的吃穿住用等消费活动上。
在河北省肥乡县，普通男子夏季皆赤足，着短衣。佃农、长工、苦力、小贩穿衣百分之九十五为自制棉布，由当地染坊染成蓝色或黑色，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则穿着较为罕见的白色单衣。④霸县教员在着衣方面的消费情况也是一个不遑多让的例子，该县“普通衣料率为粗布纱……婚嫁喜衣各随经济以棉制品为大宗，丝织品、毛织品亦间有之，政界学界人员多尚瞻雅，线袜呢履时帽长衣轻裘细葛”。⑤有的地区，甚至因为衣着过于奢华而受到论者的訾议，河南省商丘县教育局对该县县立第十小学的视察报告中指出：
小学教员之服装，应以朴素整洁为主，以为学生之表率，兹查该校校长之制服，满身皆颜色鲜明之外国货，全校观瞻所系，似非所宜。⑥
当然，这种较高层次的消费水平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然不能反映乡村教师群体生活的常态，却也印证了小学教师的生活质量高于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事实。
乡村民众对当地消费状况的比较性观察或许更贴近历史本相。杨懋春注意到，在山东省台头村，“一些穷村民谈起基督教牧师、学校教师或集镇上的商人时，就会说：‘他是一年四季吃小麦粉的人，他的脸怎么会不光滑呢！’”⑦在台头村村民眼中，教师的饮食水平与牧师、商人等乡村社会中相对富裕的阶层相埒。
2.社会地位
不仅乡村教师群体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高于普通乡民，他们所享有的社会地位也是普通乡民无法企及的。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引发了士绅阶层向城市的“单程单向流动”，⑧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人才流失。“乡村文化衰落，中国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格局从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⑨乡村社会文化的蜕变在近代中国具有普遍性。据1929—1933年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显示，“就华南与华北言，则前者不识字者为80.7%，后者为85.2%”。⑩若单就乡村社会而言，这一比例显然还要高出许多。
乡村精英的外流在客观上使文化知识成为乡土社会的稀缺资源，乡村教师则顺势弥补了这种文化空缺。张西超曾言：
在几百家人的乡村中，往往找不到一个文字清通，能知世事的农夫，在几百家人家中有一个小学校，有一二个受过中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的青年教师……小学教师无形中便成为乡村民众的顾问，成为乡村社会的灯塔。{11}
值得注意的是，乡民所看重的并非乡村教师知识结构中的新学知识，他们更关注那些能对其日常生活起到帮助的地方性知识。
廖泰初指出，在山东省汶上县：
教员的忙于应酬，穷于应酬，形成最奇特的一种现象。通常给孩子起个名，写封信，报个喜，检读张由单，立张契约，讣文，请帖，借据记单，合同，表文，看个日子，合婚，甚而庙文，祭文，给小孩子治病的“幻童子”，“止苦歌”……谁应酬得好，谁就是领袖，有地位，有信用。①
霸县的情况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该县乡民需要教师不仅仅要会教书，还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
乡村的小学教员……除了应教的功课之外，对于应酬方面的小玩艺儿，当具完备，才能讨人家的欢喜。例如写“龙凤帖”“嫁娶帖”“买卖田契”等等，那一位不会，那一个没用，乡老们都以为这是居家处世的大事，人生应用的真实学问。②
乡村教师应酬乡民的日常生活需要，除了可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报酬外，还可以获取尊重、声望等象征资本。③相反，如果乡村教师只会教学，不去应酬乡民，那么就会降低乡民对教师的认同程度。
概言之，乡村教师在文化上的权威往往通过处理这些“日常琐事”得以表达。这也是新式教育兴起后，塾师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根由。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塾师的社会地位要优于乡村教师。事实上，新式教育是国家政令推行的结果，新学教师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在与塾师的竞争中，教师自然会得到国家政策更多的佑护，他们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与广泛，这是塾师阶层所不具备的社会关系。如1935年河北省滦县西城子村初级小学经费支绌。后因村中立有私塾三处，致令学校停闭，为此，该校教员陈锡三呈请县政府撤销私塾。最终县政府饬令取缔私塾，并速召集开学。④这一案例表明，新学教师可以利用国家赋予的合法性，通过官方力量对塾师进行打压，塾师阶层则并不具备这种优势。
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以及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乡村教师凭借新学为其带来的文化资本，愈发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前文李景汉与张钟元对乡村小学教师兼职情况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其中不乏担任学董、校董、乡长、镇长之人，而担任这些社会角色者通常被视为乡村中的上等阶层。
