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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助手、秘书、学生在陈老身边三十年，把人生最宝贵、美好，精力最旺盛的青春岁月都做了此工作。”这是刘乃和先生的一句话，可以概述她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关系。刘乃和先生生于1918年，祖父刘学谦与柯劭忞、徐世昌是同科进士;外祖父徐坊富藏书善鉴定，曾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副监督（副馆长）;父亲刘毓瑶字贡扬，长于金石书法。刘乃和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后留校，入史学研究所跟随陈垣先生攻读硕士并兼历史系助教;1947年硕士毕业后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专任助教，1949年晋升为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兼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文书科科长、陈垣校长秘书，直至1971年陈垣先生病逝。
抗战胜利后，陈垣先生看到日寇虽降而战事仍频，心情苦闷，隔三四天就去刘乃和家小坐，与她父亲谈书论篆，听她的母亲讲年轻时在家中听来的徐坊与柯劭忞、张之洞、缪荃孙等人的轶事趣闻。陈先生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请其南飞的邀约，1949年1月8日，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又派人来接他去机场，他一早就到刘家躲避，一直待到晚饭后才走。1949年2月1日，在柴德赓、刘乃和的陪同下，他从辅仁大学步行十几里到西直门大街，站在人行道上和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
陈垣先生多次邀请从解放区归来的刘乃和的二弟刘乃崇至家中，听他讲述解放区的见闻，并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手持放大镜一字一句认真阅读。1949年4月，受《新华日报》上刊登的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的启发，在大家的帮助下，陈垣先生决定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先生反复讲述，由刘乃和执笔，再经他亲笔改定而成《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1949年5月11日，这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1年5月28日，七十一岁的陈垣先生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总团长，在刘乃和等人的陪同下，带领五百三十一人分批由北京出发前往重庆，参加西南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刚到重庆，陈垣先生即开始闹肠胃病，总团部为照顾他的身体，准备让他与刘乃和等人坐镇重庆，后经争取，同意他们到巴县参加土改。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听刘乃和读土改材料、贫农悲惨控诉，陈垣先生多次流下热泪。9月27日，陈垣先生由重庆乘飞机回到北京。10月21日，他在西南土改工作团工作总结会上深情表示：“在实际斗争中，我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与无穷的智慧，看见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11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陈垣先生撰写的《我参加土地改革后思想上的转变》。
1959年1月28日，七十九岁的陈垣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12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回顾了自己以前的彷徨困惑，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辅仁大学反帝斗争，参加土改、反右运动，参加科学院学部工作和科学规划。此时正值全国史学工作者百余人齐集北京讨论中国历史提纲，唐长孺先生即席赋诗一首：“八十争光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衷。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花开彻骨红。”侯外庐撰写跋语，并执笔写在织锦封皮的宣纸册页上，出席会议的史学工作者一百零五人签名祝贺。
陈垣先生自1943年开始写作《通鉴胡注表微》，至1945年7月完成，刘乃和参与校勘。1949年前陈垣先生的著作大多发表在杂志上，也曾印成“励耘书屋丛刻”，包括八种著作（共十六册），由书店代售。1954年，书店屡次前来接洽，请陈垣先生考虑加印。那时已没有地方承印木板印刷，但他仍想找人自己印。刘乃和便骑自行车满城奔走，辗转找到会印刷的老工人訾瑞恒，并计算木板数量、纸墨质量、纸张大小和数量，购买纸墨，核算定价等。自1956年4月起，至1957年、1959年共印过三次，整印“励耘书屋丛刻”五十套左右，其余是散种，有多有少，印一次两次不等，大部分赠送给高校、研究机构和图书馆，也由“通学斋”、“修绠堂”、“来薰阁”等书店代卖给读者，刘乃和还负责登记账目。
