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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出发，梳理了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文献，进而上升到制度、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层面，发现该层面的研究有着许多不足。例如文献狭隘地将创业与初创企业和自营职业联系起来、没有将相关潜在因素理论模型化，并受到样本局限性、遗漏变量问题、因果关系问题和异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制度 企业家精神 经济增长
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Kirzner，1980），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企业家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因此深刻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多层次含义以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多层面影响就显然尤为重要（Shep-herd，2011）。但是，现有的研究很少将企业家精神的渊源与企业家活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系统总结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Bjornskov和Foss，2008，2013;Holeombe，1998），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企业家的决策行动进行深入调查是十分困难的，而由此引发的数据缺失使得学术研究很难进行。
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兴趣是近期才开始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部分是理论性的（Aghion和Howitt，1992;Wennekers和Thurik，1999）。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如社会学（Thornton，1999）、人类学（Oxfeld，1992）、政治学（McGahan，和Pitelis，2010）、经济和商业史（Landes，Mokyr，和Baumol，2010）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无论如何，从研究兴趣来看，企业家精神与总体绩效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经济学。因此，我们的回顾和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学。具体来说，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些现有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驱动因素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整体产出。
一、研究现状
Audretsch和Aes（1994）以及Audretsch和Fritseh（1994）的研究首先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Audretsch和Acs（1994）使用初创企业指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进而利用1976-1986年间西德地区的177个行业的初创企业的数据，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增长率、失业和资金成本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初创企业受到宏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两项研究没有涉及具体的制度或政策，也没有评估创业活动的经济影响。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企业家精神和初创企业的特定特征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加明确了企业家精神与宏观层面的因素相关（Freytag和Thurik，2007，Smith，和Reedy，2012）。
最早一批的关于制度和经济政策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是Kreft和Sobel（2005）以及Ovaska和Sobel（2005）的。Kreft和Sobel（2005）使用美国的州级层面数据发现较低的遗产税率和较弱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促进了创业活动。Ovaska和Sobel（2005）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分析了转型国家的情况，他们发现较低的腐败状况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会促进新企业的形成。因此，这些文献的重点主要放在保护私有产权，而对于一些管制性措施，如，行业进入壁垒、资本管制等考虑较少。随后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刻而系统。Nystrom（2008）使用了2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来替代全球创业观察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而重新检验了Bjornskov和Foss（2008）的研究，他们发现更小的政府组织，更好的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以及更少劳动、信用以及商业管制能够提高自雇就业。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聚焦于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郑馨等（2017）研究了社会规范与创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加明显。
虽然实证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但现阶段关于研究企业家精神整体产出的文献还较少。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如何衡量企业、地区或国家层面的生产力（Caselli，2005;Hulten 2001）。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就业、生产率或创新效应视为既定因素，关注于如何培养企业家精神（Djankov等，2010）。Anokhin和Wineent（2012）是为数不多地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他们对35个国家的全球创业观察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大政方针的有效性。作者发现那些旨在促进创业活动的政策可能会误入歧途。因为政策制定者无法在政策制定前预测到哪个初创企业会成功。因此这些大正方针很有可能帮助了现有的企业而非初创企业（Hayek，1948;Munger，2008）。此外，还有些文献关注经济的其他方面，如出口与对外贸易（Ezirim和Maclayton 2010）。
二、研究不足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距离理想状态还很远，这一点可以从学界一直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即可看出。
（一）因变量问题
在学术界，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在经济学者看来，以熊彼得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强调的是创新能力;而受到Mises（1951）和Kirzner（1973）等奥地利学派的启发，管理学学者倾向于强调机会的发现能力;而以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尔茨（Schultz，1980）为代表的奈特主义者则侧重于强调企业家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基于这些不同的概念，度量方法将有很大的不同，进而导致因变量不同。
（二）自变量问题
在自变量方面，经济产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例如，就业增长、生产率提高等，具体选取哪种指标则取决于研究兴趣和数据可得性（Arzeni，1997）。在劳动经济学、贸易研究和产业经济学领域，存在着大规模的公司级和行业级数据集，并已被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广泛使用。然而，在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数据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新公司往往只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输入数据库。
（三）因果识别问题
经验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如何识别因果关系。例如，企业家精神可能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结果。事实上，Audretsch和Acs（1994）认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正向的。此外，正如理论工作所强调的那样（Aghion和Howitt，1992;Schumpeter，1911），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功cmskov和Foss，2012;KoeHinger和Thurik，2012）。互为因果关系这个矛盾也出现在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
（四）遗漏变量与异质性问题
和其他众多领域的研究相似，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也没有对最基本的模型达成共识。因此，在经验研究中经常会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
异质性同样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一个假设前提下，即无论在何种制度、文化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对其的反应是同质的。然而现实情况下这一假设并非合理。此外，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能会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尤其是将非正式制度考虑在内。
（五）数据缺失问题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数据缺失问题。近几年，数据的可得性得到较快的改进，但是对于研究企业家精神所需的初创企业、企业增长等数据，现有的抽样调查方法可能并不合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抽样调查很难获得那些刚刚成立以及业务规模十分小的初创企业。因此，为了获得较为合理的数据，对各类初创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总结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制度、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从而找出现有研究的困境与不足，进而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上面提到了几个不足，但是关于企业家精神、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首先，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意义。其次，制度提高了企业家行为的整体水平，也可能将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生产性而非非生产性的方向。但是，究竟哪些制度因素对产生这些有益后果更为重要，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进展感到乐观，因为高质量的数据越来越多，各学科交叉融合也越来越普遍，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问题能够获得更多高水平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制度 企业家精神 经济增长
