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群雄蜂起、逐鹿“霸道”的舞台上，吴越争锋是一出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大戏。两国自公元前五四四年首次交战，到前四七三年勾践灭吴，争斗相继七十余年。但最荡气回肠的，还是前四九六年，勾践在檇李大败吴军后，夫差立志报仇，二人携手登场亮相，拉开了正面交锋的大幕。共同绘就了一幅春秋乱世图，演绎了一部快意思仇、跌宕起伏的诸侯争霸史。
　　以往人们探讨夫差覆灭的原因，多着眼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另外的说法，诸如夫差太善良，中了美人计，有妇人之仁，夫差是君子，勾践为小人等，均有待斟酌。近年有人据清华简《越公其事》，认为不仅颠覆了夫差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亡国之君形象，而且还发现了一个谦卑恭敬、谨小慎微、有君子风范的“崭新”形象。《越公其事》言夫差虽与伍子胥就是否灭越有过激烈争辩，但夫差说服了子胥。若果真如此，《国语》《左传》《史记》记夫差赐死子胥，似无理由。勾践称谓，《左传》为“越子”，《国语》《史记》均为“越王”。《史记·越世家》记灭吴后，周元王始命勾践为“伯”。《索隐》以为“后遂僭而称王也”。越国并未被分封“公”爵。清华简称“越公”，不知何据？《左传》里吴国君，夫差之前，均称“吴子”，但吴末封“子”爵。故“越子”“吴子”，无涉爵位。最根本的是，若如《越公其事》描述，吴似不应为越灭。除非真实历史，非如今见《左传》《国语》《史记》记载。
　　今天再回望这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历史时，不禁要进一步追问、思考：夫差曾自我激励，笃志报仇，大获成功。当勾践匍匐在脚下，后来又傲视群雄，不可一世，“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何其得意，何其风光！夫差本来要书写史诗般的英雄传奇，却为何以出人意料的离奇情节，演变为令人咋舌、唏嘘的败亡惊奇故事？勾践为何能神奇般复国并雄起？
　　夫差心理、精神上致命的缺陷，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即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负，任性妄为，个人英雄主义。心高气傲，肯定自我能力，误以为世上无人能与我匹敌，成为具浪漫幻想色彩的自我理想主义者。打败勾践后，夫差居九五之尊，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以为天降大任于己，要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所向披靡。将人性中“天然”“本色”弱点，自恋情结，人格病态，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体现出情绪化、低智商特征。这种“任性的自恋”，是夫差致命的短处，经历了“悲一喜一悲”命运。其父阖庐曾评价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不幸言中。勾践则含垢忍辱，动心忍性，砥砺心志，韬光养晦，励精图治，韧性十足，经历了“喜—悲—喜”人生。

“个人英雄主义中心”的破灭

　　夫差虽成功复仇，但不杀勾践，“根”尚在，“魂”未散，仅为“败”而非“灭”越。杀了勾践，历史将会重写。不杀勾践，不是夫差一时心血来潮的疏忽大意，目的也肯定不在存越，而是要活生生折磨，让勾践饱尝手下败将，生不如死的滋味。从心理、精神上，羞辱、摧残，享受“猫戏老鼠”的快感。以为天下太平，可以安享胜利，勾践再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就算有风吹草动，可不费吹灰之力，随时手到擒来，灭越易如反掌。一切尽在掌握。夫差宣称：“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事？”不仅体现出强烈的炫耀心理，还要让勾践看我如何耀武揚威，与中原诸侯争霸。勾践极其卑微地屈膝认罪服输态度，亦哄骗了骄傲自大的夫差。太宰嚭受越贿赂，以留下勾践为“国之利”，蛊惑、怂恿，推波助澜。
　　凡此，都说明夫差心智不成熟，不具备运筹帷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眼光、素质、格局，勇武有余，智谋、韬略不足。其父叮嘱杀勾践报仇，言犹在耳，却偏偏“忘了”。夫差不杀勾践而杀子胥，是吴国的宿命;他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吴国的气数。是人意成全了天意。后来越即将灭吴，听闻夫差的请和要求时，勾践言：“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敢不听天之命？”给夫差上了鲜活的人生最后一课！
　　败越后，吴形成了“忠”“奸”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夫差以奸为忠，以非为是，杀了“智而好谋”的骨鲠忠良之臣。替勾践除一大害，灭一死敌，也为自己加速灭亡道路上，清除了一大“障碍”。即使到越灭吴前夕，公子庆忌还极力劝谏，望其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但也被杀。夫差临死哀叹：“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悔之晚矣。
　　当是诸侯列国，吴为豪强。吴儿剽悍矫捷的身影，读一千余年后周密的《观潮》，仍依稀可见。越则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无力与诸侯角逐。此后二十年间，诸侯争霸的大格局，主要是齐、晋各自联合若干小国，互相攻伐。夫差打败勾践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将眼光投向中原。先教训陈、鲁等小国以前为何不听话，接着侵楚，后伐齐，与晋争盟。起初的一系列胜利，使夫差自以为天下无敌了，愈加痴迷霸主梦。吴国军队，阻隔了他国南下道路，为越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争取到了免受入侵的幸运生机。在夫差的“保护”“关照”“庇佑”下，勾践赢得了重新崛起的难能可贵的战略机遇期。越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偏安一隅，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厉兵秣马，全力谋划经天纬地的复国大业。相反，吴连年用兵，不仅“轻锐尽死于齐、晋”，加上累年天灾，饥荒严重，民生凋敝，水深火热。越在自强，吴在自弱，此消彼长。勾践失败，短期内是坏事，但夫差自败，让勾践将坏事变好事。

