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孔乙己，人们很快会想到这么一些评价：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好吃懒做的读书人、封建文化教育的殉葬品，等等。这样的解读，细细想来，有些道理却又有些偏颇。我们应该联系鲁迅在杂文中流露的一些思想，以及他本人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评价，透过文本的表象，探究作家心灵深处的声音。
　　一、“回”字的四种写法并不可笑
　　鲁迅对笔下人物孔乙己到底是持有嘲笑还是同情的态度呢?我们翻开他的《自选集·自序》：“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的眼神总是特别犀利，能看到很多表象下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失望了还要提笔呢?他这样解释：“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可见，鲁迅更注重对时代暗疾的揭露，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他的忧思所在。
　　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所处的时代，时代背景是考察一个人物的重要参考元素。孔乙己活动的背景是鲁镇，一个不大的地方。他经常出现的地方又局限在成亨酒店，在这个小小的社会舞台上，各色人等悄悄出场。鲁迅借酒店的小伙计——“我”的眼睛见证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一群喝酒的看客，总是把孔乙己当成笑料。孔乙己真的很可笑吗?从外貌上看，孔乙己或许是可笑的，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从举止上看，孔乙己或许也是可笑的，他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从身份上看，孔乙己是真的可笑了，他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越过越穷。总之，孔乙己是一个众人眼里可有可无的人物，一个社会并不认可的失败的读书人，一个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经济地位的可笑者。因而，小说中最可笑的一幕，就在于他很诚恳地教“我”一个知识——“回”字的四种写法。文中的“我”是愈加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留下孔乙己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而这也被后来的阅读者作为孔乙己迂腐可笑，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确凿证据。然而，试想，假设是丁举人谈论“回”字的四种写法，结论又会怎样呢?况且，从古汉语的角度来说，“回”字确实有这样几种写法，这种钻研知识的态度有什么可笑呢?说到底，人们笑的并不是“回”字的四种写法，而是连生活都不能自保的孔乙己居然掌握这个知识的可笑性。在笑声中，人们更关心的是利与禄，只要可以挣到钱，酒店可以味着良心在酒里“羼水”，连掌柜关心孔乙己最近来没来都是因为孔乙己还差他十九个铜板。
　　鲁迅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孔乙己的“回”字四种写法，笔墨中恰恰饱含了一种心酸，一种对没落知识分子的无比同情。鲁迅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时期，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里，军阀混战，社会情况异常黑暗混乱，在苦闷和沉思中，鲁迅辑录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然而饱读诗书却无处可用的悲凉感常常向他袭来。他要批判的恰恰是这种社会现象。他在杂文中说，中国社会自古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贼”，而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在杂文《听说梦》中，鲁迅说：“《东方杂志》的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用弗洛伊德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个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弗洛伊德以被压抑为梦的根底_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联结了起来。”《孔乙己》中的丁举人虽然没有出场，但是他的淫威却不小。他可以强行命令孔乙己写服辩，动用私刑打了孔乙己大半夜，以致打折了腿。丁举人因为是仕途的成功者，他成了和孔乙己截然不同的上层阶级，掌握了乡人的生杀大权，这正是鲁迅愤怒的地方。和丁举人类似的上层阶级还有很多：《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可以从精神上致祥林嫂于死地；《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连阿Q的姓名权都可以剥夺；《风波》里的赵七爷可以吓唬七斤……这些乡间的上层阶级，用手中的权力欺压和虐杀普通民众。鲁迅越是写孔乙己的迂腐可笑、善良软弱、贫穷无助，就越能激起人们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的质疑。
　　二、杯酒解愁愁更愁
