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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那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7月9日的那个早晨，南京酷暑难耐，刚刚下飞机的王宠惠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起草第二天向日方提出的书面抗议。
1937年3月3日，王宠惠接任刚刚辞职的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佐藤尚武也入阁成为新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对日外交，一直是南京外交部大楼里的官员们数年来最头疼的任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曾令数任外交部长束手无策。这座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的建筑，数年里迎来送往，在此之前的历任部长任职很少能够超过两年。
张群在辞职后如释重负，“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
部长们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在这些来去匆匆的人群中，囊括了国民政府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如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等人。但中日关系不仅没能好转，反而越来越滑向全面战争。
在这栋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深知此时接任外交部长意味着什么。还是在1931年，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就因为处理中日关系不当，被愤怒的学生围攻殴打。“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报道说。
但和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仅仅是被打伤的王正廷应该感到欣慰。1935年11月，时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总统府大礼堂被人枪击，连中三弹，侥幸存命后，随即辞职。继任者正是张群。
1937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没有希望的“和平”
王宠惠不是外交界的新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政府中主政外交。但距离上一次，已经有25年之久。
1912年1月5日，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外交部总长的委任状，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最年轻的总长，那一年他31岁。而今已经56岁的王宠惠再次入主外交部，一定会想起自己当年的任职经历。那一次，因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立，他在此位置仅仅两个多月就卸任了。
但这一次，仅仅任职两个多月的不是王宠惠，而是和他同一天上台的佐藤尚武。作为对华温和派的代表，还是在3月2日，佐藤抵达东京时，就提出了入阁条件，“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调整国交，缓和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
随后几日，在贵族院议会上，佐藤要求从“新的出发点”将日中间的问题加以纠正。而这一“新的出发点”就是“各国根据平等的立场进行交涉，此乃国际间的常规；根据这一常规而与中国进行的交涉，可以说是以一般的理念、一般地处理极为一般的事情。”
这样的表态，曾短暂地让南京外交部松了一口气。王宠惠随后在与日本驻华大使的会谈中，也对这种“新出发点”表示了认可。《大公报》乐观地表示，这位佐藤外相，与其他前任相比，有“隔世之感”。
与外相的表态相比，日本内阁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在当年4月通过的《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更加具体化，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也不鼓励和支持地方政权分裂。同时还提出了废止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的相应计划。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评价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
的确是太迟了，日本军部显然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位“温和”的外长。1个月后，无法抗拒军部压力的日本内阁总辞职，佐藤外交路线随之流产。
对于这样的局面，王宠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即使是佐藤不辞职，中日之间的积怨也不是单单一个外交部长所能化解的，无论在中方还是在日方，都是如此。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王宠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在全面抗日的大氛围中，战争既然已经是不可避免，作为外交部的主政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缓和局势，延缓战事，以让国家获得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
“好人”的理念
细究起来，王宠惠从踏入政坛开始，就从来是在维持危局中度过的。1912年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忙于让新生共和政体得到列强承认。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则忙于利用国际环境废止对日“二十一条”。1936年初，还在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上的王宠惠被急召回国，调解两广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方面的矛盾。两广矛盾刚刚缓解，张群又在此时辞职……
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中是个有名的“标准好人”，“为人谦逊，没有别的嗜好，爱吸老牌雪茄烟喝红茶”。平日深灰西装，素色领带，银色手表，常年是标准英国绅士的打扮。他喜欢交响、提琴、钢琴等西洋音乐，却对京剧昆曲的兴趣不浓。这和他受到完整的英美教育有关。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幼年进入圣保罗学校接受英文教育。189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并获颁发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王宠惠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研究国际公法并考察各国宪法。他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最先为王宠惠带来声誉的正是他在法学方面的造诣。1907年，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英文版由伦敦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一直到1970年代，王译《德国民法典》仍然是美国高校法学院中的经典教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还提到王宠惠，因为他上大学时用的正是这本书。
王宠惠的履历表在变乱纷争的民国时代罕见的“完整”，几乎在各界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总长，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黎元洪北京政府的大理院院长，梁士诒内阁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2年“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再到如今的外交部长，期间还两次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作为民国政坛的“常青树”，各届政府首脑总是在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时候想到王宠惠。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是四处和稀泥的“好好先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王宠惠旧交来游说，让他写作一篇鼓吹文章，许以50万现金。王宠惠愤然说，“余之笔专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一句话，将他的英美教育背景表露无遗。
