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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的艺术气质非常独特，有很强的辨识度。其十几年来的童诗创作——包括带有实验性质的诗集《跟在李白身后》（2015）以及《乌鸦诗人》《狗尾草出嫁》《梦的门》《乌鸦诗人》（海燕出版社，2016年1月）、《狗尾草出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4月）、《梦的门》（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10月）。等几部近作在内，一直都在自觉地实践着“儿童精神与诗歌精神的内在融合和有机统一”王立春：《向着儿童诗的方向》，《文艺报》2008-03-15。的美学价值取向。
作为“素养型诗人”，王立春“既注意挖掘生活经验，又注意艺术素养的提高和对文化知识信息的收集”，谭旭东：《新生代儿童诗的可喜收获：评满族女诗人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不仅创作力持久，且质量颇高。她在挖掘生活经验与不断汲取营养、积累学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传统资源的激活与大胆创新。王立春赋予了平日里人们习焉不察而正日渐消亡的方言俚语、乡间童谣，或是古典文学、欧洲童话等传统经典以新的生命力，使其绽放出绚丽光彩与生机，其童诗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倾心构筑诗歌王国时，王立春始终深切关注当下儿童教育与成长问题，尤为注重通过诗歌对儿童施以“润物无声”的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培养其真善美的道德情操与健全的人格心智。同时，作者还对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异化现象，如应试教育的沉疴、生态危机，甚至民族性格的重铸等问题予以了深刻揭示与思考，突显了其诗歌思想性的深广度。
在施以情感教育、传达道理，抑或在发出强烈呼吁以及批判的同时，王立春的童诗并未因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度而削弱其审美特性。她始终站在儿童的立场，倾听儿童的心声，将“儿童精神”“诗歌精神”与“诗教”有机地融为一体。
一、对中西传统资源的激活与创新
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文字清新简洁，意境恬淡清逸，有“天然去雕饰”的淳朴之美。在情节构思、情境设置上，诗人颇为注重“通过陌生化方法追求差异性、新奇性”。这种打破传统常规思维范式的创新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的魅力与表现力。有论者指出，文学作品“思想价值的获得需以审美活动的成立为前提，而审美活动成立的前提是作品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让读者驻足，只有陌生化方法能赋予它这种魔力”。杨燕：《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第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而“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即是王立春儿童诗想象如此恣肆新奇、夸张怪诞，富有淘气顽皮的童真童趣的关键要素之一。
曾创作过朦胧诗的王立春在转向儿童文学领域之后，现代派诗歌的某些元素也她被娴熟巧妙地移用到了童诗写作中。她的童诗，构思精妙、想象力不凡，日常生活片段、花鸟虫鱼、季节变换、昼夜更迭等自然现象皆可入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大自然现象的审美化、“陌生化”手法，依托儿童视角和思维特性，加之生动细腻、妙趣横生的微观情境的精心构思营造，描绘出了一幅幅动态的、颇具吸引力的画面。
如《梦的门》，诗人将玩耍了一天的孩子带着疲惫进入甜美梦乡的情景，以形象生动而富有故事性的動态画面描摹出来：“夜来了/孩子放下游戏/急忙到梦里去”，沿着地板大街、穿过床上马路，拐出被子胡同，走进睡袍巷子，到了枕头小道的尽头，掀开梦帘，打开眼皮般大小的梦的门，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诗人依凭如此新奇的想象，把小孩入睡这一再平常不过的日常情景幻化为充满童趣的奇妙梦境之旅。
季节更替、风云雨雪变换等自然现象也被编织成了趣味童话。如把霜花比作梦给寒风讲故事，风因隔着玻璃听不见，就突发奇想，直接把梦境画在窗子上而成了霜花。当孩子醒来时，“梦跑了/风儿也赶紧 捂住了嘴巴//那满满的一窗 霜花呀/把孩子昨夜的梦全部暴露了/怪不得孩子都愿意/久久地看着霜花呢/……那是他们做过的梦啊”（《霜花》）。空气遇冷而凝结为冰晶的自然现象被诗人以有趣的小故事展现出来，如此有创意的新颖构思，比那种直白地书写赞美霜花的艺术效果无疑要好得多。
此外，《冰凌花》《房檐上的冰柱》《太阳老了》《胆小的月亮》等诗，将冬去春来、雨雪变换、冰消雪化的自然现象或是日月星辰的变化，如同情景剧一般将其呈现出来。奇特夸张的想象与无穷的趣味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吸引力，“儿童精神”与“诗歌”精神也巧妙交融为一体。
就连难以具象化的潮汐现象在诗人的笔下也显得与众不同，充满了奇思妙想，绘声绘色、滑稽好玩。如《海水大被子》，“海水就像一个大被子/把海底蒙起来/退潮的时候/他就拽着大被子往回跑/海底的事儿/全让我看到了”，而海葵、海草、海螺、海龟、小蟹、花蛤蜊正在“海被窝”里玩得高兴时，“大被子猛地一拽走/海底的家伙全都傻了”。这时，它们有的在伪装自己，有的一声不响地愣在那里，有的钻进砂砾，又禁不住好奇往外看……诗人把海水比作“被子”，把潮汐现象描绘成了海水与海草、海龟们之间的嬉戏玩耍。在诗人的笔下，原本较为抽象的潮汐现象，通过大胆新奇的想象以及故事化、陌生化手法惟妙惟肖地描绘展现出来。即使没有见过大海的孩子，也会被如此有趣的情境所深深吸引和打动。“蒙”“拽”“跑”等动词、轻盈欢快的节奏，以及口语化、拟人化、情景化等表现方式的妙用，让这首诗相当富有质感，令人如身临其境，知性与童趣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更为重要的是，对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激发与引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王立春的儿童诗中还弥漫着一股浓郁泥土气息与青草的阵阵芳香，亦如古老的童谣与孩童的嬉戏声在耳畔萦绕回荡。在东北农村度过童年的王立春对关外地域文化非常熟悉和钟爱，因此，东北乡间童谣、蒙满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方言俚语都成为了她的创作资源。婆婆丁、狗尾巴草（《大蓝花》）、毛毛狗子（《毛毛狗子》）、席米秆儿（《毛绒绒的梦》）、车轱辘草（《小屋》）、大眼贼（《大眼贼》）、大家贼（《大家贼》）、出溜滑儿（溜冰）（《野小河》）、腮帮子（《别钓小鱼》）、酸不溜（《水笨花》）、曲里拐弯（《毛毛虫回姥姥家》）、胳肢（挠痒）（《笑》）……都被诗人写进了诗中。这些夹杂着儿话音的方言散发出了浓郁的东北乡间泥土的味道，同时，也把东北方言那种形象贴切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特质展现了出来。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那些日渐被人们淡忘的乡间童谣，经过王立春对其原有体式、内涵、韵律的深度创新转化之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与绚丽色彩。《晌午歪》《扁担钩》《蝴蝶飞》《旋风》《小虾》《打碗花》《螳螂大哥》等作品，相比原有的乡间童谣，不但想象力更加新奇独特，且童真童趣也更显浓厚。仅以《晌午歪》为例，诗人在两句重复单调的旧有的歌谣基础上，在立意上做了横纵向的开掘与延伸。“太阳底下你一个劲地扭着身子/…东歪西歪你就歪成了/丑丑的晌午歪//你只会做这一件事情么/没完没了地转/你的脖子不疼么”。诗人以一个充满好奇心和纯真的儿童口吻发问，并道出了晌午歪整天东倒西歪的真正原因：“你固执地歪来歪去/却磨出了柔软的翅膀/从你不好看的茧里/钻出了一只会飞的小家伙/那是美美的蝴蝶呀/晌午歪/你的名字原来叫蝴蝶”。原本极简单、仅仅是押韵而已的两句童谣经过诗人的再创造——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形象的画面，将化蛹成蝶的蜕变过程在诗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尤其是以“小孩子有一天要是飞起来/大人准会吓一大跳”结尾，可谓别出心裁，淘气顽皮的童真童趣体現得淋漓尽致。另外，《扁担钩》等诗与《晌午歪》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蒿子巨人》，“只要有蒿子巨人守在枕边/梦都可以不盖被子//早晨起来/却看不见蒿子巨人的影儿/因为蒿子巨人早回家睡觉去了/夏天/他值夜班”。东北农村过去常常在夏夜以蒿子烟驱除蚊虫，这种日常化的乡间风习在王立春的笔下竟然也被演绎得如此富有童话般的色彩，童心童趣与非凡的想象力皆体现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陌生化”手法的运用，除了能够突出诗歌情境的趣味性之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思想价值升华”。杨燕：《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第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晌午歪》《旋风》《小虾》等诗歌主题的生发很有代表性，《晌午歪》一诗中化茧成蝶的现象生发出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思想意涵。《旋风》一诗传达出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小虾》一诗则道出了——只有团结一致、勇于面对困境才能取得成功的深刻寓意。
王立春对古典文学、民间故事传说的创造性转化也很有特色。《老秋翁》一诗即是对冯梦龙“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重新演绎而成，叙事与抒情兼备，意境的营造与气氛的烘托手法相当独到。《七月七》很有代表性，诗人在“牛郎织女”传说原有寓意基础上做了延展，从牛郎织女的相思之情之外，还表达出了孩子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这是一年中/惟一的一次相会/你看那两个孩子/就要/见到自己的妈妈了”。而末尾一节，笔锋突转，回到了现实中来，诗人将童年时代对远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想念之情巧妙地融入诗中：“这七月七的夜晚/妈妈/在我们睡着之后/你会/带着我们的梦/去和城里的爸爸相会么”，如此的起承转合水到渠成，诗人构思之灵动与手法之巧妙可见一斑。