　　在小说中，孔乙己是贫困的，吃饭都成问题，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常常到咸亨酒店喝酒呢?喝酒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汉娜·阿伦特曾说：一个人是“谁”，只能依靠自我的言说和行动，在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中，通过他人的看和听得到承认。他人的在场不仅是自我存在的条件，而且验证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孔乙己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呢，他连名字都被人忘却，“孔乙己”只是大家给他起的绰号。中国人自古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民间讲究显亲，讲究扬名，大夫土子们讲究立身立言，彰显令名。而孔乙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却陷入一种无名的困境。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纵观鲁迅其他的小说，悲剧人物往往也是无从考证姓名的，阿Q要姓赵，被赵太爷教训了一顿；祥林嫂只知道她的第一个丈夫叫祥林……这些底层人物在一出场就被刻上了悲伤的记号。
　　孔乙己应该是有本名的，然而短衣帮、酒店掌柜，包括小伙计“我”却都喊他的绰号，不是因为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不是因为他满口之乎者也，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他科举榜上无名，又没钱。就凭这一点，什么人都可以喊他的绰号取笑他，取笑的话题无非他是否偷窃，是否被打，连个秀才也捞不到之类的事情。孔乙己是否偷书，按他自己的辩解，似乎没有；是否被打，他总是搪塞，说自己跌断了腿：然而关于考秀才的事，“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可见，这才是他心灵深处的致命伤。一方面，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另一方面，君子安贫乐道，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最高要求，现实生活中，安贫乐道却很难做到。孔乙己虽然也说“君子固穷”之类的话语，引来的不过是一阵嘲笑，他的内心是凄苦而悲凉的。从精神上说，孔乙己在鲁镇孤独而焦虑，因而，他的喝酒，既不是文人的雅兴之至，也不像短衣帮为了解乏，更多的是消愁。如果说窃书的孔乙己是世俗中无奈的落魄人，那么酒店里的孔乙己则是个坚守文人最后那点气节的穷苦知识分子，这也正是为什么孔乙己穷困至极还要来喝酒，喝酒还尽量不欠酒钱的原因。虽然酒店里没有一个能了解他的人，但他也从不去打听、嘲笑他人，至少没有同流合污做个看客。他在这个让他忘却忧愁的地方教小伙计认“回”的四种写法，分茴香豆给小孩子吃，文人的善良天真跃然纸上。可是，社会现实是残酷的，酒店老板和短衣帮的嘲笑、小孩子的不懂事的哄笑，常常让他触及自己的伤疤。 　　三、笑声背后的辛酸眼泪
　　《孔乙己》中，最大的看点就是看客的笑，几乎孔乙己一出场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笑声：酒店掌柜的“取笑”，短衣帮的“哄笑”，小伙计“附和着的笑”，孩子们莫名其妙的笑……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任意取笑孔乙己。他们笑得那么快活，从不怜惜孔乙己的不幸，在这笑声中，我们看到了病态社会中人情的冷漠，人心的麻木。
　　鲁迅对这种病态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药》里，夏瑜的伯父可以出卖自己的侄儿，老栓可以为了儿子购买革命者的鲜血，还有那些半夜起来专为看杀头的群众；在《祝福》里，女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引导祥林嫂讲自己的不幸遭遇，柳妈用鬼神论吓唬同一阶层的祥林嫂……鲁迅非常深刻地批判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这种冷漠心理，这也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劣根性——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俄文译本阿氏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指出：“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鲁迅最深广的忧愤，不仅是看到人们对孔乙己的冷酷，而且是看到这些人本身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自觉。在《沙》中，鲁迅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讲倒霉的责任，归之于大家……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每一个今天的看客都必将成为明天的被看者。看与被看者都没有觉察出自身的悲哀，在嘲笑别人的快活里暂且坐稳奴隶度日。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说“大约”是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孔乙己死：说“的确”，因为有两年都没有再看见孔乙己。鲁迅先生最深广的忧愤在于，他看到孔乙己的死因不仅是肉体的衰亡，更是灵魂先于肉体的寂灭。生活的困顿、人们的冷酷、社会的制度都成为人物悲剧的因素。而这些还活着的人本身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自觉，当他们在孔乙己面前麻木地“快活”着的时候，不曾意识到，事实上，他们身上也同样负荷着引起人麻木地“快活”的命运。鲁迅在《孔乙己》中所抨击的主要对象是整个的封建制度，它是造成人们之间的不理解和冷酷无情以及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像孔乙己一样的落魄知识分子也许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坚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固守清贫，没有一官半职，受尽世人嘲笑，他们的抗争最终都是以灵魂先于肉体的死亡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个人的不幸。在麻木的看客的笑声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流着辛酸的眼泪祭祀这位普通的穷困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