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说：“在瑞典，文化高于国家，文化高于君王”，因为与政治相比，文学总是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二百年前，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也说过：“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能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169页）《带灯》以其对于现实的坦诚勇敢和深刻，证明了不只是莫言，而是在当今世界、中国新的文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对自己使命和责任的觉醒和坚守，对于自己文学信仰的忠诚，对于“作家法则”的实践。批评家李敬泽在关于《秦腔》的一次座谈会上就曾经敏锐地发现：“我的吃惊就在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起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十几年前我们在《废都》中就曾经体会过，现在我相信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对于我们如此广大的乡土来说，这一部《秦腔》也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的通道。”他说：“从《秦腔》中，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瓦解，人与土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人与天地的关系、与传统的关系一切都在崩解。而崩解之后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崩解？整个应该说在我们的现代性进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公社化时期，那些时期虽然也面临崩解，但我们是有个历史前景在那里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破旧立新，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切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关于前景的想象空间的情况之下在崩解。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沉默区域，是历史展现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到以及历史神秘莫测地向我们展现一个无声的沉默区域摆在那里，而能够意识到这个东西的，能够看到这个无声的沉默的巨大区域凶险地在那儿摆着，中国作家我觉得为数甚少，甚至我觉得在《秦腔》之前我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作家充分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韩鲁华编：《秦腔大评》，作家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仅从这两段引文我们就知道，比我们这些贾平凹的研究者，李敬泽更为深刻、内在地读懂了《秦腔》，也理解了《浮躁》、《废都》以后的贾平凹。沿着李敬泽在读《秦腔》以后的作家发现，我们也找到了一把解读《带灯》的钥匙，这就是相对于《废都》所表现的文化、文化人的沉沦主题，《怀念狼》的现代化历程中的人类生命精神沉沦的主题，《秦腔》的传统与文化的“崩解”主题，《带灯》所表现的是在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管理、政群关系的严重危机，群众对执政者的信任危机，而对如樱镇那样的各级政权的为政者来说又是“诚信”危机。是那里大大小小的主政者首先抛弃了百姓，欺骗了上级，没有了“诚信”，才有了百姓的“不信任”，才有了如小说中那些上访者和下级政府之间的猫捉老鼠、老鼠玩猫的博弈。我们不知道所谓的对上访人“一票否决”的政令，是怎么产生和出台的，甚至它压根儿就没有堂而皇之出台过，只是一种层层管制的“潜规则”，然而正是它让樱镇的大小官员，包括小小的“维稳办”主任带灯们疲于奔命，不惜工本，采取一切手段，力图将上访消灭于萌芽状态，这成为《带灯》全作中的政群关系主旋律，最后竟然酿成以权力的名义对村民的法西斯式的迫害，樱镇两大家族——都有官方背景的元家和薛家的持续了一天的械斗。而以生命阻止械斗的带灯主任却背上了沉重的处分，成为死伤事件的替罪羊。如此夸大“敌情”的“维稳”操作，如此的“政绩”冲动，收获的是表面的“和谐”与秩序，带来的是实在的深层敌意和疯狂的利益冲突，遗患无穷。