最能突显王立春创新意识与转化能力的当属诗集《跟在李白身后》，“跟在李白身后”系列中的部分诗作最早出现于诗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2009年）中，之后，王立春将小学语文新课标中75首古诗经典全部进行了重新演绎并结集出版了诗集《跟在李白身后》（江苏凤凰儿童少年出版社）。这部颇具先锋意味的诗集将小学新课标中的“咏物、思乡、送别、边塞、哲理等古诗经典做了一番‘现代’的演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无论思想内蕴抑或艺术表现形式都独具个性”。于树军：《诗歌王国的“探险”之旅：评王立春儿童诗集〈跟在李白身后〉》，《文艺报》2015-07-03。有些诗歌的思想内蕴比原诗更有深广度，如《大雪封刀》（卢纶《塞下曲》）、《草精灵》（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跟在李白身后》（李白《静夜思》）、《春风裁缝》（贺知章《咏柳》）等，都相当精彩。仅以《大雪封刀》为例，前三节与原诗的氛围基调近似，而意境却营造得更为细腻。关键在最末一节：“千年以后/将军和单于相逢于塞下/抱拳畅饮/忆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铺天盖地的大雪/阻止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诗人续写的这首“千年以后”的《塞下曲》，以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为主旋律，赋予了原诗以新的时代气息与深刻内涵。如此煞尾称得上是神来之笔，构思绝妙。王立春的这种“以诗写诗”的独特路径对于当下儿童诗写作的创新而言，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在对西方童话经典借鉴与创造转化时，王立春不为原作所束缚，而是另辟蹊径，赋予了西方童话经典以新的生命和面貌。带有异国情调的“欧洲童话”系列之《小美人鱼》《真孩子匹诺曹》《波罗的海》以及《蓝色俄罗斯》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仅以《金色头发》为例：“白雪公主 你午睡醒来/来采花吧/当你终于采一朵小花入怀/你便被我的魔法 套住了/在夜晚 你睡熟的时刻/巨人会循着这根金线找到你/把你背到中国来/让你和你的梦/在中国逛一逛”。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诗人对童话“白雪公主”本土化演绎的同时，特别注重将其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相融合，让小读者有种穿越了中西童话王国的时空之感，颇有想象力与趣味性。而在《黑眼睛 蓝眼睛》一诗中，诗人以儿童的视角和思维，将俄国小朋友的蓝眼睛，想象成“是把一块瓦蓝的天空/扯下来/嵌进眼睛里”，同时，还对主题做了升华——希望中俄两国的友谊世代相传。
在借鉴、转化中西古典资源时，王立春依凭自身的学养与才气，通过大胆尝试与创新，探寻到了抒情言志与童真童趣、“诗歌精神”与“儿童精神”融为一体的契合点。可以说，王立春化传统化得好，达到了她所执著追求的“游戏的、天真的、拙朴的、自然的、神性的、空灵的、张力的”美学境界。王立春：《向着儿童诗的方向》，《文艺报》2008-03-15。
王立春的童诗对传统资源的化用与创新，其实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在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的当下，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信息和时代烙印的方言俚语、乡风民俗被大量同质化的现代理念与文化产品急遽地边缘化以至濒临绝迹。实际上，王立春的那些弥漫着浓郁乡土味的童诗，除了在对传统资源的超越与创新这一文学维度之外，对地方文化与时代印记的激活与“复现”，亦是对日趋濒临绝迹的鲜活的方言、童谣、风俗等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承传。 二、润物无声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
“爱与美”是儿童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王立春的童诗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将她自己的童年经历与记忆以及对亲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不仅具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而且也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讴歌母爱的伟大无私与抒发儿时对父亲的想念之情时，荡漾于诗中的真挚、浓烈的情感涟漪最能触动读者，以至读到动情处，竟不能自已。“文革”期间，母亲因地主身份被下放到了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阜蒙县哈达户稍乡丫头营子村），当时只有五六岁的王立春跟随母亲在那里生活长达五年之久，抒写母爱父爱亲情主题在内的绝大多数诗歌几乎都源于她在辽西的那段童年经历。
《小地主》描述了母亲因地主身份而遭到下放与歧视，惶恐孤独与艰难的生活让“我”的童年倍感苦涩。不过，母亲的乐观坚韧却给了“我”直面现实的勇气。母亲的这种坚韧顽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缘于他人难以体会的命运的残酷考验与磨砺。母亲在13岁时就失去了母爱，从此以后，大门旁空空的，再也没人天天等她放学了，“火盆里冷冷的/没有了焐得热乎乎的核桃”，“再也没人给妈妈画眉了/和用热火钩卷额前那缕黑发/过年的新衣谁做呢/没有人催妈妈去给别人拜年”……《姥姥》这首诗非常感人，诗人以节制内敛而又深沉的笔触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一曲悲歌。面对命运的不幸与残酷的现实，妈妈选择了坚强，“她把全部岁月/装进一个大口袋 她学会了/漫长的等待”，“等来了我们//妈妈用爱一小块一小块/喂着我们”，妈妈所给予的爱，“一如不尽的醇酒”。在王立春的诗中，母爱的神圣伟大不仅体现为一种无私的奉献与温馨的呵护，而且在无形中给予了“我”以直面困境的莫大的精神力量，让“我”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更加坚韧顽强。
《天堂》是王立春最为偏爱的一首诗，诗中回忆和描述了妈妈的一次生病的经历。一向坚强的母亲有一天突然病倒了，“你锁紧的眉头让我们惊慌失措”，“妈妈……这冬天的阳光/暖不透你的被子么”，“让我把火炉生着/妈妈 你被火炉映红的脸颊/让我们感到温暖”，没有水果，只能给妈妈削一个萝卜心儿：
妈妈/这是我们冬天里最好的水果了/吃了它 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笑容伴着一声声脆响/妈妈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乐曲间闪烁着你的泪光//所有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妈妈 只要你笑着/我们就生活在天堂
虽然乡下生活拮据，母亲生病了吃不到水果，但是，“我”对病中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既显示出了“我”对母爱的倍加珍视，也从侧面显出了年幼的“我”的懂事和早慧。母爱永远是孩子的心灵港湾，也是世间弥足珍贵与无法替代的爱，《天堂》这首诗对人间至爱亲情的生动真挚的抒写与诠释，读来令人为之动容。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抒写的是诗人儿时对远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思念之情，诗人通过“红高粱”、“冰车”、“小风车”等抒情载体，委婉地表达了对父亲的想念以及对父亲即将再次离家时的难以名状的不舍。《粗布衣裳》一诗令人感触至深，诗人把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叙述视角并置，将童年时代过年时因爸爸只给买了一块粗布做衣服而颇感委屈的一件小事升华为长大后对“父爱如山”的深沉的领悟。
跟随母亲在辽西小山村生活的“我”与父亲聚少离多，拥有正常的父爱成了一种奢望。父爱、母爱对于一个孩子的身心成长与健全的人格心理的形成却至关重要。对于那些缺失父爱、母爱的孩子而言，王立春的诗歌能为他们提供一种情感与心灵的抚慰。
王立春的童诗既有文本层面的独特的审美特质，也颇富思想内蕴与现实效应。她的童诗不仅适宜于儿童群体，也往往能引发成年人的思考。当下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因过度溺爱，致使很多独生子女产生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心态，只知一味地向父母索取，不理解父母的不易，不懂得对父母的感恩，“孝道”的传统观念荡然无存。近些年，一系列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屡见报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王立春饱含深情地对父母之爱的真谛的生动诠释，相比那种生硬冰冷的伦理道德说教，她的诗仿佛春雨滋润着田野上的幼苗，亦如山间的清泉涤荡着孩子们的心灵，这种润物无声的“无言之教”于当下儿童的情感教育而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儿童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游戏玩耍。儿童的天性与想象力皆源于大自然的“神启”，大自然本是孩子们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宝贵源泉。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当下儿童教育观念的异化，素质教育沦为了“数字”教育，各种技能班让孩子们分身乏术，苦不堪言。虽为儿童，却无快乐的童年。今天的儿童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着实令人担忧。不过，诗人王立春始终坚持“儿童本位”的立场，高扬“儿童精神”，为孩子们在童诗中营造了符合他们期待、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抒写大自然的诗篇中，王立春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神奇美丽、充满童真童趣的童话世界。与大自然的亲近，既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又激发了想象力、创造力。在给孩子们以美的熏陶的同时，诗人还巧妙地将抽象的自然物理天文等现象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展示出来，让孩子们从中获得无穷乐趣时，也习得了知识。除前文提到的《霜花》《房檐上的冰柱》《太阳老了》《胆小的月亮》《海水大被子》等作品外，如《春雨乳牙》等童诗，新奇绝妙的想象与贴切形象的拟人修辞结合得可谓完美。春雨就像刚长出乳牙的孩子，什么都要放到嘴里咬一咬、尝一尝，对一切都很好奇，活泼可爱，尤其是拟声词“吸溜吸溜”的使用，生动传神，尽显童真童趣。《油菜地里的春天》中，赐予万物以盎然生机的春天和绚烂夺目的油菜花最爱笑：“春天乘著风儿……她的脚刚一落地/油菜地就绿了/她刚回头/一地的油菜花就笑了//多么爱笑的花啊/油菜花是世上笑得最灿烂的花”。《风领着花朵女儿在跑》一诗中，风领着花朵女儿在田野上跑，“踩得草五颜六色”，“滚得大地一片芬芳”，“花朵鲜嫩的笑声/惹得春天一下子推开了大门”。小雨滴、油菜花犹如小精灵一样活泼可爱，美丽的诗句，欢快的氛围的营造，将美丽神奇、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简直写活了。这些礼赞大自然的童诗犹如清晨的雨露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对于培养孩子的美的情操、美的心灵与开朗活泼的心性，好处是不言自明的。 在诗人表达对故乡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的诗中，真情的流露颇能打动人，同时，抒情主人公“我”的善良纯真而重情重义也彰显出了人性美与人情美。《小屋》深情流露了“我”在不得不离开装满自己童年美好时光与记忆的山村小屋时的依依不舍之情。“我将要离开你了/我的小屋”，“你不用每天叼着烟囱做的大烟袋/抽着烟/等我放学了/也不用故意扁着嘴/用窗缝纸给我/吹口哨了”，“不是你四处透风/连寒冷都挡不住/我就嫌弃你//因为/我要跟着爸爸到城里去了”。而在临别之时，最让“我”舍不得的就是再也没人关心的瘸腿木门、“哭出眼泪般的墙土”……“带不走你呀/就像带不走我幼小心灵的种子/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理解我/傻乎乎的童年”。虽已离开故乡小屋多年，但诗人对小屋及其周围的一草一木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在离别小屋时的淡淡忧伤以及重情重义，无比真挚，令人感动。
