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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演员、导演、监制，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19届华鼎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目前，其主演电影的累计票房已超过150亿元。
后来他当导演，挑战自己并不最擅长的“寓言故事”;再后来，他做监制，发掘、培养、扶持优秀青年导演，最新监制的电影为近期上映的《风平浪静》。他说，扶植一个年轻导演，就是等于扶植了一帮年轻电影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黄渤。
记者：曾经的你，连考三年才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配音系。你是不是特别爱表演？
黄渤：考配音系，其实挺功利的。当时第一年没考上，就留在学院进修了一年，还组织了会演，老师挺满意的。第二年老师找到我，说新加了配音专业，要不要试试？我听了一节课就被惊住了，老师是配《乱世佳人》的徐燕，平平淡淡的一篇小散文，她念得让我毛孔都张开了。我考虑了一下：学配音，以后不是多一门技术吗？多了个吃饭的家伙什儿。
我对什么事情都爱钻研。刚上电影学院，朋友介绍了一个电视剧，杨亚洲执导的，戏份不多但也挺重要，上来就“绑架”了袁泉。我到现场，副导演一看到我的长相就喊：“这怎么行啊！”一点都不给我面子。不过我没走，副导演叫我先把服装换好，说是让导演看看我行不行。第一条下来导演就说过了，但我说：“我换个演法。”第二条，又说好。我说“我还准备了一种。”导演道不用了，说“我下面还有个戏，你把联系方式留给副导演”。这以后，副导演就开始跟我拍肩膀、称兄道弟了。
记者：现在表演还能让你兴奋吗？
黄渤：能啊！去年我在《我和我的祖国》第一个故事里演了工程师林治远，今年又在《夺冠》里演了女排教练。这两个角色，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从创作上来说，表演完全忠于“角色”，还是注入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难掌控好的平衡。对我来说，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去体验这个人物在自己的工作中以及剧情中的处境和想法。每一次创作都是摸索，我特别怕演一个已经知道结果的角色，有时候人物建立、推翻、重塑，我很享受这个摸索的过程。
记者：您连续两年在《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中奉献了重磅表演。这类作品，似乎和观众特别熟悉的那个擅长塑造小人物的、擅于讽刺、黑色幽默的黄渤不太一样？
黄渤：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对于创作者而言始终不变的是“拍出真正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电影”。“祖国”和“家乡”，这都是一个个中国故事，而且是跟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故事，在电影院里面也能够感受到观众跟这个电影之间的情感共鸣。当然，能与观众发生情感共振不一定都是正能量的歌颂，有时幽默和讽刺的表现手法也会很受观众喜欢。包括拍《杀生》《亲爱的》这样的片子的时候，我也会跟导演沟通，在表达的同时能不能兼顾市场性、商业性？没有必要非要皱着眉头说一件事。
记者：但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却不是你最擅长的喜剧片？
黄渤：2017年我拍《一出好戏》，是我导演的第一部戏，睡得少、压力大。拍完又辛苦地剪辑了一年，上映后票房很快超过10亿元，却还是有人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其实，票房也好，荣誉也好，幸运也好，努力也好，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我也可以选一部喜剧来执导，更驾轻就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但那不值得我把三年扔进去。
记者：那么第二部导演作品有计划了吗？
黄渤：还没有。我只是想做那些能让自己兴奋的事情。做导演，得有足够表达的冲动。
记者：那么，现在什么事会让你感到兴奋呢？
黄渤：还是有很多事情的。比如今年7月份到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飞机落地上海的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想好第二天开幕论坛上要说些什么。就是很高兴，跟大家又聚在了上海。其实，“高兴”并不能完整概括那大半年的心情。中国电影这些年一直在高速发展，市场在变大，票房在增长，年复一年，我们都会对下一年充满期望。忽然新冠疫情来了，忽然一切都停摆了，我们会替院线同行担忧，也会忐忑创作环境的变化。所幸，现在电影院恢复营业，座位限制不断放宽，一切慢慢好了起来。
以往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家一起聊产业发展，聊宣发策略，聊海外发行，收获满满。但今年，我觉得类型啊，特效啊，还有很多其他细枝末节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了，“电影节”三个字本身就足够分量，是一场仪式，是鼓励，是信心。我尤其想给年轻电影人多一些鼓励，好让他们坚持创新，不断探索，最终闯出一条路，迈向中国电影工业的新时代。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在做“HB U（黄渤加你）”新导演助力计划，这是抱着怎样的初衷？