1922年的《申报》或许能解释王宠惠受到各方欢迎的原因，“（王宠惠）于国内曾居高位，于国外闻望尤著，其德行、其胆识俱无可议，且具绝大才识，平日居官，未尝染有党派臭味，为北京惟一人物，不隶属于国民党，而不为孙文派所反对，其持论并非激进，而能得学生及新派之信仰，即大学中极端派，于王氏亦无间言。”
“技术派”遇到的新问题
“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日，王宠惠还在庐山。
从5月底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就上了庐山。当时，也正是佐藤辞职之时，中日外交关系缓和的一线希望随之破灭。刚刚辞职不久的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商讨抗日之事，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谈话还未开始，中日战事已开。王宠惠在7月8日了解到事端之后，即指示外交部人员向日方口头抗议。7月9日，王宠惠飞抵南京，10日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订挑衅之计划，尤为不法。”王宠惠要求，日军应正式向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负责人员，赔偿损失，并保留中方一切合法要求。这是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书面交涉。
这可能是王宠惠外交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日。上任4个月来，虽经百般维持，但战事一开，已无后路可退。
有着深厚国际法学养的王宠惠，多年来力图将中日问题国际化，用英美苏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还是早在1921年，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就在会议中突然提出提出废止“二十一条”的“临时动议”。日本代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本想将日中问题限定在双方解决的希望破灭。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代表于次年2月正式声明：放弃对中国南满及东盟的特权。王宠惠在会上展现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纯熟的国际公法学养，给人印象深刻。日后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也同样有赖于此次会议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
就外交的技巧来说，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只有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可与之媲美。“王（宠惠）博士是位热心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对各种能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务均具有深厚的兴趣。”顾维钧曾如此说。
但无论如何纯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认国际交往普遍原则的场合适用。对于1931年之后的日本，这样的技巧似乎很难有用武之地。1932年2月24日，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国际联盟通过谴责其入侵中国的决议后，集体退场。对比十年前华盛顿会议后的局势，日本显然已经不再把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在眼中了。
如果说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还能纵横捭阖，游说于列强当中，用国际公法为中国争取一些利益的话。到了1937年，王宠惠所能依恃的国际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了。
由外而内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
《中国外交史》一书中，这样叙述了抗战开始时，中国外交四处碰壁的困境：英外相艾登希望“日本自我节制”。美国国务卿赫尔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德国虽愿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所以调停不会收效。”法国大使那齐雅则表示，“日本不可能最终战胜中国，日本会像百年战争时代英国未能征服法国那样退回三岛。”诸国空谈大于实际行动，只有苏联表示它将支持中国抗战，但对调停则拒绝参与。外交部派顾维钧等人在国联大会第18届常会上提出申诉，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
不知道此时的王宠惠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的那个比喻——他将当时的中国局势比作一间“墙壁破朽”即将垮塌的大屋，全靠屋后五根大木支撑，这五根大木就是靠国际公法维持的几个条约。看似大屋没有垮，但是支撑却太薄弱，“所支之木，不过能支一时，亦不能支永久。”
他是希望国家能早日自强，改变靠条约维持的局面。“我们希望外国救中国而外国希望中国救自己，诸君想来岂不痛心？”
回国后不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力图让知识丰富，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组阁，改变武人主政的“肮脏”政治局面，以再造国家。王宠惠则积极响应，出面组阁，就任“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仅仅3个月，“好人政府”就在军阀的压力下倒台。
能够在军阀混战，政党倾轧，派别林立的民国政坛站稳脚跟的王宠惠，在此事件当中表现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局面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当时去担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难猜测他在1937年敢于接手外交部长时的心境。
也许他的一次演讲能为这些选择稍稍做些注解。那是在1927年，自海牙回国的王宠惠途经广州，应邀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他提到：“现在北伐统一，军事已算告一段落，今后的工作，须积极从事新建设的事业……中国人向来在社会做事，都是得过且过，不是苟且于往事，便是偷安于一时，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毛病。我们今日欲求社会进化，都应该打破这种的恶习……我们要求社会进化，必须时刻有求改良求进步的观念，社会才能得着一天天的进化。”
变与不变
社会是否“一天天的进化”不得而知，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确在“一天天的进化”。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重庆正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剑桥中华民国史》叙述说。
王宠惠的外交部长一职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时候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6个月，但中国已经是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英美联盟的一部分，并逐步获得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国身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际身份由“万国朝贡”体系的盟主变转为屈辱条约体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过是利用各个列强的矛盾而维持短暂的平衡。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四年间的变化不可不谓天翻地覆。这一影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清晰。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能将危局维持至今，实属不易。
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不知道当时作为五大国代表，在逐字逐句审读联合国宪章的文本时，王宠惠是否会想起1937年7月9日的那个早晨，当天南京酷暑难耐，刚刚下飞机的王宠惠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起草第二天向日方提出的书面抗议。
