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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勒菲弗尔从宏观的文化视角审视译者对翻译的操控，提出了控制“改写论”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受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启发，本文对译者在语言文字转换中隐含的文化意识形态信息进行分析，深层次挖掘操控论中“意识形态”在译文文本建构中的体现，揭示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在译文文本中的渗透方式，分析译者对原文文本及目的语文本的操控作用。
关键词：勒菲弗尔；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文本建构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20世纪下半叶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翻译改写论 “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藩篱所缚的翻译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杨柳，2010：2）
“操纵”观最早出现在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的著作中，他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操纵。”（Hermans， 1985：10）勒菲弗尔对该理论成果进行了发展。他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这三个因素置于文化广阔的环境之下，隐匿于译者的行文之中，操控着整个翻译过程。
一、文本意识
“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存在。铁木志科（Tymoczko）在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中也提到：“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以及译者在其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李欣，2001：4）翻译不可能脱离文化语境在真空中进行单独操作。从本质上看，翻译是对异域文化意识形态的间接渗透，深深地刻有价值体系、话语权利、阶级利益等文化软实力的烙印。译者在对源语文本操控处理时，不得不权衡其间的各种因素，保留其精髓，寻求文化因素的平衡。成功的译本往往是从对抗走向妥协，从妥协走向平衡，再从平衡走向繁荣。勒菲弗尔曾做出如下陈述：“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王东风，2003：16）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其提出者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还 “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阿尔都塞，2011：281）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不只是个人的自由创造，而是服务于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特定的出版机构、新闻机构、大众传媒、读者紧密相连。并且“艺术文本的意义得以实现是由具体话语间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文本是在一定场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被消费的。社会现实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被建构、生产和阐释出来的。”（刘军平，2013：427）
二、操控论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文本建构
从对“意识形态”到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和个人层面，掌握权利的阶级会通过生产生活方式，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渗透，又会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言语对文化进行渗透。以隐形的“霸权”方式传递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雷蒙·威廉斯曾对“霸权”做出过这样的定义：“霸权是意义和价值的生活系统，构成了它所体验的实践，并相互证明……从最丰富的含义来说，霸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看做是某种特殊阶级对生命的控制和臣服。”（Williams Raymond， 1998：1159）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译本的出版、发行、管制，无不体现着目的语受众的需要、赞助人的意志、原文的声望及权利机关的期待等因素。它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代表具有话语权的阶级，将深藏在文字之下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传达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披上赞助人外衣的“意识形态”文本的建构，正如勒菲弗尔所说“有权势的人或机构，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和文学改写。”（Lefevere，1992：15）译者的改写不是无中生有，是隐藏在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权利之下，以观念的形式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进行冲刷，随后留存下来。这种观念意识的物化形式是在对源语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的，译者透彻理解文本的精髓，读出文本的不同层面的信息，了解到文本间的缺失、空白和疏离，通过了解作者无意识的投射，理解出隐藏的不可见的话语，并将阶级或是赞助人的意识融入进来，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新建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悄悄塞给目的语受众的精神观念，通过对这种躲藏在头脑中的抽象观念加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操控，使之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最后成为平凡的、不言自明的存在。
在勒菲弗尔看来，这种对源语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根源在于某种社会团体分享了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一旦源语与目的语的价值观产生冲突，译者或文本操控者就会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对敏感文本做出调停。即《易经》中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调停就是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的干预，以自己的知识信仰取代原文。”（刘军平，2013：428）意识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钢盔。曾经被一度禁止的意识形态可能重新畅销，成为主流；边缘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态的改变而再度走向中心。
三、“意识形态”文本建构在翻译中的体现——以理雅各《诗经》为例
理雅各是英国传教士，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宗教传统熏陶。长大后曾在希伯利神学院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此外他还深谙中国文化。在香港的尽30年时间里，他肩负着传教的使命。
初译《诗经》时，他被包裹在传教这一巨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襁褓中，身上套有传教士的精神枷锁，意识里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思想和阶级优越感。因而早期的《诗经》译本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阶级的色彩，带有基督教的印记。
之后，布切尔发表在《爱丁堡周刊》上的论文让他如梦初醒。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待中国经典及中国圣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太冷漠”、“太苛刻”、“太武断”，他开始意识到这块襁褓对他的束缚和钳制，在文化广阔的背景下，思想根基开始动摇。从香港回国前的一段时间，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朝圣之旅”，亲身探寻中国先哲遗留下来的印记，受到了强大的国学思想的猛烈冲击，他的态度开始缓和。1873年4月21日，理雅各登上天坛，他肃然起敬，竟不禁脱下了鞋子。而这“对于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种极端的、令人惊讶的举动。”（姜燕，2013：95）自此包裹他的精神襁褓开始松弛，意识形态开始转变，他开始了对文化刨根问底地重新思考。所以，再译《诗经》时，他的态度变得真诚宽容，译文文本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四、结语
勒菲弗尔控制论的相关理论，为我们理解译者的文本建构思想和特点提供了视角和参照。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译者会潜移默化地将他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诗学理念和价值观念等因素渗透在译文中，隐藏在译文的文字之下。在对原文文本的重新建构中，译者的思想得以彰显和表达。
参考文献
[1]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Worcesler， 1985.
[3]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in David H. Richter ed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 Tes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edford/St. Martin’s， 1998.
[4] 姜燕.《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5]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M].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7] 李欣.翻译的换译过程— Mania Tymoczko教授论翻译 [J]. 福建外语，2001.