黄渤：好多年前就一直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一方面入行许多年，除了得到观众的喜欢，还在专业能力上和产业资源上有了一些积累，我想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其实，扶植一个年轻导演，就是等于扶植了一帮年轻电影人。每个年轻导演背后都有一群跟着他摸爬滚打的年轻电影人，可能是摄影师、美术指导等等，比如当年的宁浩，他们都会慢慢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所以从某些意义上而言，对年轻导演的扶植尤其珍贵。
记者：作为“过来人”，你会对青年导演们给出具体的建议吗？
黄渤：我非常享受跟年轻电影人一起创作的乐趣。从剧本策划阶段，我就跟他们一起讨论剧作结构，一起挑选演员，一起拍摄、剪辑、配乐，我都很乐意参与其中。但在宏观上，我想跟他们分享两点，一是创作的时候面对镜头，面对影像的方方面面的限制，有时候还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但这也是引导我们能够一步步走下去的动力。如果生来都是电影大师的话，也是很没意思的（笑）。二是你要让市场认可你，首先第一点就要做到——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别赔钱。这是在树立第二部片子还有人给你投资的一个信心。
记者：“HB U”计划最近跟观众见面的电影，入圍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片单，是展映期间收获良好口碑和热议话题的电影《风平浪静》，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黄渤：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的作品本人没有出现在镜头里。这部电影，尤其是李霄峰导演，在这个时代，都是不太一样的存在，我很自豪能成为他的监制。《风平浪静》讲述的是章宇饰演的宋浩高考保送名额被顶替，命运的波澜将他卷入一桩血案，人生自此失控的故事。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有媒体和影迷夸赞我们“是当下很‘敢’于去表达的示范”，这要大家去看了才算，但起码我们是今年影院复工以来华语电影市场第一部定档的犯罪类型影片。我们给影片前前后后起过的片名不下几十个，当时我还说，叫“风平浪静”不好，年轻导演就该大风大浪里闯一下，就该“披荆斩棘”。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四字挺好的，顺耳，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点点心愿。
采写：孙佳音
黄渤，演员、导演、监制，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19届华鼎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目前，其主演电影的累计票房已超过150亿元。
后来他当导演，挑战自己并不最擅长的“寓言故事”;再后来，他做监制，发掘、培养、扶持优秀青年导演，最新监制的电影为近期上映的《风平浪静》。他说，扶植一个年轻导演，就是等于扶植了一帮年轻电影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黄渤。
记者：曾经的你，连考三年才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配音系。你是不是特别爱表演？
黄渤：考配音系，其实挺功利的。当时第一年没考上，就留在学院进修了一年，还组织了会演，老师挺满意的。第二年老师找到我，说新加了配音专业，要不要试试？我听了一节课就被惊住了，老师是配《乱世佳人》的徐燕，平平淡淡的一篇小散文，她念得让我毛孔都张开了。我考虑了一下：学配音，以后不是多一门技术吗？多了个吃饭的家伙什儿。
我对什么事情都爱钻研。刚上电影学院，朋友介绍了一个电视剧，杨亚洲执导的，戏份不多但也挺重要，上来就“绑架”了袁泉。我到现场，副导演一看到我的长相就喊：“这怎么行啊！”一点都不给我面子。不过我没走，副导演叫我先把服装换好，说是让导演看看我行不行。第一条下来导演就说过了，但我说：“我换个演法。”第二条，又说好。我说“我还准备了一种。”导演道不用了，说“我下面还有个戏，你把联系方式留给副导演”。这以后，副导演就开始跟我拍肩膀、称兄道弟了。
记者：现在表演还能让你兴奋吗？
黄渤：能啊！去年我在《我和我的祖国》第一个故事里演了工程师林治远，今年又在《夺冠》里演了女排教练。这两个角色，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从创作上来说，表演完全忠于“角色”，还是注入自己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难掌控好的平衡。对我来说，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去体验这个人物在自己的工作中以及剧情中的处境和想法。每一次创作都是摸索，我特别怕演一个已经知道结果的角色，有时候人物建立、推翻、重塑，我很享受这个摸索的过程。
记者：您连续两年在《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中奉献了重磅表演。这类作品，似乎和观众特别熟悉的那个擅长塑造小人物的、擅于讽刺、黑色幽默的黄渤不太一样？