1955年至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了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1958年出版分工调整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8月前重印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校勘学释例》、《释氏疑年录》等七种旧著。刘乃和负责与出版社沟通、点校旧著、起草重印说明、出席工作会议等具体事宜。其中《史讳举例》出版于1928年，是为纪念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而作，成书仓促，引文有误且未注明出处。刘乃和于1955年11月开始核校引书原文，至1956年8月校点完毕，正其谬误，补出卷数。陈垣先生在《重印后记》中称：“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在这部著作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陈垣先生著作中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陈垣先生自己也曾多次校过该书，有许多“乃和按”是他起草后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中西回史日历》出版于1925年，从公元元年编至1940年。1960年，中华书局纠结是出版《中西回史日历》还是出版《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向刘乃和咨询二书不同之处，她回复了一篇《重印说明》。后经征求多方意见，中华书局决定重印《中西回史日历》，刘乃和协助陈垣先生将“中西回史日历对照表”中的时间延长至两千年。
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展“四清”运动时，調查陈垣先生刷印木板书之事，工作组于7月8日和8月20日两次传唤刘乃和，让她上交书面材料，承担“偷税”的责任。至1966年7月，刘乃和两次被学校组织监禁，交代陈垣先生著作的出版情况，承担“违背了党的政策，破坏国家经济制度”的罪名。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不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还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自《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之后，刘乃和负责起草陈垣先生的所有文稿。
1958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划点校二十四史，1959年出版了《史记》点校本，1960年出版了《三国志》点校本。1961年，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成立了二十四史工作小组，确定了承担点校各史任务的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1961年2月25日，陈垣先生正式承接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整理工作。其实早在1960年9月，陈垣即开始为接受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做准备，他根据过去研究《旧五代史》的经验撰写了《标点〈旧五代史〉问题》一文，内容包括引书卷数问题、附注问题、卷末考证问题、辑佚问题等，都是针对点校《旧五代史》所特有的情况而拟定（《旧五代史》并非原本流传，而是由后世辑佚编成）。这篇整理意见陈垣先生曾四易其稿，直到1963年11月23日才考虑成熟送交中华书局编辑部。
承担点校新、旧《五代史》的任务后，陈垣先生以柴德赓、刘乃和为助手，做了《〈新五代史〉不列传人名索引》、《〈旧五代史〉不列传人名索引》、《〈册府元龟〉部分人名索引》（唐朝末年的未包括在内）、《有关五代史论著书名录》、《五代十国年表》等工具书和索引，将《旧五代史》的熊本、刘本各与殿本对校，将刘本与熊本互校，列成各本的异同表。动手点校时，遇到疑难问题即用索引检查，利用本校、他校和对校等方法来校勘。1961年4月17日，陈垣先生在给蒙文通先生的回信中称：“敝处所标点《旧五代》，初稿虽早已完成，但尚须细细重勘数过，断不能如传说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4月28日，《文汇报》刊登了陈垣先生在刘乃和先生协助下整理新、旧《五代史》的照片，《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画报》等也相继登载宣传。1964年4月26日，经北京师范大学协商，柴德赓至北京协助点校新、旧《五代史》。1966年3月17日，中华书局赵守俨拜访陈垣先生，了解新、旧《五代史》的点校进度，说中宣部正在催促，中华书局拟于1969年国庆献礼，则各史须在1967年底交稿。
可惜，先是柴德赓于1966年6月14日被调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接着是刘乃和于当年7月被调离陈垣先生身边，到学校集训队学习、劳动。1967年5月15日，中华书局来人要走新、旧《五代史》的材料（新、旧《五代史》各一部，张森楷、张元济新、旧《五代史》校记，校勘记四本），声称将重新开始点校工作，人选未定。12月11日，中华书局又来二人取走刘乃和整理的《五代史》材料。至此，新、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彻底被搁置。1971年2月，九十一岁的陈垣先生已病重不能下床，开始鼻饲、导尿。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指示二十四史还要点校，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工作，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消息后，立即让刘乃和向住在他隔壁病房的顾颉刚先生表达心意，称“他对顾老负责此事，非常高兴，但对两部《五代史》未能继续完成，表示非常遗憾”。