而《哑巴小路》一诗写的是“我”对多年默默陪伴自己上学放学的小路的深情厚谊，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友谊、珍惜与感恩的内涵，流淌出丝丝暖意。王立春的怀乡诗，就像乡野上吹来的屡屡微风，文字质朴，意味隽永。另外，《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懂事的鸟不让一棵树孤单》《秋千悠悠》《风看见砍柴的老人》《六月的小树》等抒写友情的诗歌也值得称赞。
王立春对于童诗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我相信一首优美童诗里飞翔的文字，将会对儿童纯美心灵的浸润和艺术审美能力的养成，有着一种微妙而深远的感染力。”王立春：《贪吃的月光·封底》，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她自觉地担负起“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将高尚的、闪光的、纯洁的爱”“渗透”到诗中，谭旭东：《新生代儿童诗的可喜收获：评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在生动有趣的童话世界、诗歌王国里，循循善诱，向孩子们道出亲情的真谛，珍惜与感恩的重要，以及真善美的可贵。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无言之教”，让孩子拥有爱的能力，进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心智与良好的道德情操。
三、“化人”与“立人”的思想启蒙
儿童文学创作最忌讳走极端，要么“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要么“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新文学的源流》，第64页，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能将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审美要素结合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王立春的童诗创作以儿童为本位，高扬“儿童精神”及“诗歌精神”（审美性）的前提下，同样注重诗歌的“载道”“化人”，即启蒙教育功能。王立春的很多童诗，其实都有人文情怀与思想的光芒照进其中。
王立春长期以来一直针对当下的社会问题——如应试教育的弊病、生态危机、民族性格的颓弱等高度关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有些问题貌似与儿童关系不大、距离甚远，实则不然。在她看来，这些问题恰恰关乎儿童的成长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未来。若不及早根治应试教育的沉疴，从小培养孩子的生态意识，引导其养成坚韧顽强、自信独立的健全人格的话，那么，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整个民族国家，无疑都会受到这些负面效应的长期羁绊与制约。
身为家长的王立春对当下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病——对儿童的天性被过早扼杀以及人文素养的严重缺失深表忧虑。在童诗版“变形记”《蜗牛咏叹调》中，“我”因无法承受课业负担，一天早晨从睡梦中爬起来时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小山似的书包/已结结实实地长到了/我的背上”这句诗形象地揭示了当下无数孩子的真实存在状态。而可悲的是，当“我”在跟父母道别时，“他们竟一点没发现”。父母那无以复加的“期许”和“关怀”已让“我”无力承受。面对“乘务员阿姨”“交警叔叔”的冷漠，深感无奈无助的“我”放声大哭，但终究仍无济于事。诗人以荒诞变形的现代派手法对应试教育的弊病及其导致的异化现象予以了批判，以儿童视角来展现应试教育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创伤，相当具有冲击力。
针对家长过度管制孩子读课外书的普遍现象，王立春呼吁家长应该把读课外书的权利还给孩子（《爱听故事的沙滩》），“你明明知道/他们和我一起长大……没有想象力的童年/考分再多 也/成就不了伟大”（《爸爸绑架了安徒生》）的诗句，无疑是向无数家长和社会提出了严厉批评与郑重告诫，替无数孩子表达了心声。
片面追求成绩、功利的应试教育直接导致了儿童的天性被扼杀，创造力与潜力被过早透支。儿童的学习兴趣、动力因此会有所消退，身心健康也受到了损害。面对无数孩子“消逝的童年”以及沦为“考试机器”、异化为高分低能、“单向度的人”的可悲现实，王立春对无数受到伤害的幼小心灵表达了深切理解与同情，尤其是痛揭应试教育的沉疴，对家长和社会发出强烈呼吁与批判的创作立场，正是鲁迅的“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的启蒙观在当下的某種回响。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满足膨胀的贪欲，人类向大自然疯狂索取，致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生态危机日益恶化，而生态意识的启蒙以及环境保护由此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
生态保护是王立春童诗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诗人对辽西草原沙化有着深切感触，“科尔沁沙地刮来的风沙”、“消失的小河”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辽宁文学》2009年第3期；另见《辽西深处》，《文艺报》2010年11月3日。让她对现代化进程中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甚为忧虑。她在诗中对工业文明极度扩张、追逐一时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建设，致使脆弱的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短视之举提出了批判。当看到高压线、铁塔、挖掘机、电铲、吊车、铁轨“张牙舞爪一顿乱踩/把这片偌大的草原/翻个乱七八糟”的情形，她难掩心中的忧愤：“你这不懂事儿的高压线啊/请你 别为了那点点的利益/再往草原深处走了/请你尊重这里每一棵/绿色的小草吧”（《黑电线杆和高压线》）。王立春极力反对那种破坏生态平衡、不计后果地从草原疯狂索取的错误做法，倡导人与草原——大自然应该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实际上，诗歌作品中突显出来的生态意识，与王立春（满族）所深谙的满蒙宗教（尤其萨满教）信奉的“万物有灵论”、崇尚并皈依大自然/自然神明的文化因子不无内在联系。王立春在《梦话》一文中的观点鲜明地流露出了“万物有灵论”的宗教文化内蕴。参见王立春：《光着脚丫的小路》，第46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2。宗教文化中提倡的敬畏自然神明一类的教义与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 王立春对肆意破坏草原垦荒、致其沙化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若内蒙草原的沙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大沙魔”逼近乃至吞没城市并非危言耸听。而诗人一面在发出防沙治沙、退耕还林还草（《糊涂老玉米》）呼吁的同时，还有意识地于诗中抒写、赞颂那些为防沙治沙做出牺牲奉献的英雄——“身子都朝一个方向歪”、顽强抗击风沙的“老树”以及像“老树”一样坚持不懈的治沙人（《大沙魔·章古台》）。
在《骆驼草》一诗中，诗人以先抑后扬、笔锋突转的戏剧化手法以及别具匠心的构思，将一度被“误解”为与“大沙魔”为舞、充当其“爪牙”的骆驼草的真实身份（“卧底”）揭示出来，赞扬了防沙治沙的“幕后英雄”骆驼草不计名利得失、默默奉献的高尚精神与品质。再如《小小狗牙根儿》，“小小的狗牙根儿和沙粒滚成一团//没等沙陀子站稳”，“便一擁而上/他们爬上沙驼子的粗腿……咬住沙陀子的脚筋”。而“许多狗牙根儿/却压死在 沙陀子身下”，没来得及长大，“还不知道/开花是什么滋味”。这种充满悲壮色彩的文字突显了狗牙根儿在沙漠面前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的可贵品质。诚然，对于孩子而言，生态意识启蒙这一话题略显沉重，但引导孩子从小形成生态环保意识，则是非常必要的。
与自然生态危机相对应的是现代化浪潮剧烈冲击所导致的人文生态的危机。面对因现代文明而导致的当下种种畸形病态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诗意”被消解，代之以扭曲的名利观，世人沉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人格分裂、人性萎缩……这种“精神的病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蔓延波及到了孩子的心灵世界。对此，诗人从当下国人的民族性与文化品格的重铸这一维度做了深刻反省与思考。
王立春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一直以“乡下人”心态自居，王立春曾多次谈道：“我感觉是地道的乡下人。穿乡下人的衣裳，晒大地里的太阳，很自然。身实诚了心才能实诚。像田间的一粒土，像路边的一颗石子，质地和颜色都是乡村的。”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孟凌声编：《王立春童诗论稿》，第34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草原、乡土文明更让她有精神的归属感，而与异化的现代文明之间则是相抵触、相隔阂的。《写给老菜园子的信》《黄豆这辈子》《花大姐》《没意思的城里》等童诗，折射出了诗人的这一鲜明的文化立场。
对于当下的城市文明病、尤其是国人民族性的衰颓，满族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从乡土文明与草原文明（满蒙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与文化因子，其“草原”系列诗篇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坚忍顽强与自信的强者心态是诗人尤其看重的，以《小野狼》为例，相比马戏团里被驯服的狮子、老虎、黑熊、大象，狼则是“饿死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千年也没被驯服成/明星的形象”，原因就在于“你是/草原的儿子”，“就是死了/也蹲坐在地上 身子/绝不肯倒下/你把自己的灵魂 坐成了/挺直的雕像”。诗人对狼的桀骜不驯的野性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诗人还于《矮小的蒙古马》一诗中借虽然矮小却铁骨铮铮的蒙古马而热情讴歌了草原游牧文明的强悍以及顽强斗志。末尾一节：“请躲开/这蒙古的烈马/这皮袋里的箭/这鞍子上的弓/这背上驮着谁也不敢惹的/中国”，点明了题旨。就连在风沙口这一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的鸡爪草、骆驼草、狗牙根儿、老树（《糊涂老玉米》《小小狗牙根儿》《骆驼草》《老树》）的那种不屈不挠、毫不退缩的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也被诗人大加礼赞。
