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2月26日，大学生孟瑞鹏因落水救人而牺牲。
　　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瞟了一眼，并未深究——和那些更加耸动的新闻标题和内容相比，这条“不足为奇”的社会新闻很快被我搁置一边，成了旧闻。
　　第二次注意到这个消息，是媒体报道孟瑞鹏所救两个女童的母亲，不承认他救人，坚称孟瑞鹏是自己不小心落水。事件持续发酵，最后迫于媒体的压力，那位母亲承认确是孟救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面对央视的镜头和董倩咄咄逼人的提问，母亲卢小利像是受惊的小鹿，同时又充满着撒谎后的悔恨。
　　在3月初，同事联系到一条采访线索——孟瑞鹏所在学校的一位老师将校友捐款亲手交到孟瑞鹏家人手中，我们对此做了独家的跟踪报道。而后我联系到瑞鹏所在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听了听他对事件全程的描述。他说当时虽已有一些报道，但还是不够深入，如果我能深入采访事件的全程，写出一篇详尽而感人的报告文学，既能宣扬瑞鹏舍己救人的精神，也是对事件全貌的一份完整记录。
　　对于即将开始的这次采访，我的心情是“诚惶诚恐”的，一是我资历尚浅，对报告文学写作的要求尚不明确，对于是否能把这篇报告文学写好我的内心是存疑的；二是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少见的新闻故事，我并不确定是否能够挖掘到更深层次的内容，不确定是否能以更特别的视角来书写。
　　这些顾虑并不是出于不自信，而是正视将要面对的困难。然而，面对越有挑战性的事情，我反而越有硬着头皮应战的跃跃欲试的劲头。我深知，想要成功地写出这篇文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做采访。
　　第一个受访者是瑞鹏生前所在学院的荣四海书记。作为学校与瑞鹏家人之间的联系人，他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及学校所做的各种努力——其实最初瑞鹏所在乡里的派出所已经认定卢小利的说法，若不是学校从中间调停，瑞鹏所在村的村民可能会与乡政府产生冲突，而且整个事件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结果。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在我眼里“不足为奇”的新闻背后竟有这么多奇人奇事（然而这些复杂的故事背景，因其敏感的情节而不能写在文章中）。荣书记希望我将要创作的报告文学中能少一点对卢小利的批判，多一点正能量的宣扬，毕竟社会上对她的口诛笔伐太多了，已经让她几近崩溃了。他最后拿出一摞瑞鹏的同学们亲笔写的回忆文章交给我，说，你把这些拿回去看看吧，应该有用的。那天夜里，我拿出那些用各色笔迹写成的三十多篇文章认真读起来。而眼泪竟不自觉地流下来。一位女同学不在学习的状态，他会找她谈话；他用自己在课余时间卖电话卡赚的钱，买了一辆600块钱的二手电动车供同学们使用；学长要他帮忙卖粉条，他二话不说就从外地赶回来……一个诚实、热情的大男孩，一个自律、负责任的班长跃于纸上，然而，他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
　　之后我又到了瑞鹏的老家。瑞鹏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离世对于他的父母来说也许是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见到瑞鹏父母第一面时，他们仍是疲惫的面容，脸色蜡黄。我对瑞鹏母亲说，您和我讲讲瑞鹏以前的事吧。她平静地从瑞鹏出生时讲起，一件接着一件，仿佛那些事就在她眼前，讲到好玩的事情她嘴角也会泛出一丝微笑。但是她回忆的事情越临近2月26日，她的表情就越凝重。当她回忆起就在瑞鹏去世前两天，他还对爸妈说“再过一半年我毕业的时候就能自己挣钱了，再也不用你们出去辛苦打工了”，她终于忍不住哭了。眼窝浅、泪点低的我，也跟着抹眼泪。瑞鹏是个孝顺、懂事的儿子，这并不是父母对他的主观印象，整个村的村民都这样认为。
　　第一次见到瑞鹏生前的女友贝贝是在饭桌上，整场午饭她几乎未动筷子。坐在她旁边的我给她夹了块豆腐，她还用筷子将豆腐分成了几小块，只夹了其中一小块。她还未从瑞鹏去世的噩梦中惊醒。晚上我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和她几乎聊了整晚。我问了一个有些冒昧的问题，“你觉得瑞鹏的缺点是什么？”因为在了解了那么多信息之后，瑞鹏这个人似乎完美得有些不真实，我总想知道得更多。贝贝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瑞鹏这个人太傻了。” “他总想让每个人都变好，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好人，让社会变得更好。他知道社会仍然有许多阴暗面，可是他还是这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那些观点和做法。比如他当班长的时候，总想让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能积极向上，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他的努力也会白费，所以他会时常陷于痛苦之中。”和她深聊的那个夜晚，我忽然觉得自己离我即将要下笔写的这个人物更近了一些，我也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做出让他可能丧命的选择——其实不为“什么”，那是瑞鹏的本能反应，他根本没想到结果。
　　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然而现在我能以这样的方式与他相遇，我是幸运的。