刘乃和一生手勤笔勤，凡陈垣先生的字迹，她都片纸不遗地珍藏;聆听先生讲话或参加学术讲座以及出席各种会议时，她皆認真记录。
在陈垣先生“勤笔免思”的鼓励下，刘乃和记录了先生所谈自学过程、查书办法、治史心得、史籍优劣、写作的甘苦、思想的收获、做学问的得失，以及他吟咏的诗句、购买文物的乐趣、朋友的往来等，积累了六大厚本。陈垣先生把这六大本翻阅了几天，纠正了不少错误，补充了不少内容，并亲笔题名《集腋集》，副题是“励耘书屋论学记”，说“想不到平时随便讲的零散内容，记录积累了这样多”，“将来整理后可以出版，也可以叫作《陈垣语录》罢”。不幸的是，“四人帮”肆虐时，北师大造反派战斗队在陈垣先生书库乱翻了一天，说要翻检书中有无“反革命词句”。他们看到《集腋集》是钢笔记录，以为可能有“反革命”的内容就给抄走了，后散佚。目前，仅见第七册的两页零一行。
陈垣先生的原配夫人邓照圆久居广州，第三任夫人徐蕙龄久居天津，十一个子女中仅二子陈仲益留在北京，但并未生活在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定让刘乃和负责照顾陈垣先生的日常起居，还为陈垣先生另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
1966年7月，刘乃和先生被调离，到学校集训队学习、劳动。陈垣先生的二子陈仲益和保姆袁姐在家照顾他。10月17日，刘乃和从集训队出来，但被要求在校办参加“文化大革命”，被安排在大串联接待站的问讯处，不能回到陈垣先生身边工作，只得每隔几天找机会跑到陈垣先生家中，念念大字报或谈谈外边的情况。10月27日，八十六岁的陈垣先生睡觉翻身时摔到床下，摔坏了手指甲，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后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从床上跌到地上，自己爬起”。刘乃和后来一直把这张纸条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每看到它，总想起他那时的苦闷和恐惧不安的情景，仍不禁心酸落泪”。直到1970年1月6日，因陈垣先生的二子陈仲益病逝，刘乃和才被调回。
1971年6月21日，因肺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不治，九十一岁的陈垣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6月24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刘乃和曾回忆：开过追悼会后，她重回兴化寺街五号，院里屋里再也看不到励耘书屋主人了。她独坐在书屋外台阶上，感到异常空荡，满院满地碎纸残片，都是连日搬拉书籍什物时抛弃的。她在废物堆里捡到一些很好的字幅和残断篇页，还拾起几个小纸条。这些不起眼的小纸条是陈垣先生生前读书时随手记下夹在书里的，收拾书籍时抖落出来。小纸条上的字也可能是费多少时间才查出来的，但离开原书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她拿着拾起的废字卷、纸条等，不禁对着励耘书屋大声痛哭……
一
抗战胜利后，陈垣先生看到日寇虽降而战事仍频，心情苦闷，隔三四天就去刘乃和家小坐，与她父亲谈书论篆，听她的母亲讲年轻时在家中听来的徐坊与柯劭忞、张之洞、缪荃孙等人的轶事趣闻。陈先生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请其南飞的邀约，1949年1月8日，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又派人来接他去机场，他一早就到刘家躲避，一直待到晚饭后才走。1949年2月1日，在柴德赓、刘乃和的陪同下，他从辅仁大学步行十几里到西直门大街，站在人行道上和群众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
陈垣先生多次邀请从解放区归来的刘乃和的二弟刘乃崇至家中，听他讲述解放区的见闻，并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手持放大镜一字一句认真阅读。1949年4月，受《新华日报》上刊登的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的启发，在大家的帮助下，陈垣先生决定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先生反复讲述，由刘乃和执笔，再经他亲笔改定而成《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1949年5月11日，这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1年5月28日，七十一岁的陈垣先生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总团长，在刘乃和等人的陪同下，带领五百三十一人分批由北京出发前往重庆，参加西南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刚到重庆，陈垣先生即开始闹肠胃病，总团部为照顾他的身体，准备让他与刘乃和等人坐镇重庆，后经争取，同意他们到巴县参加土改。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听刘乃和读土改材料、贫农悲惨控诉，陈垣先生多次流下热泪。9月27日，陈垣先生由重庆乘飞机回到北京。10月21日，他在西南土改工作团工作总结会上深情表示：“在实际斗争中，我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与无穷的智慧，看见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11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陈垣先生撰写的《我参加土地改革后思想上的转变》。