“草原”系列无疑有很深的寓意，王立春对“小野狼”“蒙古马”的大肆抒写与赞颂以及对草原、乡土文明的推崇，与沈从文所热情讴歌的湘西边民的原始强悍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意志、郭雪波的《银狐》《狼与狐》中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姜戎在《狼图腾》中对狼性文化的认同感等价值取向颇为契合。王立春曾言：“满族的血液在我的周身流淌，我性格里无法不具有那遗留的痕迹。满人的随性和好奇，那种没来由的桀骜不驯早就嵌进我的骨髓了。”而她对蒙古族文化有更深的认同感：“当我的脚伸到这块土地上开始生长的时候，……（丫头营子）便成了我的……故乡。我筋骨和血脉就在这里逐渐由软变硬，我的语言和性情、思考和阅读就在这里开始。我躲不开蒙古族土地苍凉和贫瘠的洇染，回避不了蒙古族人的日夜教诲。好多的时候，我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化成蒙古族人。”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辽宁文学》，2009年第3期；《辽西深处》，《文艺报》2010-11-03。乡土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剧烈冲击下面目全非，无论是人的生命意志、精神信仰、人格心性都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异化。而这也正是沈从文、郭雪波、姜戎、王立春等很多作家对现代文明持以批判态度的内在动因。
王立春的“乡土情结”，尤其是对现代文明冷峻审视的文化立场，其实与满族文化、“满族精神”有人将“满族精神”概括为：“艰苦奋斗的刻苦精神、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张杰：《清文化与满族精神：纪念满族入关360周年》，《满族研究》，2005年第1期。以及草原文明无疑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骑射生活造就了满族先人刚勇尚武的民族性格；频繁迁徙、连年征战，强者存、弱者亡，使他们崇尚壮美和力量。”高荷红：《满族说部传承研究》，第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而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体现为粗犷豪放、英勇乐观、强悍而充满生机与野性，尤其崇尚力与勇。
针对当下很多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性格懦弱、过于娇惯、依赖性强、自立意识差、进取心不足，即坚韧顽强品质的严重缺失等诸多“后天不足”，王立春不仅找到了病源，还开出了药方——崇尚自然本真与生命的强力与英气，进而重塑民族品格。可以说，王立春在童诗中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从小就开始对社会、国家怀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将个体的生存、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诚如曹文轩所言：“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
①
王立春的创作意图恰恰是在于将期望寄托于孩子身上，通过诗歌从“化人”到“立人”的教化之功，从小培养他们的坚韧顽强、奋发拼搏的意志力与强者的心理品格，以期在将来充满更为激烈残酷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能以真正的强者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语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虽呈现出繁荣之状，但仍不免令人担忧。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众文化消费盛行，新传播媒介（网络、影视）大行其道，纯文学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以至被边缘化，儿童文学受到的冲击则更为剧烈，问题也更为突出。
王立春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走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市场化，要么过于学院化。“娱乐气息很重，但太强的趣味性往往冲淡了作品的艺术含量，缺少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另一种虽“文字优美，寓意深刻”，但“学院化气息浓重”，普通孩子阅读有一定的难度。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免令人对儿童文学的前景心存忧虑。
②
而更让人忧心忡忡的问题在于，相比少年儿童成长小说、童话故事等體裁，虽然儿童诗创作队伍有渐趋壮大之势，但如著名儿童诗人、诗评家金波所言，真正全身心地从事儿童诗创作且质量颇高的则“寥若晨星”，因此“能用诗歌表达对童年的情愫，更应珍视”。
③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诗创作领域，王立春的童诗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诗”“教”的有机融合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其童诗的审美情趣并未因思想性而受到丝毫削弱，反而是“诗”与“教”二者相得益彰。在儿童文学这个百花园里，王立春不仅长期坚守、辛勤耕耘，还深入乡村走访调研，联合出版界、创作界人士为家乡的留守儿童捐书、为贫困学校建图书室，
③
从中彰显出了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简介】于树军，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荣）
①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②《好书掀开后有一股风：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谈荐书理由》，《沈阳晚报》2011年2月22日。另见孟凌声编：《王立春童诗论稿》，第27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③金波：《骑扁马的扁人·序》，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④王立春：《谈农村幼儿文学的缺失：在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http：//baby.sina.com.cn/news/2009-10-29/180940671.shtml。
CO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Bimonthly）
Main ContentsNo.4，2017
He Jixian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Knowledge and Practice：Han Shaogong’s Attitude in Thinking /5
Mark Leebhouts Trans.by Zhang Xuerui
You Might Say It Is a Novel as Well：On the Bantering Nature in
Han Shaogong’s Maqiao Dictionary /16
Meng Fanhua
Chen Xiaoming，a Friend of Mine /34
He Shaojun
The Theory Space of Chen Xiaoming’s Literary Criticism /37
Zhang Xiaoqin
Philosophy and the “Strange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
Briefly on Chen Xiaoming’s Academic Thought /44
Cong Zhichen
The Original Will of Literature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ory：
On The Main Stream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hen Xiaoming’s Inclination in His Scholarly Research /53
Chen Xiaoming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of Criticism /59
Xu Zhaoshou
On Literatur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Age /67
Liu Wenxiang & Zhu Xianzhen
A Study on the Writings about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by the 1970’s Writers /87
Jiang Dengke & Wang Peng
An Ten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Newly Returned Poets” /96
Yang Yanqiu
A Spirit Descending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On Hai Zi’s Accept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104
Liang Zhenhua & Gou Hanxin
Confessions of the Body：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Body Narrative in Su Tong’s Novels /111
Wang Xinrui
On the Legend Narrative in the Northeastward Migration Novels since the New Century /137
Zhang Ying
A Catcher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Reading Notes about An Yong’s Fictional Writings /143
Zhang Fugui & Wang Wenjing
The Unbalanced Writing against Reading Logic：On Wu Jun’s Novel The Rosy Dawn /155
Jing Wendong
A Kind of Sensory Narrative and the Mystery in Our Everyday Life：
An Analysis of The Rosy Dawn /161
Lü Jiameng & Hou Ying
Thawing Spiritual Practice and Romantic Moving Force：Xue Tao’s World i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179