1937年3月3日，王宠惠接任刚刚辞职的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佐藤尚武也入阁成为新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对日外交，一直是南京外交部大楼里的官员们数年来最头疼的任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曾令数任外交部长束手无策。这座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的建筑，数年里迎来送往，在此之前的历任部长任职很少能够超过两年。
张群在辞职后如释重负，“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
部长们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在这些来去匆匆的人群中，囊括了国民政府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如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等人。但中日关系不仅没能好转，反而越来越滑向全面战争。
在这栋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深知此时接任外交部长意味着什么。还是在1931年，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就因为处理中日关系不当，被愤怒的学生围攻殴打。“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美国《时代》周刊当时报道说。
但和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仅仅是被打伤的王正廷应该感到欣慰。1935年11月，时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总统府大礼堂被人枪击，连中三弹，侥幸存命后，随即辞职。继任者正是张群。
1937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没有希望的“和平”
王宠惠不是外交界的新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政府中主政外交。但距离上一次，已经有25年之久。
1912年1月5日，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外交部总长的委任状，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最年轻的总长，那一年他31岁。而今已经56岁的王宠惠再次入主外交部，一定会想起自己当年的任职经历。那一次，因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立，他在此位置仅仅两个多月就卸任了。
但这一次，仅仅任职两个多月的不是王宠惠，而是和他同一天上台的佐藤尚武。作为对华温和派的代表，还是在3月2日，佐藤抵达东京时，就提出了入阁条件，“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调整国交，缓和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
随后几日，在贵族院议会上，佐藤要求从“新的出发点”将日中间的问题加以纠正。而这一“新的出发点”就是“各国根据平等的立场进行交涉，此乃国际间的常规；根据这一常规而与中国进行的交涉，可以说是以一般的理念、一般地处理极为一般的事情。”
这样的表态，曾短暂地让南京外交部松了一口气。王宠惠随后在与日本驻华大使的会谈中，也对这种“新出发点”表示了认可。《大公报》乐观地表示，这位佐藤外相，与其他前任相比，有“隔世之感”。
与外相的表态相比，日本内阁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在当年4月通过的《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更加具体化，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也不鼓励和支持地方政权分裂。同时还提出了废止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的相应计划。
《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评价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
的确是太迟了，日本军部显然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位“温和”的外长。1个月后，无法抗拒军部压力的日本内阁总辞职，佐藤外交路线随之流产。
对于这样的局面，王宠惠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即使是佐藤不辞职，中日之间的积怨也不是单单一个外交部长所能化解的，无论在中方还是在日方，都是如此。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王宠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在全面抗日的大氛围中，战争既然已经是不可避免，作为外交部的主政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缓和局势，延缓战事，以让国家获得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
“好人”的理念
细究起来，王宠惠从踏入政坛开始，就从来是在维持危局中度过的。1912年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忙于让新生共和政体得到列强承认。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则忙于利用国际环境废止对日“二十一条”。1936年初，还在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上的王宠惠被急召回国，调解两广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方面的矛盾。两广矛盾刚刚缓解，张群又在此时辞职……
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中是个有名的“标准好人”，“为人谦逊，没有别的嗜好，爱吸老牌雪茄烟喝红茶”。平日深灰西装，素色领带，银色手表，常年是标准英国绅士的打扮。他喜欢交响、提琴、钢琴等西洋音乐，却对京剧昆曲的兴趣不浓。这和他受到完整的英美教育有关。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幼年进入圣保罗学校接受英文教育。189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并获颁发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王宠惠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研究国际公法并考察各国宪法。他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最先为王宠惠带来声誉的正是他在法学方面的造诣。1907年，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英文版由伦敦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一直到1970年代，王译《德国民法典》仍然是美国高校法学院中的经典教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还提到王宠惠，因为他上大学时用的正是这本书。
王宠惠的履历表在变乱纷争的民国时代罕见的“完整”，几乎在各界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总长，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黎元洪北京政府的大理院院长，梁士诒内阁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2年“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再到如今的外交部长，期间还两次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作为民国政坛的“常青树”，各届政府首脑总是在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时候想到王宠惠。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是四处和稀泥的“好好先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王宠惠旧交来游说，让他写作一篇鼓吹文章，许以50万现金。王宠惠愤然说，“余之笔专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一句话，将他的英美教育背景表露无遗。
1922年的《申报》或许能解释王宠惠受到各方欢迎的原因，“（王宠惠）于国内曾居高位，于国外闻望尤著，其德行、其胆识俱无可议，且具绝大才识，平日居官，未尝染有党派臭味，为北京惟一人物，不隶属于国民党，而不为孙文派所反对，其持论并非激进，而能得学生及新派之信仰，即大学中极端派，于王氏亦无间言。”