“全民集体复仇文化”的凯歌

　　前四九六年的檇李之战，勾践大获全胜，但好景不长，夫差大军兵临城下，转眼间，胜利“灰飞烟灭”，一败涂地，被围困于会稽山。此时，越国君臣都非常清楚，以区区五千之卒，抵挡汹涌吴国虎狼之师，无异以卵击石，螳臂当车。越国命悬一线，生死存亡，旦夕之间。不得已，勾践只能向吴求和。但勾践也没有完全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展开心理战，“对症下药”去攻心，尽一切可能活命。于是，两国君主，各自阵营里的谋士，又在另一个无硝烟的隐性战场，展开较量。
　　对于夫差，一是“捧”与“赞”，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用心良苦地用“天王”尊称，将夫差抬到君临天下、睥睨九州高度，让他体会到勾践臣服的快慰，享受到胜利者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满足。二是“卑”与“贱”。只要能活下来，勾践一切都可以做，体现出与中原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士可辱不可杀”。用自虐式苦肉计，表演苦情戏。以“畜生”身份，亲自在夫差车前开道，十分“积极”“主动”“卖力”“服帖”地自我作践、惩罚。勾践还让儿子、女儿到吴国为奴，打扫宫廷，体现着无以复加的“心悦诚服”，“赤胆忠心”。从心理上麻痹了夫差，赢得了信任。三是“贿”与“惑”。抓住夫差贪利好色的软肋，将越国宝物、重器都献上。又以金玉、美女贿赂，讨得欢心。四是“诱”与“骗”。保证交出国库钥匙，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夫差。春秋按照向天子进奉礼制，敬献贡品。回国后，还不断摆迷魂阵，使障眼法，放烟幕弹，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欺骗、蒙蔽，制造死心塌地臣服，绝不敢有二心假象。在夫差即位十二年，吴复北伐齐时，勾践还“主动”去朝见，馈赠宝物，使得夫差满心欢喜，不仅无戒心，而且很放心。 　　勾践还与太宰嚭结成了“统一战线”，让其成了“内应”。因“太宰嚭奸，可诱以利”，被困会稽时，“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其果然笑逐颜开，“听话”地依勾践之计而行。尽管劝说夫差不杀勾践，进谗言杀伍子胥，“曲线”救越，灭吴，太宰嚭都“功不可没”，但“越王灭吴，诛太宰豁，以为不忠”。
　　回国后，勾践痛定思痛，深切反思。权衡轻重缓急，制定了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的复兴策略。勾践卧薪尝胆，苦心励志，展现出“我还在，心末死”的精神，激励士气，鼓舞百姓。全力发展经济，让百姓得到实惠。勾践“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赋税，百姓家有三年余粮。养生送死，恤老抚幼，鳏寡孤独，皆有所依。实行一系列具体、可行、有效的措施，努力增加人口。礼贤下士，广纳人才，重用范蠡、文种等谋臣能士，从谏如流。强大军事，整饬军纪。“结齐、亲楚、附晋”，争取好的外部环境。遵循“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原理，掌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时机，控制好天时、地利、人和节奏。越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吴被灭，非偶然。

历史的幽思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发生了“礼崩乐坏”的巨大变化，进入苦难的“春秋无义战”大动荡乱世。诸侯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试图以武力建立霸主强权新秩序。不管谁，无论何国，都无关乎正义，谈不上道德，无所谓高尚，只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战乱打破了礼乐文明的固化“体统”、窠臼，思想得到空前解放，百家争鸣，曙光微露。正是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背景下，才能体会到老子“爱民治国”、孔子朝思暮想恢复文质彬彬周礼、墨子“非攻”“兼爱”、孟子“仁者無敌”理想的现实作用和价值;体会到《尚书·大禹谟》“刑期于无刑”、《易传》“保合泰和”、《老子》“泰顺”、《论语》“无讼”、《礼记》“大同”美好社会愿景的时代先锋意义。人们认识到“欲”为“乱”之根，努力倡导消除利己主义。不仅亟需建构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也迫切需要以“恻隐之心”，建构“利他”的“道德秩序”“心灵秩序”。特别强调“仁者爱人”价值主题、行为导向，强调“唯不争，故无尤”的社会和谐、内心和谐。
　　再回到夫差与勾践。其秉持的不同文化，导致了天壤之别的命运。勾践为了复仇，暂时将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本性敛藏起来，将真实面目遮盖起来，以“仁慈”“和善”面目示人。心思缜密，老谋深算，耍两面派，“玩心眼”，是政坛好“演员”、老狐狸。夫差角力逐武，逞强斗狠，“死心眼”，“一根筋”，钻牛角尖，有些许“幼稚”“天真”“率性”。当狼烟消散，烽火熄灭，金戈铁马的疆场沉寂，诸侯谢幕，时代落幕，蓦然回首，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