Yu Shujun
Childhood Interest，Poetry Spiri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On the Unique Individuality and Multiple Meanings in Wang Lichun’s Poems for Children /198
Trans.by Ray McIntyre
作为“素养型诗人”，王立春“既注意挖掘生活经验，又注意艺术素养的提高和对文化知识信息的收集”，谭旭东：《新生代儿童诗的可喜收获：评满族女诗人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不仅创作力持久，且质量颇高。她在挖掘生活经验与不断汲取营养、积累学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传统资源的激活与大胆创新。王立春赋予了平日里人们习焉不察而正日渐消亡的方言俚语、乡间童谣，或是古典文学、欧洲童话等传统经典以新的生命力，使其绽放出绚丽光彩与生机，其童诗创作也因此呈现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倾心构筑诗歌王国时，王立春始终深切关注当下儿童教育与成长问题，尤为注重通过诗歌对儿童施以“润物无声”的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培养其真善美的道德情操与健全的人格心智。同时，作者还对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异化现象，如应试教育的沉疴、生态危机，甚至民族性格的重铸等问题予以了深刻揭示与思考，突显了其诗歌思想性的深广度。
在施以情感教育、传达道理，抑或在发出强烈呼吁以及批判的同时，王立春的童诗并未因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度而削弱其审美特性。她始终站在儿童的立场，倾听儿童的心声，将“儿童精神”“诗歌精神”与“诗教”有机地融为一体。
一、对中西传统资源的激活与创新
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文字清新简洁，意境恬淡清逸，有“天然去雕饰”的淳朴之美。在情节构思、情境设置上，诗人颇为注重“通过陌生化方法追求差异性、新奇性”。这种打破传统常规思维范式的创新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的魅力与表现力。有论者指出，文学作品“思想价值的获得需以审美活动的成立为前提，而审美活动成立的前提是作品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让读者驻足，只有陌生化方法能赋予它这种魔力”。杨燕：《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第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而“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即是王立春儿童诗想象如此恣肆新奇、夸张怪诞，富有淘气顽皮的童真童趣的关键要素之一。
曾创作过朦胧诗的王立春在转向儿童文学领域之后，现代派诗歌的某些元素也她被娴熟巧妙地移用到了童诗写作中。她的童诗，构思精妙、想象力不凡，日常生活片段、花鸟虫鱼、季节变换、昼夜更迭等自然现象皆可入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大自然现象的审美化、“陌生化”手法，依托儿童视角和思维特性，加之生动细腻、妙趣横生的微观情境的精心构思营造，描绘出了一幅幅动态的、颇具吸引力的画面。
如《梦的门》，诗人将玩耍了一天的孩子带着疲惫进入甜美梦乡的情景，以形象生动而富有故事性的動态画面描摹出来：“夜来了/孩子放下游戏/急忙到梦里去”，沿着地板大街、穿过床上马路，拐出被子胡同，走进睡袍巷子，到了枕头小道的尽头，掀开梦帘，打开眼皮般大小的梦的门，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诗人依凭如此新奇的想象，把小孩入睡这一再平常不过的日常情景幻化为充满童趣的奇妙梦境之旅。
季节更替、风云雨雪变换等自然现象也被编织成了趣味童话。如把霜花比作梦给寒风讲故事，风因隔着玻璃听不见，就突发奇想，直接把梦境画在窗子上而成了霜花。当孩子醒来时，“梦跑了/风儿也赶紧 捂住了嘴巴//那满满的一窗 霜花呀/把孩子昨夜的梦全部暴露了/怪不得孩子都愿意/久久地看着霜花呢/……那是他们做过的梦啊”（《霜花》）。空气遇冷而凝结为冰晶的自然现象被诗人以有趣的小故事展现出来，如此有创意的新颖构思，比那种直白地书写赞美霜花的艺术效果无疑要好得多。
此外，《冰凌花》《房檐上的冰柱》《太阳老了》《胆小的月亮》等诗，将冬去春来、雨雪变换、冰消雪化的自然现象或是日月星辰的变化，如同情景剧一般将其呈现出来。奇特夸张的想象与无穷的趣味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吸引力，“儿童精神”与“诗歌”精神也巧妙交融为一体。
就连难以具象化的潮汐现象在诗人的笔下也显得与众不同，充满了奇思妙想，绘声绘色、滑稽好玩。如《海水大被子》，“海水就像一个大被子/把海底蒙起来/退潮的时候/他就拽着大被子往回跑/海底的事儿/全让我看到了”，而海葵、海草、海螺、海龟、小蟹、花蛤蜊正在“海被窝”里玩得高兴时，“大被子猛地一拽走/海底的家伙全都傻了”。这时，它们有的在伪装自己，有的一声不响地愣在那里，有的钻进砂砾，又禁不住好奇往外看……诗人把海水比作“被子”，把潮汐现象描绘成了海水与海草、海龟们之间的嬉戏玩耍。在诗人的笔下，原本较为抽象的潮汐现象，通过大胆新奇的想象以及故事化、陌生化手法惟妙惟肖地描绘展现出来。即使没有见过大海的孩子，也会被如此有趣的情境所深深吸引和打动。“蒙”“拽”“跑”等动词、轻盈欢快的节奏，以及口语化、拟人化、情景化等表现方式的妙用，让这首诗相当富有质感，令人如身临其境，知性与童趣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更为重要的是，对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激发与引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王立春的儿童诗中还弥漫着一股浓郁泥土气息与青草的阵阵芳香，亦如古老的童谣与孩童的嬉戏声在耳畔萦绕回荡。在东北农村度过童年的王立春对关外地域文化非常熟悉和钟爱，因此，东北乡间童谣、蒙满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方言俚语都成为了她的创作资源。婆婆丁、狗尾巴草（《大蓝花》）、毛毛狗子（《毛毛狗子》）、席米秆儿（《毛绒绒的梦》）、车轱辘草（《小屋》）、大眼贼（《大眼贼》）、大家贼（《大家贼》）、出溜滑儿（溜冰）（《野小河》）、腮帮子（《别钓小鱼》）、酸不溜（《水笨花》）、曲里拐弯（《毛毛虫回姥姥家》）、胳肢（挠痒）（《笑》）……都被诗人写进了诗中。这些夹杂着儿话音的方言散发出了浓郁的东北乡间泥土的味道，同时，也把东北方言那种形象贴切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特质展现了出来。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那些日渐被人们淡忘的乡间童谣，经过王立春对其原有体式、内涵、韵律的深度创新转化之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与绚丽色彩。《晌午歪》《扁担钩》《蝴蝶飞》《旋风》《小虾》《打碗花》《螳螂大哥》等作品，相比原有的乡间童谣，不但想象力更加新奇独特，且童真童趣也更显浓厚。仅以《晌午歪》为例，诗人在两句重复单调的旧有的歌谣基础上，在立意上做了横纵向的开掘与延伸。“太阳底下你一个劲地扭着身子/…东歪西歪你就歪成了/丑丑的晌午歪//你只会做这一件事情么/没完没了地转/你的脖子不疼么”。诗人以一个充满好奇心和纯真的儿童口吻发问，并道出了晌午歪整天东倒西歪的真正原因：“你固执地歪来歪去/却磨出了柔软的翅膀/从你不好看的茧里/钻出了一只会飞的小家伙/那是美美的蝴蝶呀/晌午歪/你的名字原来叫蝴蝶”。原本极简单、仅仅是押韵而已的两句童谣经过诗人的再创造——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形象的画面，将化蛹成蝶的蜕变过程在诗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尤其是以“小孩子有一天要是飞起来/大人准会吓一大跳”结尾，可谓别出心裁，淘气顽皮的童真童趣体現得淋漓尽致。另外，《扁担钩》等诗与《晌午歪》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蒿子巨人》，“只要有蒿子巨人守在枕边/梦都可以不盖被子//早晨起来/却看不见蒿子巨人的影儿/因为蒿子巨人早回家睡觉去了/夏天/他值夜班”。东北农村过去常常在夏夜以蒿子烟驱除蚊虫，这种日常化的乡间风习在王立春的笔下竟然也被演绎得如此富有童话般的色彩，童心童趣与非凡的想象力皆体现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陌生化”手法的运用，除了能够突出诗歌情境的趣味性之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思想价值升华”。杨燕：《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第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晌午歪》《旋风》《小虾》等诗歌主题的生发很有代表性，《晌午歪》一诗中化茧成蝶的现象生发出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思想意涵。《旋风》一诗传达出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小虾》一诗则道出了——只有团结一致、勇于面对困境才能取得成功的深刻寓意。
王立春对古典文学、民间故事传说的创造性转化也很有特色。《老秋翁》一诗即是对冯梦龙“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重新演绎而成，叙事与抒情兼备，意境的营造与气氛的烘托手法相当独到。《七月七》很有代表性，诗人在“牛郎织女”传说原有寓意基础上做了延展，从牛郎织女的相思之情之外，还表达出了孩子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这是一年中/惟一的一次相会/你看那两个孩子/就要/见到自己的妈妈了”。而末尾一节，笔锋突转，回到了现实中来，诗人将童年时代对远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想念之情巧妙地融入诗中：“这七月七的夜晚/妈妈/在我们睡着之后/你会/带着我们的梦/去和城里的爸爸相会么”，如此的起承转合水到渠成，诗人构思之灵动与手法之巧妙可见一斑。
