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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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士榘一生戎马倥惚,战功卓著。秋收起义、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百万雄狮过大江、制造原子弹……这些充满史诗般传奇色彩的、让一代中国人肃然起敬的事件,父亲都参加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然而,父亲也有他那一代人无法避免的局限。但是作为子女,我们还是理解他、原谅他,爱戴他、思念他,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
  
  父亲似乎是为打仗来到世间的
  
   我的曾祖父陈克山、二曾祖父陈克水都是行伍出身,官至大清国湖北新军工兵营管带。1912年,湖北新军发起了辛亥革命。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程兵却带了头。
   当时年仅3岁的父亲在兵营里亲历了那场血与火的战斗,年幼的他只觉得很热闹,到处是放鞭炮似的枪声,天空中流弹划过的光影五彩缤纷,他很想去外面看热闹,却被奶奶死死按住说:“外面在打仗,小孩子家不能出去!”这就是父亲最早的战争启蒙。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父亲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到武汉去找他叔叔陈雨苍。陈雨苍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在德国时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回湖北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以医生诊所为掩护在楼上架设秘密电台,和湖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资深共产党人董必武关系甚笃。陈雨苍推荐父亲去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父亲从此成为一个革命者,并参加了秋收起义,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
   父亲是个职业军事家,他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打好仗、少伤亡、多歼敌上,他的战功是显赫的——在井冈山,他被毛委员称为“山大王”。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亲手活捉了侵华日军的第一个俘虏,作为旅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我军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平型关战役,全歼日本3000余名精锐侵略军。在解放战争中,父亲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著名战役;担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场总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父亲率领的兵团最先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父亲也成了解放后第一任南京警备区司令。
  
  


  为两弹工程“做窝”
  
   1952年,父亲被任命为工程兵司令员。以工作为乐趣的父亲常常突然“失踪”,好多天不着家。1958年夏,彭德怀代表中央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父亲说,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其中,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基地由工程兵负责建设,父亲担任特成立的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于是父亲又突然“失踪”了。
   父亲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了一架飞机,亲自与钱学森等专家一起勘察选址。核试验区要求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生物,地址初步划定在哈密以南,敦煌以西。1959年初,父亲和万毅、孙继先将军再次到罗布泊勘察。几经勘察之后,核试验场地确定在罗布泊西北地区。
   一个个人、一支支部队神秘地开进了西北大沙漠,一个代号为“7169”的、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绝密的、为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而组建的特种工程兵部队在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诞生了。
   父亲与战士们一起,在火炉般炎热、干燥的戈壁滩奔波忙碌,终于1960年春在测定的爆心插入了一根木桩。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闪光!
   每当回忆起这个时刻,父亲都格外兴奋,他生动向我们描绘那天亲眼目睹的惊心动魄的情景——
   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狂风般的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阵阵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而后,漫漫大漠中冉冉升起了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
   是年底的一次联欢会上,毛主席走到父亲和张爱萍将军面前时,停了好久。他一手握住父亲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张爱萍将军,笑着说:“祝贺你,你们(指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十万大军默默地开进罗步泊,又默默地撤离罗布泊。他们的名字、业绩至今仍鲜为人知。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学家和试验发射部队,而从未听说那个代号为7169的特种工程部队也为我国的两弹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父亲每说到这里,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一生追随毛泽东
  
   “文革”期间,许多老干部纷纷被打倒,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但也惶惶不可终日,指不定哪天就被打倒。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见到父亲时,主席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这句话,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
   父亲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后的一天中午。当时,他正在文家市村头当班站岗,远远地,村外小路上走过来一个个子很高、蓄长发、身穿蓝布衣裳的男子,他的脚走起路来有些跛,身子晃来晃去,看样子不像个种田人,我父亲便喝住了他,命令他接受盘查。这个人很配合地站住,说:“我是毛泽东,从铜鼓来的。”父亲愣住了。
   早在湖北闹农运的时候,就听说湖南有个农运领袖叫毛泽东,搞得轰轰烈烈,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父亲把这件事当作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事。作为一生崇拜毛泽东的老军人,每每回味起当初那个神圣的时刻,父亲总感到有一种天外来客、神仙下凡的感觉。
   在井冈山,父亲听到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前途的发言。毛的讲话,父亲铭记了一辈子。父亲之所以一辈子紧跟毛泽东,是他在井冈山时起,就感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实在了不得。那时候,井冈山才几个人啊?谁会想到从这座山沟里走出来的部队会天翻地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格局啊?
   父亲一生崇拜毛泽东。在他心目中,毛主席如神一般。他多次和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正是出于对毛泽东近乎迷信的感情,使得毛泽东对他就跟着对,毛泽东错他就跟着错。“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也一定服从,为此他也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
   其实,按照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将领都视毛主席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他们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即便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父子间多次产生分歧。父亲到了晚年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再怎么说,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
   父亲弥留之际,他再婚的妻子终于忍不住问他:“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她希望她的终日陪伴能够得到“是你”的回答。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父亲真的觉得自己是去另一个世界找毛泽东,他是带着欣慰和理想离开这个世界的。
  
  生活中的父亲在我们子女眼中并不完美
  
   父亲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战争年代就是如此,有个例子可以说明: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邓颖超给他找了个当地的名医,才镶上耽搁了16年的牙。
   建国后,父亲先后担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工程兵司令员、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父亲与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虽然身居高位,依然辛苦忙碌、艰苦朴素而又廉洁奉公、无怨无悔。
   父亲工作繁忙,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他。说实话,我们很羡慕那些与父亲一样身为高级干部却对孩子关怀备至、充满舐犊之情的家庭。
   生活中的父亲缺少情趣、不善沟通,这使得我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完美,甚至是有缺憾的。父亲大母亲10多岁,战争年代,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共同的理想、艰苦卓绝的环境,更让他们相濡以沫。可是后来,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变得令人黯然心碎。
   身为司令员夫人,母亲在政治上却并不成熟。她是个直筒子脾气,曾经讲过“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等诸如此类事实情况,这些材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搜集起来递到江青手里,怒不可遏的江青亲自下令让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于是,母亲突然被抓走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其时,父亲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反革命”罪行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而是采取了“大义灭亲”的态度,要求和母亲离婚。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母亲在狱中的几年间,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这在“文革”中也许并不鲜见,但真正轮到某一个家庭时,确实是很痛苦的事。
   母亲出狱后得知这一消息,很是生气。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给不止一个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这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一个家庭就这样面临破碎。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父亲与母亲曾试图尝试破镜重圆的可能。父亲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尽可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父亲又性格刚烈,绝不迁就。于是,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不久,一位在部队搞文艺的女性认识了父亲,他们很快结了婚。不久,父亲就搬了出去,与我们的联系也很少了。新的家庭使他焕发了青春,他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入到了年轻的妻子身上。
   1995年7月22日,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往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那些艰难的、幸福的岁月,母亲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那一刻突然瓦解。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嘱和财产。他再婚后的年轻妻子给了我们每人一件遗物,有的给了一条毛巾,有的给了两只都是右脚穿的鞋,有的是一个军用书包。其实,我们并不希望得到什么珍贵物品,我们知道父亲也没有什么珍贵的物品。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只与我们见过几次面,仿佛与我们相隔得很远很远,尽管我们很想念他。如果有来世,我们愿意和父亲再共度一生,我们希望他不用那么累,不用那么出生入死,不用再做那么高的官,不用再做身不由己的事情,而是与家人平平淡淡地度过温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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