[8]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J]. 中国翻译，2003.
[9] 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 [M]. 科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勒菲弗尔；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文本建构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20世纪下半叶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翻译改写论 “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藩篱所缚的翻译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杨柳，2010：2）
“操纵”观最早出现在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的著作中，他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操纵。”（Hermans， 1985：10）勒菲弗尔对该理论成果进行了发展。他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这三个因素置于文化广阔的环境之下，隐匿于译者的行文之中，操控着整个翻译过程。
一、文本意识
“意识形态”来源于社会存在。铁木志科（Tymoczko）在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中也提到：“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以及译者在其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李欣，2001：4）翻译不可能脱离文化语境在真空中进行单独操作。从本质上看，翻译是对异域文化意识形态的间接渗透，深深地刻有价值体系、话语权利、阶级利益等文化软实力的烙印。译者在对源语文本操控处理时，不得不权衡其间的各种因素，保留其精髓，寻求文化因素的平衡。成功的译本往往是从对抗走向妥协，从妥协走向平衡，再从平衡走向繁荣。勒菲弗尔曾做出如下陈述：“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王东风，2003：16）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而其提出者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还 “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阿尔都塞，2011：281）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不只是个人的自由创造，而是服务于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特定的出版机构、新闻机构、大众传媒、读者紧密相连。并且“艺术文本的意义得以实现是由具体话语间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文本是在一定场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被消费的。社会现实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被建构、生产和阐释出来的。”（刘军平，2013：427）
二、操控论视角下的“意识形态”文本建构
从对“意识形态”到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和个人层面，掌握权利的阶级会通过生产生活方式，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渗透，又会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言语对文化进行渗透。以隐形的“霸权”方式传递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雷蒙·威廉斯曾对“霸权”做出过这样的定义：“霸权是意义和价值的生活系统，构成了它所体验的实践，并相互证明……从最丰富的含义来说，霸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看做是某种特殊阶级对生命的控制和臣服。”（Williams Raymond， 1998：1159）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译本的出版、发行、管制，无不体现着目的语受众的需要、赞助人的意志、原文的声望及权利机关的期待等因素。它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代表具有话语权的阶级，将深藏在文字之下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传达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披上赞助人外衣的“意识形态”文本的建构，正如勒菲弗尔所说“有权势的人或机构，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和文学改写。”（Lefevere，1992：15）译者的改写不是无中生有，是隐藏在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权利之下，以观念的形式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进行冲刷，随后留存下来。这种观念意识的物化形式是在对源语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进行的，译者透彻理解文本的精髓，读出文本的不同层面的信息，了解到文本间的缺失、空白和疏离，通过了解作者无意识的投射，理解出隐藏的不可见的话语，并将阶级或是赞助人的意识融入进来，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新建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悄悄塞给目的语受众的精神观念，通过对这种躲藏在头脑中的抽象观念加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操控，使之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最后成为平凡的、不言自明的存在。
在勒菲弗尔看来，这种对源语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根源在于某种社会团体分享了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一旦源语与目的语的价值观产生冲突，译者或文本操控者就会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对敏感文本做出调停。即《易经》中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调停就是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对文本进行的干预，以自己的知识信仰取代原文。”（刘军平，2013：428）意识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钢盔。曾经被一度禁止的意识形态可能重新畅销，成为主流；边缘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态的改变而再度走向中心。
三、“意识形态”文本建构在翻译中的体现——以理雅各《诗经》为例
理雅各是英国传教士，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宗教传统熏陶。长大后曾在希伯利神学院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此外他还深谙中国文化。在香港的尽30年时间里，他肩负着传教的使命。
初译《诗经》时，他被包裹在传教这一巨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襁褓中，身上套有传教士的精神枷锁，意识里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思想和阶级优越感。因而早期的《诗经》译本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阶级的色彩，带有基督教的印记。
之后，布切尔发表在《爱丁堡周刊》上的论文让他如梦初醒。他开始反思自己对待中国经典及中国圣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太冷漠”、“太苛刻”、“太武断”，他开始意识到这块襁褓对他的束缚和钳制，在文化广阔的背景下，思想根基开始动摇。从香港回国前的一段时间，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朝圣之旅”，亲身探寻中国先哲遗留下来的印记，受到了强大的国学思想的猛烈冲击，他的态度开始缓和。1873年4月21日，理雅各登上天坛，他肃然起敬，竟不禁脱下了鞋子。而这“对于当时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种极端的、令人惊讶的举动。”（姜燕，2013：95）自此包裹他的精神襁褓开始松弛，意识形态开始转变，他开始了对文化刨根问底地重新思考。所以，再译《诗经》时，他的态度变得真诚宽容，译文文本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四、结语
勒菲弗尔控制论的相关理论，为我们理解译者的文本建构思想和特点提供了视角和参照。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译者会潜移默化地将他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诗学理念和价值观念等因素渗透在译文中，隐藏在译文的文字之下。在对原文文本的重新建构中，译者的思想得以彰显和表达。
参考文献
[1]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Worcesler， 1985.
[3]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in David H. Richter ed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 Tes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edford/St. Martin’s， 1998.
[4] 姜燕.《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M].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5]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6]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M].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7] 李欣.翻译的换译过程— Mania Tymoczko教授论翻译 [J]. 福建外语，2001.
[8]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J]. 中国翻译，2003.
[9] 杨柳.《翻译诗学与意识形态》 [M]. 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