最能突显王立春创新意识与转化能力的当属诗集《跟在李白身后》，“跟在李白身后”系列中的部分诗作最早出现于诗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2009年）中，之后，王立春将小学语文新课标中75首古诗经典全部进行了重新演绎并结集出版了诗集《跟在李白身后》（江苏凤凰儿童少年出版社）。这部颇具先锋意味的诗集将小学新课标中的“咏物、思乡、送别、边塞、哲理等古诗经典做了一番‘现代’的演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无论思想内蕴抑或艺术表现形式都独具个性”。于树军：《诗歌王国的“探险”之旅：评王立春儿童诗集〈跟在李白身后〉》，《文艺报》2015-07-03。有些诗歌的思想内蕴比原诗更有深广度，如《大雪封刀》（卢纶《塞下曲》）、《草精灵》（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跟在李白身后》（李白《静夜思》）、《春风裁缝》（贺知章《咏柳》）等，都相当精彩。仅以《大雪封刀》为例，前三节与原诗的氛围基调近似，而意境却营造得更为细腻。关键在最末一节：“千年以后/将军和单于相逢于塞下/抱拳畅饮/忆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铺天盖地的大雪/阻止了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诗人续写的这首“千年以后”的《塞下曲》，以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为主旋律，赋予了原诗以新的时代气息与深刻内涵。如此煞尾称得上是神来之笔，构思绝妙。王立春的这种“以诗写诗”的独特路径对于当下儿童诗写作的创新而言，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在对西方童话经典借鉴与创造转化时，王立春不为原作所束缚，而是另辟蹊径，赋予了西方童话经典以新的生命和面貌。带有异国情调的“欧洲童话”系列之《小美人鱼》《真孩子匹诺曹》《波罗的海》以及《蓝色俄罗斯》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仅以《金色头发》为例：“白雪公主 你午睡醒来/来采花吧/当你终于采一朵小花入怀/你便被我的魔法 套住了/在夜晚 你睡熟的时刻/巨人会循着这根金线找到你/把你背到中国来/让你和你的梦/在中国逛一逛”。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诗人对童话“白雪公主”本土化演绎的同时，特别注重将其与中国审美文化传统相融合，让小读者有种穿越了中西童话王国的时空之感，颇有想象力与趣味性。而在《黑眼睛 蓝眼睛》一诗中，诗人以儿童的视角和思维，将俄国小朋友的蓝眼睛，想象成“是把一块瓦蓝的天空/扯下来/嵌进眼睛里”，同时，还对主题做了升华——希望中俄两国的友谊世代相传。
在借鉴、转化中西古典资源时，王立春依凭自身的学养与才气，通过大胆尝试与创新，探寻到了抒情言志与童真童趣、“诗歌精神”与“儿童精神”融为一体的契合点。可以说，王立春化传统化得好，达到了她所执著追求的“游戏的、天真的、拙朴的、自然的、神性的、空灵的、张力的”美学境界。王立春：《向着儿童诗的方向》，《文艺报》2008-03-15。
王立春的童诗对传统资源的化用与创新，其实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在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的当下，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信息和时代烙印的方言俚语、乡风民俗被大量同质化的现代理念与文化产品急遽地边缘化以至濒临绝迹。实际上，王立春的那些弥漫着浓郁乡土味的童诗，除了在对传统资源的超越与创新这一文学维度之外，对地方文化与时代印记的激活与“复现”，亦是对日趋濒临绝迹的鲜活的方言、童谣、风俗等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承传。 二、润物无声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
“爱与美”是儿童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之一，王立春的童诗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将她自己的童年经历与记忆以及对亲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不仅具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而且也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讴歌母爱的伟大无私与抒发儿时对父亲的想念之情时，荡漾于诗中的真挚、浓烈的情感涟漪最能触动读者，以至读到动情处，竟不能自已。“文革”期间，母亲因地主身份被下放到了辽西的一个小山村（阜蒙县哈达户稍乡丫头营子村），当时只有五六岁的王立春跟随母亲在那里生活长达五年之久，抒写母爱父爱亲情主题在内的绝大多数诗歌几乎都源于她在辽西的那段童年经历。
《小地主》描述了母亲因地主身份而遭到下放与歧视，惶恐孤独与艰难的生活让“我”的童年倍感苦涩。不过，母亲的乐观坚韧却给了“我”直面现实的勇气。母亲的这种坚韧顽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缘于他人难以体会的命运的残酷考验与磨砺。母亲在13岁时就失去了母爱，从此以后，大门旁空空的，再也没人天天等她放学了，“火盆里冷冷的/没有了焐得热乎乎的核桃”，“再也没人给妈妈画眉了/和用热火钩卷额前那缕黑发/过年的新衣谁做呢/没有人催妈妈去给别人拜年”……《姥姥》这首诗非常感人，诗人以节制内敛而又深沉的笔触谱写出了感人肺腑的一曲悲歌。面对命运的不幸与残酷的现实，妈妈选择了坚强，“她把全部岁月/装进一个大口袋 她学会了/漫长的等待”，“等来了我们//妈妈用爱一小块一小块/喂着我们”，妈妈所给予的爱，“一如不尽的醇酒”。在王立春的诗中，母爱的神圣伟大不仅体现为一种无私的奉献与温馨的呵护，而且在无形中给予了“我”以直面困境的莫大的精神力量，让“我”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更加坚韧顽强。
《天堂》是王立春最为偏爱的一首诗，诗中回忆和描述了妈妈的一次生病的经历。一向坚强的母亲有一天突然病倒了，“你锁紧的眉头让我们惊慌失措”，“妈妈……这冬天的阳光/暖不透你的被子么”，“让我把火炉生着/妈妈 你被火炉映红的脸颊/让我们感到温暖”，没有水果，只能给妈妈削一个萝卜心儿：
妈妈/这是我们冬天里最好的水果了/吃了它 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笑容伴着一声声脆响/妈妈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乐曲间闪烁着你的泪光//所有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妈妈 只要你笑着/我们就生活在天堂
虽然乡下生活拮据，母亲生病了吃不到水果，但是，“我”对病中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既显示出了“我”对母爱的倍加珍视，也从侧面显出了年幼的“我”的懂事和早慧。母爱永远是孩子的心灵港湾，也是世间弥足珍贵与无法替代的爱，《天堂》这首诗对人间至爱亲情的生动真挚的抒写与诠释，读来令人为之动容。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抒写的是诗人儿时对远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的思念之情，诗人通过“红高粱”、“冰车”、“小风车”等抒情载体，委婉地表达了对父亲的想念以及对父亲即将再次离家时的难以名状的不舍。《粗布衣裳》一诗令人感触至深，诗人把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叙述视角并置，将童年时代过年时因爸爸只给买了一块粗布做衣服而颇感委屈的一件小事升华为长大后对“父爱如山”的深沉的领悟。
跟随母亲在辽西小山村生活的“我”与父亲聚少离多，拥有正常的父爱成了一种奢望。父爱、母爱对于一个孩子的身心成长与健全的人格心理的形成却至关重要。对于那些缺失父爱、母爱的孩子而言，王立春的诗歌能为他们提供一种情感与心灵的抚慰。
王立春的童诗既有文本层面的独特的审美特质，也颇富思想内蕴与现实效应。她的童诗不仅适宜于儿童群体，也往往能引发成年人的思考。当下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因过度溺爱，致使很多独生子女产生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心态，只知一味地向父母索取，不理解父母的不易，不懂得对父母的感恩，“孝道”的传统观念荡然无存。近些年，一系列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屡见报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王立春饱含深情地对父母之爱的真谛的生动诠释，相比那种生硬冰冷的伦理道德说教，她的诗仿佛春雨滋润着田野上的幼苗，亦如山间的清泉涤荡着孩子们的心灵，这种润物无声的“无言之教”于当下儿童的情感教育而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儿童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游戏玩耍。儿童的天性与想象力皆源于大自然的“神启”，大自然本是孩子们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宝贵源泉。然而，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当下儿童教育观念的异化，素质教育沦为了“数字”教育，各种技能班让孩子们分身乏术，苦不堪言。虽为儿童，却无快乐的童年。今天的儿童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着实令人担忧。不过，诗人王立春始终坚持“儿童本位”的立场，高扬“儿童精神”，为孩子们在童诗中营造了符合他们期待、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抒写大自然的诗篇中，王立春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神奇美丽、充满童真童趣的童话世界。与大自然的亲近，既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又激发了想象力、创造力。在给孩子们以美的熏陶的同时，诗人还巧妙地将抽象的自然物理天文等现象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展示出来，让孩子们从中获得无穷乐趣时，也习得了知识。除前文提到的《霜花》《房檐上的冰柱》《太阳老了》《胆小的月亮》《海水大被子》等作品外，如《春雨乳牙》等童诗，新奇绝妙的想象与贴切形象的拟人修辞结合得可谓完美。春雨就像刚长出乳牙的孩子，什么都要放到嘴里咬一咬、尝一尝，对一切都很好奇，活泼可爱，尤其是拟声词“吸溜吸溜”的使用，生动传神，尽显童真童趣。《油菜地里的春天》中，赐予万物以盎然生机的春天和绚烂夺目的油菜花最爱笑：“春天乘著风儿……她的脚刚一落地/油菜地就绿了/她刚回头/一地的油菜花就笑了//多么爱笑的花啊/油菜花是世上笑得最灿烂的花”。《风领着花朵女儿在跑》一诗中，风领着花朵女儿在田野上跑，“踩得草五颜六色”，“滚得大地一片芬芳”，“花朵鲜嫩的笑声/惹得春天一下子推开了大门”。小雨滴、油菜花犹如小精灵一样活泼可爱，美丽的诗句，欢快的氛围的营造，将美丽神奇、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简直写活了。这些礼赞大自然的童诗犹如清晨的雨露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对于培养孩子的美的情操、美的心灵与开朗活泼的心性，好处是不言自明的。 在诗人表达对故乡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的诗中，真情的流露颇能打动人，同时，抒情主人公“我”的善良纯真而重情重义也彰显出了人性美与人情美。《小屋》深情流露了“我”在不得不离开装满自己童年美好时光与记忆的山村小屋时的依依不舍之情。“我将要离开你了/我的小屋”，“你不用每天叼着烟囱做的大烟袋/抽着烟/等我放学了/也不用故意扁着嘴/用窗缝纸给我/吹口哨了”，“不是你四处透风/连寒冷都挡不住/我就嫌弃你//因为/我要跟着爸爸到城里去了”。而在临别之时，最让“我”舍不得的就是再也没人关心的瘸腿木门、“哭出眼泪般的墙土”……“带不走你呀/就像带不走我幼小心灵的种子/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理解我/傻乎乎的童年”。虽已离开故乡小屋多年，但诗人对小屋及其周围的一草一木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在离别小屋时的淡淡忧伤以及重情重义，无比真挚，令人感动。