黄渤：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对于创作者而言始终不变的是“拍出真正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电影”。“祖国”和“家乡”，这都是一个个中国故事，而且是跟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故事，在电影院里面也能够感受到观众跟这个电影之间的情感共鸣。当然，能与观众发生情感共振不一定都是正能量的歌颂，有时幽默和讽刺的表现手法也会很受观众喜欢。包括拍《杀生》《亲爱的》这样的片子的时候，我也会跟导演沟通，在表达的同时能不能兼顾市场性、商业性？没有必要非要皱着眉头说一件事。
记者：但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却不是你最擅长的喜剧片？
黄渤：2017年我拍《一出好戏》，是我导演的第一部戏，睡得少、压力大。拍完又辛苦地剪辑了一年，上映后票房很快超过10亿元，却还是有人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其实，票房也好，荣誉也好，幸运也好，努力也好，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我也可以选一部喜剧来执导，更驾轻就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但那不值得我把三年扔进去。
记者：那么第二部导演作品有计划了吗？
黄渤：还没有。我只是想做那些能让自己兴奋的事情。做导演，得有足够表达的冲动。
记者：那么，现在什么事会让你感到兴奋呢？
黄渤：还是有很多事情的。比如今年7月份到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飞机落地上海的时候，我甚至都还没有想好第二天开幕论坛上要说些什么。就是很高兴，跟大家又聚在了上海。其实，“高兴”并不能完整概括那大半年的心情。中国电影这些年一直在高速发展，市场在变大，票房在增长，年复一年，我们都会对下一年充满期望。忽然新冠疫情来了，忽然一切都停摆了，我们会替院线同行担忧，也会忐忑创作环境的变化。所幸，现在电影院恢复营业，座位限制不断放宽，一切慢慢好了起来。
以往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家一起聊产业发展，聊宣发策略，聊海外发行，收获满满。但今年，我觉得类型啊，特效啊，还有很多其他细枝末节的东西，都不那么重要了，“电影节”三个字本身就足够分量，是一场仪式，是鼓励，是信心。我尤其想给年轻电影人多一些鼓励，好让他们坚持创新，不断探索，最终闯出一条路，迈向中国电影工业的新时代。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在做“HB U（黄渤加你）”新导演助力计划，这是抱着怎样的初衷？
黄渤：好多年前就一直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一方面入行许多年，除了得到观众的喜欢，还在专业能力上和产业资源上有了一些积累，我想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其实，扶植一个年轻导演，就是等于扶植了一帮年轻电影人。每个年轻导演背后都有一群跟着他摸爬滚打的年轻电影人，可能是摄影师、美术指导等等，比如当年的宁浩，他们都会慢慢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所以从某些意义上而言，对年轻导演的扶植尤其珍贵。
记者：作为“过来人”，你会对青年导演们给出具体的建议吗？
黄渤：我非常享受跟年轻电影人一起创作的乐趣。从剧本策划阶段，我就跟他们一起讨论剧作结构，一起挑选演员，一起拍摄、剪辑、配乐，我都很乐意参与其中。但在宏观上，我想跟他们分享两点，一是创作的时候面对镜头，面对影像的方方面面的限制，有时候还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但这也是引导我们能够一步步走下去的动力。如果生来都是电影大师的话，也是很没意思的（笑）。二是你要让市场认可你，首先第一点就要做到——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对他们来说也是重要的——别赔钱。这是在树立第二部片子还有人给你投资的一个信心。
记者：“HB U”计划最近跟观众见面的电影，入圍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片单，是展映期间收获良好口碑和热议话题的电影《风平浪静》，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黄渤：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的作品本人没有出现在镜头里。这部电影，尤其是李霄峰导演，在这个时代，都是不太一样的存在，我很自豪能成为他的监制。《风平浪静》讲述的是章宇饰演的宋浩高考保送名额被顶替，命运的波澜将他卷入一桩血案，人生自此失控的故事。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有媒体和影迷夸赞我们“是当下很‘敢’于去表达的示范”，这要大家去看了才算，但起码我们是今年影院复工以来华语电影市场第一部定档的犯罪类型影片。我们给影片前前后后起过的片名不下几十个，当时我还说，叫“风平浪静”不好，年轻导演就该大风大浪里闯一下，就该“披荆斩棘”。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四字挺好的，顺耳，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点点心愿。
采写：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