1929年，《县组织法》颁行后，各地相继实行区乡制。在河南省，作为农村政治中心的区公所，所长多由比较新近的知识分子担任，其中有不少曾做过教员。⑤河北省1935年颁布的《河北省各县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中关于联保主任的选举资格即有“曾任小学职教员三年以上者”得以充任该职的规定。⑥于此足见，在国家推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师身份可以适时转化为一定的政治资本，社会地位也会相应得到提升。山西省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1932年山西省推行“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次第在县、乡、村级展开。当时即有学者认识到乡村教师对此项事业的积极作用，“在山西十年建设开始之时，一般村民尚不了解建设之目的及意义之重要，小学教师能于课余向村民解释说明，其利于建设前途也甚巨”。⑦为响应省政府规令，各地开始拟定十年建设计划方案，编订的责任则多数委托当地的小学教师，指定各村小学教员为编订委员会总编辑，“于是这伙从来没有被人瞧在眼里的农村小学教员，就一下身价万倍地大抖起来了”。⑧ 在有的地区，乡村教师虽不直接参与到基层政权的管理当中，但在村民眼中，他们与村中的长者、给全村提供服务的人同样是“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导”。⑨杨懋春则将这些人同归类于地方绅士，并视为乡村中的领袖，其社会地位可以显见。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还表现在人们对这一职业的趋从。
在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文水县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观察到该县乡村小学教职的获得需要一定的“门路”：
乡村小学教育完全操纵在乡村领袖——村长学董——的手里……只要你能把村长学董恭顺的很好，或你与村长有某种亲戚或友谊的关系，或是你与村长有某种利益上的交换条件的时候，不问你的学识品行如何，那你可以泰然地去当你的教员；丝毫不懂教育也可以，成天不上课也不要紧，甚至你就两三个月不到学校去，也可以随便。①
宋震寰对山西省阳曲等二十二县五十个乡村六十五个学校教育概况的调查发现，一些本应“高就”的高学历者（包括高中、专门学校、大学毕业生）在乡村教师的来源结构中占到21.37%。以致挤压了师范毕业生向该领域的流动，使其成为“无务可服”的群体。这种情形固然与新学教育内容与社会脱节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但他们的主观性选择亦不容轻略。该文作者观察到对于大学专门毕业学生而言，在失业者众的山西，“能得一小学教员位置……然亦幸矣”。②这也折射出在乡村社会的职业结构中，小学教师一职仍是许多高学历者向往的目标。若然这一职业无利可图（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述现象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上的分析足以说明，乡村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虽然要受到乡民的隐形制约，但却要远高于普通民众。同时借助“现代化建设”的东风得以在乡村社会中进一步施展自身的影响力。
综上所论，近代华北地区乡村教师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总体收入中，以往被学者们忽视的薪资之外的收入所得，对乡村教师而言至为重要，使其在乡村社会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尚能保证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体现在消费水平上亦要相对优越。与此同时，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其担当的社会角色及功能与普通乡民迥然有别，而更接近学者所称的“新绅士”。③虽然近代教育界对乡村教师质量不高的批评从未消歇，但在乡村社会文化衰微的大背景下，他们仍可凭借自身掌握的文化资本为乡民所倚重，成为乡民眼中的文化权威。此外，他们还可以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现代化事业在乡村社会逐渐开展的过程中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从而跻身于乡村社会权势阶层之中。职是之故，对于乡村教师收入低微，生活贫困的看法值得商榷，而且乡村教师因为生存状态不佳而转离教师职业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也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最后，需要着重申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并非要尽弃学界对乡村教师群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是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讨论维度，揭示以往为学者们所忽略的相关问题的另一面向，以期能对乡村教师群体收入与生存状态有一总体性把握。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认识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
【作者简介】杜维鹏，男，1982年生，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