而《哑巴小路》一诗写的是“我”对多年默默陪伴自己上学放学的小路的深情厚谊，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友谊、珍惜与感恩的内涵，流淌出丝丝暖意。王立春的怀乡诗，就像乡野上吹来的屡屡微风，文字质朴，意味隽永。另外，《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懂事的鸟不让一棵树孤单》《秋千悠悠》《风看见砍柴的老人》《六月的小树》等抒写友情的诗歌也值得称赞。
王立春对于童诗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我相信一首优美童诗里飞翔的文字，将会对儿童纯美心灵的浸润和艺术审美能力的养成，有着一种微妙而深远的感染力。”王立春：《贪吃的月光·封底》，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她自觉地担负起“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将高尚的、闪光的、纯洁的爱”“渗透”到诗中，谭旭东：《新生代儿童诗的可喜收获：评王立春的儿童诗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在生动有趣的童话世界、诗歌王国里，循循善诱，向孩子们道出亲情的真谛，珍惜与感恩的重要，以及真善美的可贵。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无言之教”，让孩子拥有爱的能力，进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心智与良好的道德情操。
三、“化人”与“立人”的思想启蒙
儿童文学创作最忌讳走极端，要么“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要么“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新文学的源流》，第64页，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能将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审美要素结合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王立春的童诗创作以儿童为本位，高扬“儿童精神”及“诗歌精神”（审美性）的前提下，同样注重诗歌的“载道”“化人”，即启蒙教育功能。王立春的很多童诗，其实都有人文情怀与思想的光芒照进其中。
王立春长期以来一直针对当下的社会问题——如应试教育的弊病、生态危机、民族性格的颓弱等高度关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有些问题貌似与儿童关系不大、距离甚远，实则不然。在她看来，这些问题恰恰关乎儿童的成长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未来。若不及早根治应试教育的沉疴，从小培养孩子的生态意识，引导其养成坚韧顽强、自信独立的健全人格的话，那么，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整个民族国家，无疑都会受到这些负面效应的长期羁绊与制约。
身为家长的王立春对当下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病——对儿童的天性被过早扼杀以及人文素养的严重缺失深表忧虑。在童诗版“变形记”《蜗牛咏叹调》中，“我”因无法承受课业负担，一天早晨从睡梦中爬起来时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小山似的书包/已结结实实地长到了/我的背上”这句诗形象地揭示了当下无数孩子的真实存在状态。而可悲的是，当“我”在跟父母道别时，“他们竟一点没发现”。父母那无以复加的“期许”和“关怀”已让“我”无力承受。面对“乘务员阿姨”“交警叔叔”的冷漠，深感无奈无助的“我”放声大哭，但终究仍无济于事。诗人以荒诞变形的现代派手法对应试教育的弊病及其导致的异化现象予以了批判，以儿童视角来展现应试教育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创伤，相当具有冲击力。
针对家长过度管制孩子读课外书的普遍现象，王立春呼吁家长应该把读课外书的权利还给孩子（《爱听故事的沙滩》），“你明明知道/他们和我一起长大……没有想象力的童年/考分再多 也/成就不了伟大”（《爸爸绑架了安徒生》）的诗句，无疑是向无数家长和社会提出了严厉批评与郑重告诫，替无数孩子表达了心声。
片面追求成绩、功利的应试教育直接导致了儿童的天性被扼杀，创造力与潜力被过早透支。儿童的学习兴趣、动力因此会有所消退，身心健康也受到了损害。面对无数孩子“消逝的童年”以及沦为“考试机器”、异化为高分低能、“单向度的人”的可悲现实，王立春对无数受到伤害的幼小心灵表达了深切理解与同情，尤其是痛揭应试教育的沉疴，对家长和社会发出强烈呼吁与批判的创作立场，正是鲁迅的“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的启蒙观在当下的某種回响。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满足膨胀的贪欲，人类向大自然疯狂索取，致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生态危机日益恶化，而生态意识的启蒙以及环境保护由此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
生态保护是王立春童诗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诗人对辽西草原沙化有着深切感触，“科尔沁沙地刮来的风沙”、“消失的小河”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辽宁文学》2009年第3期；另见《辽西深处》，《文艺报》2010年11月3日。让她对现代化进程中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甚为忧虑。她在诗中对工业文明极度扩张、追逐一时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建设，致使脆弱的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短视之举提出了批判。当看到高压线、铁塔、挖掘机、电铲、吊车、铁轨“张牙舞爪一顿乱踩/把这片偌大的草原/翻个乱七八糟”的情形，她难掩心中的忧愤：“你这不懂事儿的高压线啊/请你 别为了那点点的利益/再往草原深处走了/请你尊重这里每一棵/绿色的小草吧”（《黑电线杆和高压线》）。王立春极力反对那种破坏生态平衡、不计后果地从草原疯狂索取的错误做法，倡导人与草原——大自然应该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实际上，诗歌作品中突显出来的生态意识，与王立春（满族）所深谙的满蒙宗教（尤其萨满教）信奉的“万物有灵论”、崇尚并皈依大自然/自然神明的文化因子不无内在联系。王立春在《梦话》一文中的观点鲜明地流露出了“万物有灵论”的宗教文化内蕴。参见王立春：《光着脚丫的小路》，第46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2。宗教文化中提倡的敬畏自然神明一类的教义与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之间，的确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 王立春对肆意破坏草原垦荒、致其沙化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若内蒙草原的沙化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大沙魔”逼近乃至吞没城市并非危言耸听。而诗人一面在发出防沙治沙、退耕还林还草（《糊涂老玉米》）呼吁的同时，还有意识地于诗中抒写、赞颂那些为防沙治沙做出牺牲奉献的英雄——“身子都朝一个方向歪”、顽强抗击风沙的“老树”以及像“老树”一样坚持不懈的治沙人（《大沙魔·章古台》）。
在《骆驼草》一诗中，诗人以先抑后扬、笔锋突转的戏剧化手法以及别具匠心的构思，将一度被“误解”为与“大沙魔”为舞、充当其“爪牙”的骆驼草的真实身份（“卧底”）揭示出来，赞扬了防沙治沙的“幕后英雄”骆驼草不计名利得失、默默奉献的高尚精神与品质。再如《小小狗牙根儿》，“小小的狗牙根儿和沙粒滚成一团//没等沙陀子站稳”，“便一擁而上/他们爬上沙驼子的粗腿……咬住沙陀子的脚筋”。而“许多狗牙根儿/却压死在 沙陀子身下”，没来得及长大，“还不知道/开花是什么滋味”。这种充满悲壮色彩的文字突显了狗牙根儿在沙漠面前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的可贵品质。诚然，对于孩子而言，生态意识启蒙这一话题略显沉重，但引导孩子从小形成生态环保意识，则是非常必要的。
与自然生态危机相对应的是现代化浪潮剧烈冲击所导致的人文生态的危机。面对因现代文明而导致的当下种种畸形病态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诗意”被消解，代之以扭曲的名利观，世人沉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人格分裂、人性萎缩……这种“精神的病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蔓延波及到了孩子的心灵世界。对此，诗人从当下国人的民族性与文化品格的重铸这一维度做了深刻反省与思考。
王立春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一直以“乡下人”心态自居，王立春曾多次谈道：“我感觉是地道的乡下人。穿乡下人的衣裳，晒大地里的太阳，很自然。身实诚了心才能实诚。像田间的一粒土，像路边的一颗石子，质地和颜色都是乡村的。”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孟凌声编：《王立春童诗论稿》，第34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草原、乡土文明更让她有精神的归属感，而与异化的现代文明之间则是相抵触、相隔阂的。《写给老菜园子的信》《黄豆这辈子》《花大姐》《没意思的城里》等童诗，折射出了诗人的这一鲜明的文化立场。
对于当下的城市文明病、尤其是国人民族性的衰颓，满族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从乡土文明与草原文明（满蒙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与文化因子，其“草原”系列诗篇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坚忍顽强与自信的强者心态是诗人尤其看重的，以《小野狼》为例，相比马戏团里被驯服的狮子、老虎、黑熊、大象，狼则是“饿死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千年也没被驯服成/明星的形象”，原因就在于“你是/草原的儿子”，“就是死了/也蹲坐在地上 身子/绝不肯倒下/你把自己的灵魂 坐成了/挺直的雕像”。诗人对狼的桀骜不驯的野性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诗人还于《矮小的蒙古马》一诗中借虽然矮小却铁骨铮铮的蒙古马而热情讴歌了草原游牧文明的强悍以及顽强斗志。末尾一节：“请躲开/这蒙古的烈马/这皮袋里的箭/这鞍子上的弓/这背上驮着谁也不敢惹的/中国”，点明了题旨。就连在风沙口这一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的鸡爪草、骆驼草、狗牙根儿、老树（《糊涂老玉米》《小小狗牙根儿》《骆驼草》《老树》）的那种不屈不挠、毫不退缩的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也被诗人大加礼赞。