　　文章的第一稿写成后，又根据杂志社领导提出的宝贵意见做了几次修改，最终写成了一篇名为《世上最傻的人》的报告文学并得以发表。
　　如今，荣四海书记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使瑞鹏的精神在大学生们中间传扬做着努力；瑞鹏的父母想要再生一个孩子，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胚胎移植；而贝贝，已经毕业了，在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和荣书记一样，我最担心的是贝贝。那天夜里贝贝对我说，以前宿舍里的女孩儿们都羡慕她有个对自己这么好的男朋友，现在瑞鹏走了，她都觉得自己在学校里都是低着头走路，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同学或同情或猎奇的目光。
　　在11月中旬时，我发短信问她现在还好么，她说，比之前好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生活肯定会越来越有希望的。”我这样回复她。
　　二
　　2015年7月底，中国文联联合河南省文联招募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门类的文艺志愿者，组队到河南商丘刘口乡刘灿村，对当地的100余名留守儿童开展为期一周的文艺支教志愿服务。而我有幸参与到这次活动的报道中。
　　作为一个全国文明村，刘灿村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物质条件，都比我想象中的那些留守乡村条件好了许多。比起中国文联另一支到贵州毕节的支教队伍，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好很多——虽然是集体宿舍，但是专门为我们新装了一台立式空调；虽然十几个人共用一个热水器，且水流细如小指，但是毕竟可以洗热水澡。也许受了“诗家不幸文章幸”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心底里反而希望条件能够再艰苦一些，这样写出的东西可能更有力一些。 　　然而，整个支教活动中，作为“局外人”的我所受的感动，并不比我想象中的少。
　　最初的感动是来自老师们，中国歌舞剧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志昕老师，提前准备了好几样礼物送给孩子们，有铅笔、五线谱本子、小玩具和印有“爸爸妈妈我们想念你”几个字的T恤。美术班的李彤老师不顾发烧和沙哑的喉咙坚持给孩子们上课。舞蹈班有个孩子叫刘丹，母亲不在身边，每天的脸蛋儿都是脏兮兮的，父亲干活挣钱根本顾不得照顾她。两个老师看到这情景，就自发地为她洗了个澡。
　　还有孩子们。每天孩子们都早早地来到教室，有时候甚至会催着老师赶紧上课。有次中午写稿时，一个小女孩儿跑到我们所住的宿舍敲了敲门，我去开门时，她问我，老师啥时候下来上课啊，我们都等了半个小时，又给我一根冰棍，让我转交给老师，而此时离上课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在课间休息的15分钟里，这帮孩子们仍然不知疲倦，舞蹈班的老师问孩子们想做什么游戏，孩子们说，还是想跳舞。我还记得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小事，有次和一个小女孩儿闲聊，忽然看到蜗牛在爬，觉得有意思，于是捡起来放在她手里，她这时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要拿给俺老师看看。”话语中的亲昵，让我听了也不免嫉妒。虽然只有几天，这些孩子已经把老师们当成最亲的人了，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都想第一个和他们分享。
　　在即将分别的那天，孩子们一直抱着老师们哭，哭得脸通红，哭得鼻涕流下来也顾不得擦。老师们自然也没能忍住，和孩子哭成一团。
　　中国文联志愿服务中心的李姐看到眼睛通红的我，不禁叹道：“你怎么也跟着哭起来了！”
　　志愿者们在离开刘灿村的大巴上收到了来自刘口村小学老师郭衍东的告别短信，上面写着：“一路顺风，代表孩子再谢谢你们！”这句话的后面，跟着三个哭的表情。在我眼里，这一句话，比孩子们最后抱着老师们哭着不愿离开的场景还要动人。这是一个乡村基层老师发自肺腑的话语。他想谢谢这些志愿者给孩子们带来新鲜的东西，让孩子们终于见到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歌唱家和传说中的“博士后”，想谢谢这几天来志愿者们的辛苦付出，但他最想感谢的是，志愿者们快乐地陪伴了孩子们几天，虽然只有一周时间，却切切实实地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
　　在志愿者们离开之后，郭衍东仍然要奋战在乡村教育的第一线。然而，他并不孤单。就在此次支教活动结束不久的2015年9月，马云发起了“乡村教师计划”，每年拨出1000万奖励给优秀的乡村教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乡村教师和留守儿童，而我们这些媒体人也会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尽一份力。
　　201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和我采访过的那些陌生人相遇，之后我们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前行。也许我和他们以后永远不会再遇到，可是我们这些各自运转的小星球，却因着善良、信念和努力所发出的光，照亮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