　　《带灯》以真实的乡镇生活现实和丰富饱满的乡村生活细节，忧心如焚地告诫人们，所谓管制危机、诚信危机、信任危机，归根结蒂是和平年代、发展年代、经济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公开媒体披露的几乎每天都有的官员们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强拆所导致的人身和生命伤害事件，以及上访者被强制收容、强制送精神病院事件，都在使人们相信，樱镇所出现的危机，并不只是樱镇的危机，同时也是中国城乡大地已经司空见惯的社会危机。中国需要的确实已经不只是经济改革、文化的产业化，而也是社会改革、深层的体制改革。李敬泽感叹于《秦腔》所揭示的文化精神的崩解现象，还未被更多的中国作家认识到，而对于贾平凹通过他所特有的与当代中国社会心理的“秘密联系通道”，在《带灯》中所揭示的更加巨大的“无声的沉默区域”，他又将作何感想？因此读对当今中国现实危机，有如此坦诚通透自信的观察、理解和表现的《带灯》，我们不能不为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如贾平凹、莫言这些作家骄傲，是他们以自己充满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丰富想象力的创作，提升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品质和品位，体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担当精神。无疑它会给予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而在精神上又陷入深切焦虑的当代中国人以安慰——毕竟有文学为他们发声，有有识之士替他们戳破面对的无边的黑暗，呼唤光明与正义。而他们的声音之能够传播于光天化日之下，又有赖于当今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进步，并带来一个更加进步的历史新机遇。

二

　　甫一进入对《带灯》的阅读，我就感觉到了贾平凹语言、叙事的新气息：更简约，也更厚朴，用真准而直白的语言讲事、写人，又用一个个类似电影艺术的空镜头写自然、写环境，疏密相间，张弛有度。比起《秦腔》的吃喝拉撒，《古炉》的乡间日常，《带灯》更能唤起一种文章的美感，阅读的愉悦。更出乎意料的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美女带灯的出场，进入人们视野，不是高尔基《一个和八个》所引起的性想象和人性冲动，也不是许多同类小说过度渲染过的适应过程，而是很快进入樱镇的现实，并以“维稳办”主任的身份直接参与到最现实的农村、农民工作。叙述人是作者，而切入的角度却是这个嫁与当地农民后代的美女“新干部”带灯，以女性目光的柔软、温暖和内心的同情、善良，发现和理解着一个个村庄，一个个人的一颗颗心灵，那些强猛中的脆弱，软弱中的坚强，残忍中的善良，善良中的仇恨，尊严中的屈辱，屈辱中的希望。通过带灯在各村所交往的三十多个女伙计，人们知道了外面人很难了解到的一家一户、一村一社的生存状况，和在表象之下隐藏着的家庭内幕和邻里隐私，使她比镇上其他干部更能针锋相对地解开工作中的难题，化解了一个个危机，也使读者看到了许多同类作品中很难看到的乡村生活、乡镇干部生活和工作，以及心理真相。 　　小说逐渐将情节聚焦于带灯所参与其中的一个个事件：在事急如救火的多次“拦访”故事之外，高潮由抗旱、抗洪到书记终于如愿引进已经造成生态问题的“大工厂”，到樱镇两大豪门元家、薛家，一圈地于河滩建沙场，一谋算于镇街搞房产。中间插入的重要事件是迎接市委黄书记视察。为了保证接待的成功，封杀村民王后生等的联名上访事件就成了重中之重，终于演变成一场无法无天、惨不忍闻的权力暴力。然而作为“大工厂”引进的必然后果，是薛、元两家持续了一天死伤多人的火并。如果说坏人与坏人的火并还能让人产生一丝快感的话，而最先赶往火并现场，并以一个弱女子的血肉之躯阻挡飞舞的刀棒的带灯和竹子，收获的不只是脑震荡和棒伤，而是维稳不力的严厉处分。令超尘脱俗、对权位无所求的带灯在乎的不是降级处分本身，而是她平日参与维持的樱镇秩序的崩解，是时刻绷紧了的神经的错乱，她终于与经常在镇街上游荡的疯子成了一类人，夜里梦游，白日做梦。当她的助手竹子将带灯生病的状况告诉书记时，她得到的竟然是“不要用她的病来威胁我”，体现出他不可侵犯的权力哲学的冷血。
　　我们终于可以说说带灯了，她不是一个乐于犯上的人，她只是一个具有同情心和人格尊严感的年轻女干部，对她工作中接触的村民和同事与上级是这样，对已经不太在乎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后母也是这样。或许她不是好妻子（对丈夫不管不问，顺其自然），但却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干部。她尽其所能地、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去帮助困难民众，聘请律师为外出打工的十三名矽肺病人申请医疗鉴定，争取赔偿，组织并带领多名妇女去平原地区的果园打工、摘棉，为了帮助那些在山区多发的慢性病患者，她又自学中医，搜集了百多例行之有效的草药验方，为他们治病。尤其是以自己知根知底的优势，以聪明和智慧化解了多起村民纠纷、多次上访。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坏人也不能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能干坏事。