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Kirzner，1980），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企业家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指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因此深刻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多层次含义以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多层面影响就显然尤为重要（Shep-herd，2011）。但是，现有的研究很少将企业家精神的渊源与企业家活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系统总结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Bjornskov和Foss，2008，2013;Holeombe，1998），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企业家的决策行动进行深入调查是十分困难的，而由此引发的数据缺失使得学术研究很难进行。
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兴趣是近期才开始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部分是理论性的（Aghion和Howitt，1992;Wennekers和Thurik，1999）。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如社会学（Thornton，1999）、人类学（Oxfeld，1992）、政治学（McGahan，和Pitelis，2010）、经济和商业史（Landes，Mokyr，和Baumol，2010）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无论如何，从研究兴趣来看，企业家精神与总体绩效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经济学。因此，我们的回顾和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学。具体来说，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些现有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驱动因素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整体产出。
一、研究现状
Audretsch和Aes（1994）以及Audretsch和Fritseh（1994）的研究首先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Audretsch和Acs（1994）使用初创企业指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进而利用1976-1986年间西德地区的177个行业的初创企业的数据，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增长率、失业和资金成本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初创企业受到宏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两项研究没有涉及具体的制度或政策，也没有评估创业活动的经济影响。随后又有一系列关于企业家精神和初创企业的特定特征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加明确了企业家精神与宏观层面的因素相关（Freytag和Thurik，2007，Smith，和Reedy，2012）。
最早一批的关于制度和经济政策影响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是Kreft和Sobel（2005）以及Ovaska和Sobel（2005）的。Kreft和Sobel（2005）使用美国的州级层面数据发现较低的遗产税率和较弱的劳动力市场管制促进了创业活动。Ovaska和Sobel（2005）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分析了转型国家的情况，他们发现较低的腐败状况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会促进新企业的形成。因此，这些文献的重点主要放在保护私有产权，而对于一些管制性措施，如，行业进入壁垒、资本管制等考虑较少。随后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刻而系统。Nystrom（2008）使用了2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来替代全球创业观察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而重新检验了Bjornskov和Foss（2008）的研究，他们发现更小的政府组织，更好的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以及更少劳动、信用以及商业管制能够提高自雇就业。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聚焦于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郑馨等（2017）研究了社会规范与创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加明显。
虽然实证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但现阶段关于研究企业家精神整体产出的文献还较少。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如何衡量企业、地区或国家层面的生产力（Caselli，2005;Hulten 2001）。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就业、生产率或创新效应视为既定因素，关注于如何培养企业家精神（Djankov等，2010）。Anokhin和Wineent（2012）是为数不多地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他们对35个国家的全球创业观察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大政方针的有效性。作者发现那些旨在促进创业活动的政策可能会误入歧途。因为政策制定者无法在政策制定前预测到哪个初创企业会成功。因此这些大正方针很有可能帮助了现有的企业而非初创企业（Hayek，1948;Munger，2008）。此外，还有些文献关注经济的其他方面，如出口与对外贸易（Ezirim和Maclayton 2010）。
二、研究不足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但距离理想状态还很远，这一点可以从学界一直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形成一个权威的定义即可看出。
（一）因变量问题
在学术界，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答案。在经济学者看来，以熊彼得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强调的是创新能力;而受到Mises（1951）和Kirzner（1973）等奥地利学派的启发，管理学学者倾向于强调机会的发现能力;而以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尔茨（Schultz，1980）为代表的奈特主义者则侧重于强调企业家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基于这些不同的概念，度量方法将有很大的不同，进而导致因变量不同。
（二）自变量问题
在自变量方面，经济产出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例如，就业增长、生产率提高等，具体选取哪种指标则取决于研究兴趣和数据可得性（Arzeni，1997）。在劳动经济学、贸易研究和产业经济学领域，存在着大规模的公司级和行业级数据集，并已被经济学家和管理学者广泛使用。然而，在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数据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新公司往往只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输入数据库。
（三）因果识别问题
经验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如何识别因果关系。例如，企业家精神可能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结果。事实上，Audretsch和Acs（1994）认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是正向的。此外，正如理论工作所强调的那样（Aghion和Howitt，1992;Schumpeter，1911），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功cmskov和Foss，2012;KoeHinger和Thurik，2012）。互为因果关系这个矛盾也出现在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
（四）遗漏变量与异质性问题
和其他众多领域的研究相似，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也没有对最基本的模型达成共识。因此，在经验研究中经常会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
异质性同样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一个假设前提下，即无论在何种制度、文化环境中，企业家精神对其的反应是同质的。然而现实情况下这一假设并非合理。此外，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能会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尤其是将非正式制度考虑在内。
（五）数据缺失问题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数据缺失问题。近几年，数据的可得性得到较快的改进，但是对于研究企业家精神所需的初创企业、企业增长等数据，现有的抽样调查方法可能并不合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抽样调查很难获得那些刚刚成立以及业务规模十分小的初创企业。因此，为了获得较为合理的数据，对各类初创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总结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制度、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从而找出现有研究的困境与不足，进而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上面提到了几个不足，但是关于企业家精神、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文献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首先，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意义。其次，制度提高了企业家行为的整体水平，也可能将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生产性而非非生产性的方向。但是，究竟哪些制度因素对产生这些有益后果更为重要，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进展感到乐观，因为高质量的数据越来越多，各学科交叉融合也越来越普遍，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问题能够获得更多高水平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