1959年1月28日，七十九岁的陈垣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12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回顾了自己以前的彷徨困惑，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辅仁大学反帝斗争，参加土改、反右运动，参加科学院学部工作和科学规划。此时正值全国史学工作者百余人齐集北京讨论中国历史提纲，唐长孺先生即席赋诗一首：“八十争光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衷。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花开彻骨红。”侯外庐撰写跋语，并执笔写在织锦封皮的宣纸册页上，出席会议的史学工作者一百零五人签名祝贺。
二
陈垣先生自1943年开始写作《通鉴胡注表微》，至1945年7月完成，刘乃和参与校勘。1949年前陈垣先生的著作大多发表在杂志上，也曾印成“励耘书屋丛刻”，包括八种著作（共十六册），由书店代售。1954年，书店屡次前来接洽，请陈垣先生考虑加印。那时已没有地方承印木板印刷，但他仍想找人自己印。刘乃和便骑自行车满城奔走，辗转找到会印刷的老工人訾瑞恒，并计算木板数量、纸墨质量、纸张大小和数量，购买纸墨，核算定价等。自1956年4月起，至1957年、1959年共印过三次，整印“励耘书屋丛刻”五十套左右，其余是散种，有多有少，印一次两次不等，大部分赠送给高校、研究机构和图书馆，也由“通学斋”、“修绠堂”、“来薰阁”等书店代卖给读者，刘乃和还负责登记账目。
1955年至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了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1958年出版分工调整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8月前重印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校勘学释例》、《释氏疑年录》等七种旧著。刘乃和负责与出版社沟通、点校旧著、起草重印说明、出席工作会议等具体事宜。其中《史讳举例》出版于1928年，是为纪念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而作，成书仓促，引文有误且未注明出处。刘乃和于1955年11月开始核校引书原文，至1956年8月校点完毕，正其谬误，补出卷数。陈垣先生在《重印后记》中称：“今本系刘君乃和校本。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号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在这部著作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陈垣先生著作中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陈垣先生自己也曾多次校过该书，有许多“乃和按”是他起草后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中西回史日历》出版于1925年，从公元元年编至1940年。1960年，中华书局纠结是出版《中西回史日历》还是出版《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向刘乃和咨询二书不同之处，她回复了一篇《重印说明》。后经征求多方意见，中华书局决定重印《中西回史日历》，刘乃和协助陈垣先生将“中西回史日历对照表”中的时间延长至两千年。
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展“四清”运动时，調查陈垣先生刷印木板书之事，工作组于7月8日和8月20日两次传唤刘乃和，让她上交书面材料，承担“偷税”的责任。至1966年7月，刘乃和两次被学校组织监禁，交代陈垣先生著作的出版情况，承担“违背了党的政策，破坏国家经济制度”的罪名。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先生不仅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还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自《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之后，刘乃和负责起草陈垣先生的所有文稿。
三
1958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划点校二十四史，1959年出版了《史记》点校本，1960年出版了《三国志》点校本。1961年，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成立了二十四史工作小组，确定了承担点校各史任务的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1961年2月25日，陈垣先生正式承接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整理工作。其实早在1960年9月，陈垣即开始为接受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做准备，他根据过去研究《旧五代史》的经验撰写了《标点〈旧五代史〉问题》一文，内容包括引书卷数问题、附注问题、卷末考证问题、辑佚问题等，都是针对点校《旧五代史》所特有的情况而拟定（《旧五代史》并非原本流传，而是由后世辑佚编成）。这篇整理意见陈垣先生曾四易其稿，直到1963年11月23日才考虑成熟送交中华书局编辑部。