“草原”系列无疑有很深的寓意，王立春对“小野狼”“蒙古马”的大肆抒写与赞颂以及对草原、乡土文明的推崇，与沈从文所热情讴歌的湘西边民的原始强悍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意志、郭雪波的《银狐》《狼与狐》中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姜戎在《狼图腾》中对狼性文化的认同感等价值取向颇为契合。王立春曾言：“满族的血液在我的周身流淌，我性格里无法不具有那遗留的痕迹。满人的随性和好奇，那种没来由的桀骜不驯早就嵌进我的骨髓了。”而她对蒙古族文化有更深的认同感：“当我的脚伸到这块土地上开始生长的时候，……（丫头营子）便成了我的……故乡。我筋骨和血脉就在这里逐渐由软变硬，我的语言和性情、思考和阅读就在这里开始。我躲不开蒙古族土地苍凉和贫瘠的洇染，回避不了蒙古族人的日夜教诲。好多的时候，我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化成蒙古族人。”王立春：《成长·阅读·个性及其它》，《辽宁文学》，2009年第3期；《辽西深处》，《文艺报》2010-11-03。乡土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剧烈冲击下面目全非，无论是人的生命意志、精神信仰、人格心性都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异化。而这也正是沈从文、郭雪波、姜戎、王立春等很多作家对现代文明持以批判态度的内在动因。
王立春的“乡土情结”，尤其是对现代文明冷峻审视的文化立场，其实与满族文化、“满族精神”有人将“满族精神”概括为：“艰苦奋斗的刻苦精神、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张杰：《清文化与满族精神：纪念满族入关360周年》，《满族研究》，2005年第1期。以及草原文明无疑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骑射生活造就了满族先人刚勇尚武的民族性格；频繁迁徙、连年征战，强者存、弱者亡，使他们崇尚壮美和力量。”高荷红：《满族说部传承研究》，第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而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体现为粗犷豪放、英勇乐观、强悍而充满生机与野性，尤其崇尚力与勇。
针对当下很多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性格懦弱、过于娇惯、依赖性强、自立意识差、进取心不足，即坚韧顽强品质的严重缺失等诸多“后天不足”，王立春不仅找到了病源，还开出了药方——崇尚自然本真与生命的强力与英气，进而重塑民族品格。可以说，王立春在童诗中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从小就开始对社会、国家怀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将个体的生存、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诚如曹文轩所言：“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
①
王立春的创作意图恰恰是在于将期望寄托于孩子身上，通过诗歌从“化人”到“立人”的教化之功，从小培养他们的坚韧顽强、奋发拼搏的意志力与强者的心理品格，以期在将来充满更为激烈残酷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能以真正的强者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结语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虽呈现出繁荣之状，但仍不免令人担忧。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众文化消费盛行，新传播媒介（网络、影视）大行其道，纯文学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以至被边缘化，儿童文学受到的冲击则更为剧烈，问题也更为突出。
王立春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走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市场化，要么过于学院化。“娱乐气息很重，但太强的趣味性往往冲淡了作品的艺术含量，缺少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而另一种虽“文字优美，寓意深刻”，但“学院化气息浓重”，普通孩子阅读有一定的难度。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免令人对儿童文学的前景心存忧虑。
②
而更让人忧心忡忡的问题在于，相比少年儿童成长小说、童话故事等體裁，虽然儿童诗创作队伍有渐趋壮大之势，但如著名儿童诗人、诗评家金波所言，真正全身心地从事儿童诗创作且质量颇高的则“寥若晨星”，因此“能用诗歌表达对童年的情愫，更应珍视”。
③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诗创作领域，王立春的童诗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诗”“教”的有机融合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其童诗的审美情趣并未因思想性而受到丝毫削弱，反而是“诗”与“教”二者相得益彰。在儿童文学这个百花园里，王立春不仅长期坚守、辛勤耕耘，还深入乡村走访调研，联合出版界、创作界人士为家乡的留守儿童捐书、为贫困学校建图书室，
③
从中彰显出了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简介】于树军，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荣）
①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②《好书掀开后有一股风：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谈荐书理由》，《沈阳晚报》2011年2月22日。另见孟凌声编：《王立春童诗论稿》，第27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③金波：《骑扁马的扁人·序》，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④王立春：《谈农村幼儿文学的缺失：在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http：//baby.sina.com.cn/news/2009-10-29/180940671.shtml。
CO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Bimonthly）
Main ContentsNo.4，2017
He Jixian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Knowledge and Practice：Han Shaogong’s Attitude in Thinking /5
Mark Leebhouts Trans.by Zhang Xuerui
You Might Say It Is a Novel as Well：On the Bantering Nature in
Han Shaogong’s Maqiao Dictionary /16
Meng Fanhua
Chen Xiaoming，a Friend of Mine /34
He Shaojun
The Theory Space of Chen Xiaoming’s Literary Criticism /37
Zhang Xiaoqin
Philosophy and the “Strange Institution” of Literature：
Briefly on Chen Xiaoming’s Academic Thought /44
Cong Zhichen
The Original Will of Literature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ory：
On The Main Stream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Chen Xiaoming’s Inclination in His Scholarly Research /53
Chen Xiaoming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of Criticism /59
Xu Zhaoshou
On Literatur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Age /67
Liu Wenxiang & Zhu Xianzhen
A Study on the Writings about Father and Son Relationship by the 1970’s Writers /87
Jiang Dengke & Wang Peng
An Ten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Newly Returned Poets” /96
Yang Yanqiu
A Spirit Descending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On Hai Zi’s Acceptance and Practice of
the Aesthetics of Zhuangzi /104
Liang Zhenhua & Gou Hanxin
Confessions of the Body：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 Body Narrative in Su Tong’s Novels /111
Wang Xinrui
On the Legend Narrative in the Northeastward Migration Novels since the New Century /137
Zhang Ying
A Catcher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Reading Notes about An Yong’s Fictional Writings /143
Zhang Fugui & Wang Wenjing
The Unbalanced Writing against Reading Logic：On Wu Jun’s Novel The Rosy Dawn /155
Jing Wendong
A Kind of Sensory Narrative and the Mystery in Our Everyday Life：
An Analysis of The Rosy Dawn /161
Lü Jiameng & Hou Ying
Thawing Spiritual Practice and Romantic Moving Force：Xue Tao’s World i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179
Yu Shujun
Childhood Interest，Poetry Spiri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On the Unique Individuality and Multiple Meanings in Wang Lichun’s Poems for Children /198
Trans.by Ray McInty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