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丢的丢掉，比如七十块钱买的黑心棉的被褥；该装的装起，比如还不太烂的工作服。当我扛起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我相信，故乡听见了，母亲听见了，妻子听见了。开拔，此刻心跳比脚步更快，刚从烟囱里窜起的炊烟看见了我，在风里加速涌来，燃燒的玉米秆味儿牵引着久违的冲动，狠狠地捶了车厢一拳。
　　——《返乡》
　　2010年腊月二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讨薪，一年的工钱终于拿到百分之六十，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换成一张白条，稍感安慰的是白条上有镇政府主任的签字担保。虽然心有不甘，但却无可奈何。再折腾几天就过年了，还要买票坐车。发钱的傍晚，飘起了雪花。工棚已经锁门了，雪越下越大，拿到钱的三五成群的兄弟扛着行李奔向车站，准备在候车室度过今年在异乡的最后一晚。不大的候车室一下子被南腔北调的喧哗装满，温度也上升了好几度。下半夜终于安静了，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见几个大老爷们扎在墙角偷偷抹眼泪。
　　2011年的元旦前后，应该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那时候住的还是2公分厚的石棉板房，屋里屋外的温差不大，板房起到的仅仅是挡风的作用，四角还漏风。工地有规定，宿舍区只能使用低压电，没有任何采暖措施，电褥子都不能用。我们七八个人挤在通铺上，把被褥衣服全用上，晚上睡觉还得戴上棉帽子。2号那晚应该是最冷，才十点地上脸盆里的水就结了冰，靠墙边的兄弟说温度计显示现在零下七度。再熬两三天该回家了，那一晚哥几个都没睡觉，各讲各的光荣历史，吹的牛皮满天飞。我把脑袋缩进被窝里写下：归期已无悬念，今夜，零下七度的工棚里，睫毛敲开窗花的脆弱，我用一杯六十五度的哈气取暖，试图制造一份渴望燃烧的假象。（《零下七度》）
　　2013年七月，三伏天，老板开车把我们送到新工地就走了。当时的工地临建才搭了一半，宿舍还没安门窗。这个工地离海边很近，热浪滚滚夹带着海水的腥气。宿舍周围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芦苇丛里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天还没黑，小轰炸机似的黑蚊子就趴满了白色的彩钢板。来的时候我们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没有蚊帐（因为老板说新宿舍有空调）。新宿舍确实有空调，外机内机都装好了，只是还没通电。工地地处新开发区最末端，据卖盒饭的那对夫妻说，他们家离这儿有近三十里。好在有盒饭，有小菜，有塑料壶装的散白酒。那天夜里我们全醉得一塌糊涂，吐得一片狼藉后，东倒西歪地睡去。我被蚊子叮醒的时候，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满身的红包奇痒难忍，困意没了，就一边替哥儿几个哄蚊子，一边在手机上写了两首诗。
　　我庆幸至今依然坚持诗歌的纯粹和自然释放，为内心那片纯净写下我的诗歌。
　　工棚诗歌是我的血脉，我会一直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我理想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