承担点校新、旧《五代史》的任务后，陈垣先生以柴德赓、刘乃和为助手，做了《〈新五代史〉不列传人名索引》、《〈旧五代史〉不列传人名索引》、《〈册府元龟〉部分人名索引》（唐朝末年的未包括在内）、《有关五代史论著书名录》、《五代十国年表》等工具书和索引，将《旧五代史》的熊本、刘本各与殿本对校，将刘本与熊本互校，列成各本的异同表。动手点校时，遇到疑难问题即用索引检查，利用本校、他校和对校等方法来校勘。1961年4月17日，陈垣先生在给蒙文通先生的回信中称：“敝处所标点《旧五代》，初稿虽早已完成，但尚须细细重勘数过，断不能如传说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4月28日，《文汇报》刊登了陈垣先生在刘乃和先生协助下整理新、旧《五代史》的照片，《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画报》等也相继登载宣传。1964年4月26日，经北京师范大学协商，柴德赓至北京协助点校新、旧《五代史》。1966年3月17日，中华书局赵守俨拜访陈垣先生，了解新、旧《五代史》的点校进度，说中宣部正在催促，中华书局拟于1969年国庆献礼，则各史须在1967年底交稿。
可惜，先是柴德赓于1966年6月14日被调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接着是刘乃和于当年7月被调离陈垣先生身边，到学校集训队学习、劳动。1967年5月15日，中华书局来人要走新、旧《五代史》的材料（新、旧《五代史》各一部，张森楷、张元济新、旧《五代史》校记，校勘记四本），声称将重新开始点校工作，人选未定。12月11日，中华书局又来二人取走刘乃和整理的《五代史》材料。至此，新、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彻底被搁置。1971年2月，九十一岁的陈垣先生已病重不能下床，开始鼻饲、导尿。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指示二十四史还要点校，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工作，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消息后，立即让刘乃和向住在他隔壁病房的顾颉刚先生表达心意，称“他对顾老负责此事，非常高兴，但对两部《五代史》未能继续完成，表示非常遗憾”。
四
刘乃和一生手勤笔勤，凡陈垣先生的字迹，她都片纸不遗地珍藏;聆听先生讲话或参加学术讲座以及出席各种会议时，她皆認真记录。
在陈垣先生“勤笔免思”的鼓励下，刘乃和记录了先生所谈自学过程、查书办法、治史心得、史籍优劣、写作的甘苦、思想的收获、做学问的得失，以及他吟咏的诗句、购买文物的乐趣、朋友的往来等，积累了六大厚本。陈垣先生把这六大本翻阅了几天，纠正了不少错误，补充了不少内容，并亲笔题名《集腋集》，副题是“励耘书屋论学记”，说“想不到平时随便讲的零散内容，记录积累了这样多”，“将来整理后可以出版，也可以叫作《陈垣语录》罢”。不幸的是，“四人帮”肆虐时，北师大造反派战斗队在陈垣先生书库乱翻了一天，说要翻检书中有无“反革命词句”。他们看到《集腋集》是钢笔记录，以为可能有“反革命”的内容就给抄走了，后散佚。目前，仅见第七册的两页零一行。
陈垣先生的原配夫人邓照圆久居广州，第三任夫人徐蕙龄久居天津，十一个子女中仅二子陈仲益留在北京，但并未生活在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定让刘乃和负责照顾陈垣先生的日常起居，还为陈垣先生另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
1966年7月，刘乃和先生被调离，到学校集训队学习、劳动。陈垣先生的二子陈仲益和保姆袁姐在家照顾他。10月17日，刘乃和从集训队出来，但被要求在校办参加“文化大革命”，被安排在大串联接待站的问讯处，不能回到陈垣先生身边工作，只得每隔几天找机会跑到陈垣先生家中，念念大字报或谈谈外边的情况。10月27日，八十六岁的陈垣先生睡觉翻身时摔到床下，摔坏了手指甲，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后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从床上跌到地上，自己爬起”。刘乃和后来一直把这张纸条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每看到它，总想起他那时的苦闷和恐惧不安的情景，仍不禁心酸落泪”。直到1970年1月6日，因陈垣先生的二子陈仲益病逝，刘乃和才被调回。
1971年6月21日，因肺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不治，九十一岁的陈垣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6月24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刘乃和曾回忆：开过追悼会后，她重回兴化寺街五号，院里屋里再也看不到励耘书屋主人了。她独坐在书屋外台阶上，感到异常空荡，满院满地碎纸残片，都是连日搬拉书籍什物时抛弃的。她在废物堆里捡到一些很好的字幅和残断篇页，还拾起几个小纸条。这些不起眼的小纸条是陈垣先生生前读书时随手记下夹在书里的，收拾书籍时抖落出来。小纸条上的字也可能是费多少时间才查出来的，但离开原书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她拿着拾起的废字卷、纸条等，不禁对着励耘书屋大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