“技术派”遇到的新问题
“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日，王宠惠还在庐山。
从5月底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就上了庐山。当时，也正是佐藤辞职之时，中日外交关系缓和的一线希望随之破灭。刚刚辞职不久的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商讨抗日之事，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谈话还未开始，中日战事已开。王宠惠在7月8日了解到事端之后，即指示外交部人员向日方口头抗议。7月9日，王宠惠飞抵南京，10日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订挑衅之计划，尤为不法。”王宠惠要求，日军应正式向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负责人员，赔偿损失，并保留中方一切合法要求。这是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书面交涉。
这可能是王宠惠外交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日。上任4个月来，虽经百般维持，但战事一开，已无后路可退。
有着深厚国际法学养的王宠惠，多年来力图将中日问题国际化，用英美苏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还是早在1921年，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就在会议中突然提出提出废止“二十一条”的“临时动议”。日本代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本想将日中问题限定在双方解决的希望破灭。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代表于次年2月正式声明：放弃对中国南满及东盟的特权。王宠惠在会上展现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纯熟的国际公法学养，给人印象深刻。日后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也同样有赖于此次会议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
就外交的技巧来说，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只有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可与之媲美。“王（宠惠）博士是位热心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对各种能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务均具有深厚的兴趣。”顾维钧曾如此说。
但无论如何纯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认国际交往普遍原则的场合适用。对于1931年之后的日本，这样的技巧似乎很难有用武之地。1932年2月24日，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国际联盟通过谴责其入侵中国的决议后，集体退场。对比十年前华盛顿会议后的局势，日本显然已经不再把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在眼中了。
如果说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还能纵横捭阖，游说于列强当中，用国际公法为中国争取一些利益的话。到了1937年，王宠惠所能依恃的国际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了。
由外而内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
《中国外交史》一书中，这样叙述了抗战开始时，中国外交四处碰壁的困境：英外相艾登希望“日本自我节制”。美国国务卿赫尔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德国虽愿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所以调停不会收效。”法国大使那齐雅则表示，“日本不可能最终战胜中国，日本会像百年战争时代英国未能征服法国那样退回三岛。”诸国空谈大于实际行动，只有苏联表示它将支持中国抗战，但对调停则拒绝参与。外交部派顾维钧等人在国联大会第18届常会上提出申诉，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
不知道此时的王宠惠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的那个比喻——他将当时的中国局势比作一间“墙壁破朽”即将垮塌的大屋，全靠屋后五根大木支撑，这五根大木就是靠国际公法维持的几个条约。看似大屋没有垮，但是支撑却太薄弱，“所支之木，不过能支一时，亦不能支永久。”
他是希望国家能早日自强，改变靠条约维持的局面。“我们希望外国救中国而外国希望中国救自己，诸君想来岂不痛心？”
回国后不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力图让知识丰富，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组阁，改变武人主政的“肮脏”政治局面，以再造国家。王宠惠则积极响应，出面组阁，就任“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仅仅3个月，“好人政府”就在军阀的压力下倒台。
能够在军阀混战，政党倾轧，派别林立的民国政坛站稳脚跟的王宠惠，在此事件当中表现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局面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当时去担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难猜测他在1937年敢于接手外交部长时的心境。
也许他的一次演讲能为这些选择稍稍做些注解。那是在1927年，自海牙回国的王宠惠途经广州，应邀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他提到：“现在北伐统一，军事已算告一段落，今后的工作，须积极从事新建设的事业……中国人向来在社会做事，都是得过且过，不是苟且于往事，便是偷安于一时，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毛病。我们今日欲求社会进化，都应该打破这种的恶习……我们要求社会进化，必须时刻有求改良求进步的观念，社会才能得着一天天的进化。”
变与不变
社会是否“一天天的进化”不得而知，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确在“一天天的进化”。
“1938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表明关心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谨慎，也有迹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重庆正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全球政策相适应。”《剑桥中华民国史》叙述说。
王宠惠的外交部长一职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时候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6个月，但中国已经是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英美联盟的一部分，并逐步获得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国身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际身份由“万国朝贡”体系的盟主变转为屈辱条约体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过是利用各个列强的矛盾而维持短暂的平衡。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四年间的变化不可不谓天翻地覆。这一影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清晰。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能将危局维持至今，实属不易。
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不知道当时作为五大国代表，在逐字逐句审读联合国宪章的文本时，王宠惠是否会想起1937年7月9日的那个早晨，当天南京酷暑难耐，刚刚下飞机的王宠惠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起草第二天向日方提出的书面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