面对乡镇农村积蓄已久的潜规则，如弄虚作假，贪占救济资金，救灾报告的隐匿死亡、扩大灾情和经济损失，接待工作中的虚报冒领，她洞若观火，却无力与之斗争。更重要的是，作为“维稳办”主任，她忠实执行对上访人员的监视和围追堵截，恐吓和威胁，而在这样做“恶人”的时候，她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要求常常是合理的，还有更好更有效的治理办法。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她在内心压抑、纠结、痛苦、孤独时写给樱镇人的骄傲和偶像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后提升为省委常委）、出版过多部散文集的官员作家元天亮的二十七封信。如小说中所言，元天亮似乎给她回过手机短信，并对她多加鼓励。善良的读者也曾期待她与元天亮的“交往”会给她一个好的命运，然而始终没有。于是，这些信也就成为她毫无功利的心灵倾诉了。倾诉的内容包括了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细节的告诉，对自己和自己工作环境、生存状态的不满，对于可能给自己援助的元天亮的期待，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发展为以他为自己的情人，渴望与这个自己心中的才子徜徉于樱镇的山水，与他过一种美满、幸福的生活，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她为樱镇的现实所折磨、甚至痛苦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二十七封信的意义，不仅在于深入内心，立体地塑造一个美丽善良、多情多才的女性形象，以与她所生存的丑陋的环境相对照。她的心理，包括强烈的倾诉、交流的欲望，对一个遥远的偶像由崇拜到单相思到意淫，都有充分的女性心理学依据和人性逻辑，然而她对现实的一些知性认识和评价，甚至一些生活习性，却明显有贾平凹自己思想、认识的介入痕迹。这种痕迹的出现并不破坏人物形象和作品的美，因为它成为作者和读者在面对压抑而痛苦的现实时的“出气孔”。让好女人、好干部在粗粝的现实中，展开想象的翅膀，让灵魂优雅而自由地漫游吧，读者或许并不在乎这是她在想，还是作者在想。因此二十七封信不仅有人物塑造的意义，还有文章结构的意义，外在和内心、丑和美、现实和超越、紧张和放松，只有贾平凹这样的文章大家才会有如此收放自如的章法布局。它增加或延长了故事悬念，赋予一部以触及坚硬而残酷、痛苦的现实的小说，具有更多的心灵空间和优雅的品质。

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小说散文集《山地笔记》起，贾平凹就以继承明清以来“性灵派”的美学风格而独步于现实主义独尊的中国文坛，散文是这样轻灵、唯美，连长于纪实的小说也是这样，以至于在一九八八年，他因突发事件的触发，而创作的写实性较强的长篇《浮躁》也使他不满意，甚至在序中再三直言：他不会再这样写了。此后的《废都》、《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等，都是意象先行，以虚带实，具有强烈的以主观意念、情绪统帅现实的色彩，虽为编年史式的当代中国现实，特别是乡土中国历史的记录，但却迥异于迷恋史诗追求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是历史社会事件，而是中国心灵、情绪、文化精神的记录。从《带灯》全文弥漫的忧愁、痛苦、哀伤、压抑的调子来说，从主人公带灯的象征含义和行为心灵的分离来说，它也是意象的、情绪的、心灵情感的，但其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录以备考的足以让当代后世的社会学家、历史文化学家研究考察的历史文献和史笔。计有：一、县委、县政府发放的“维稳”目标（六条）；二、带灯手拟的樱镇影响“维稳”的重点人和事（三十八条）；三、在王后生群访事件被发现后，正在县上开会的镇书记随即口述的“七大原则”；四、针对频繁发生的“闹访”事件，镇长召开镇干部讨论分析的“六大原因”；五、带灯手录的十三名感染矽肺病人员名单及家庭生活状况，带灯笔记中的其他困难伤病户名单；六、竹子在县上召开的视频会议上，所记录的县委书记讲话实录；七、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市委黄书记来县视察的接待要求（八项）及镇上的实施细则。其他如散列不全的“抗洪”总结，保证“大工厂”顺利征地施工的文件，“收购烟叶”文件及总结等。正是这些文献和资料，提供了一个时代百姓真实的生存状况和基层权力运作的秘密，权力者自我膨胀的心态，深刻涉及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蜕变为到底对谁负责，大众百姓、人民，还是上级领导？是造福于百姓的实在的政绩，还是要虚假的繁荣？可以看出，人治习惯与法制社会、执政为民与执政给上级看的矛盾，执政党高层的执政理念，作风的转变，并没有化成为严格的人事考核和任免的制度规范，没有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归根结底，仍然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制度设计与高科技、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错裂。