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追求长寿，但很多人生活在病苦的折磨中。人口老龄化的一喜三忧中的“喜”是“长寿老龄化”（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龄化），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提高3.43岁，而世界平均提高了2.4岁。“三忧”指的是在“长寿老龄化”的同时，我国还面临着 “少子老龄化”（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老龄化）、“空巢老龄化”（人口年龄金字塔腰部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功能老化比年龄老化更深刻，人口老化挑战远甚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上述四种类型，在中国却集中呈现出多数老年人将遭遇“痛苦老龄化”的面貌。长寿老龄化展示的是生命的长度或者可以说是数量，其背后的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集合成的“痛苦老龄化”反映的却是生命的生态和质量。
　　长寿老龄化就是老年高龄化，令人可怕的是长寿过程中病寿、苦寿和辱寿（失能）的出现，一旦到辱寿阶段，寿命的意义就会出现正负的大翻折，长寿就会变成一种痛苦的惩罚和侮辱的体味。“长寿拐点”是指生命历程中使得寿命性质发生退行性改变的那个时点，具体看，包括从康寿到病寿的第一次转变、从病寿到辱寿的第二次转变。“长寿拐点”又可以称之为“长寿转折”理论。
　　“长寿拐点”的出现，说明了老龄化不仅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而且健康的丧失量达到某个拐点就会发生质变，这时候长寿就从普遍的追求变成了可怕的负担，从好事变成了坏事。过了“长寿拐点”，生命将改变方向和失去意义。如果说初步失能可称之为“第一次长寿拐点”，那么完全失能可称之为“第二次长寿拐点”。“长寿拐点”之后掉入的是“长寿陷阱”。
　　“长寿拐点”理论的提出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长寿的意义在寿命的长度，更在寿命的质量——包括三个维度的老年自立，即生活能自理，精神有慰藉，生命有价值。要千方百计推迟“长寿拐点”的出现一直到“长寿终点”，或者是没有拐点的始终保持健康的长寿，这才是人类的长寿理想，即善终。
　　病寿和辱寿的出现意味着个体的老龄化将从“快乐老龄化”变成“痛苦老龄化”，而且往往趋势不可逆。当“长寿拐点”出现在老年期和高龄期时，说明这是与年龄有关的正常现象；当“长寿拐点”出现在前老年期，可以假设是与意外有关的非正常事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生命历程中肯定存在“长寿拐点”，但现在还没有研究发现中国的“长寿拐点”在哪儿。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老年人口的品质问题。老年人口的优化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最积极、最可靠的人口力量。无论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类别上，老年人口力量包括了“品质力量”和“结构力量”。品质力量直接关联老年人口的品德和素质，是老年人口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的转化；结构力量是指老年人口的特征构成和性别年龄构成所表达的不同力量，例如健康老年人口与失能老年人口的比重变化、年轻老人与长寿老人的比例变化等。
　　在人口老龄化的表象下面，富有挑战性的是生命衰老、老年消沉、养老负担和老少失衡四大问题。“生命衰老”是指在生物学意义上个体老龄化伴随着生命的老去，体能的弱化，日常生活对他人依赖性的增加；“老年消沉”是指在社会学意义上因为病痛的折磨或者意义的失落导致生活态度的消极化；“养老负担”是指经济学意义上养老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老少失衡”是指在人口学意义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逐渐导致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失调和关系的紧张，产生“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和“照护者寡、失能者众”两大问题，甚至深陷社会的发展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
　　在性质上，老年人口力量则包括“人口推力”和“人口压力”，无论是品质性力量还是结构性力量都具有这两种性质，而且这两种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发生转变的，此消彼长，互为依存。老年人口的弱化发展，将加大老年人口增多的人口压力；而老年人口的优化发展，却会放大老年人口增多的人口推力。身体基本健康、生活态度积极、生活方式自适的老年人口依然是社会的资源和希望，是塑造强老年、善老年、乐老年的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