这可能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中国社会当前所出现的“瓶颈”。 　　在本书“后记”中，贾平凹以一贯少有的坦诚和勇气，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这是世界性的科技化、物质化、城市化的困境，也是发展中的中国困境。因此，在这部长篇中将源于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观察的体验、思考，以两汉文章的史家笔法化为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面临“崩解”的樱镇世界，以引导人们“清醒”地“正视和解决”，如“中国农村，尤其是乡镇政府”的那些如陈年蜘蛛网积压的“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以使我们的民族性情和社会行为习惯“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险，怎样才真正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提供给人类和世界一个真正民富国强的“中国经验”。

四

　　其实，不用看《带灯》后记中贾平凹的陈述，从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古炉》和《带灯》就可看出，“知天命”后贾平凹文学境界的扩大，对快步于经济全球化途程中的人类生存现状和中国这个后发展中农业国家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灵、精神状态的深重关切，就连《古炉》看似着笔于四十年前的那场严重的文化浩劫，他思考的也是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不仅是积累着的社会矛盾，还有人性问题、人的素质问题，更是文化血脉断裂所产生的人们精神上的种种“病症”。在回答笔者关于《古炉》写作动机时，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文革”认识上的暧昧，他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写出来，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即使写出来不能出版，也要写出来……告诉读者我们曾经就那样走过，告诉读者人需要富裕、自在、文明、尊严地活着。”（《上海文学》二零一一年一期）因而《带灯》写的正是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财富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人活得是否自在、文明、尊严，中国要不要以及从哪个方面进行进入深水区的社会体制、执政方式的继续改革。这种巨大的忧患，来源于一个以文学创作为生命的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来自一个天才作家几乎与生俱来的真诚、善良和对处于社会沉默层的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关怀。在《带灯》中，他不仅以史家之笔解剖了一个镇，乃至一个县所存在的贫富差距，公平、正义，以及人们尊严的严重缺失，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这个镇的权力者以及他们背后更大的落后的体制力量。在当代中国文坛，写苦难，写对人的尊严的藐视的作品可谓多矣，但如《带灯》这样，将人们关注的视线带入那么多的家庭，那么多的乡间生存个体，深入到心理、精神层面的并不是很多，把他们的心灵命运那么紧密地与现实体制，与某些权力者的傲慢与疯狂联系起来，让它处在一个更为本质的裸露状态，却又少之又少。这是贾平凹的自信和勇敢，也是他的睿智和深刻。更为难得的是，应该说早已以自己的丰富的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他，在盛誉天下的《秦腔》、《古炉》之后，叙事艺术的求新求变。自省于以往所追摹的“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而改之以“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兴趣于它的“沉而不腐，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确实带来了《古炉》以后的《带灯》语言叙事和美学风格的变化。尖锐、真准的史笔，与温润、浪漫的女性心理、情感、精神世界的拼贴式的卯榫结构，使作品既有骨的坚硬，又有风的柔软浩荡，使全作具有作者所期待的“海风山骨”的风范。
　　（《带灯》，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