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 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没有痛苦地走
　　78岁的陈有强是腹膜恶性间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经属于后期了。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父亲的主治大夫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父亲听到这句话，几天后，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又翻出了喜欢的老子和庄子的书，慢慢看。
　　陈家也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陈作兵所见到的那些病人家属的做法，父亲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6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他来病房。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
　　过一段舒心的日子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到老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陈作兵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
　　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村子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平素不过三四百人，四周群山环绕，山上常年郁郁葱葱，一条小溪从村子穿过，自然环境十分优美。“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父亲先是自己去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的。”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父亲说，他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有可能还是做奶奶的儿子。儿女长大了，没有牵挂，务必要对母亲好些等等。
　　乘母亲打开水之际，父亲给陈作兵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陈作兵的母亲，孩子们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她以后也得了重病，不要让她太痛苦。陈作兵说我会的，父亲你放心吧。父亲笑了，也放心了。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死也是有尊严的
　　作为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陈作兵这样做，担着很大的骂名。他说，在得知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后，他想到了鲁迅先生《父亲的病》中的一段话：“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陈作兵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他仍然觉得鲁迅先生这样矛盾挣扎的心情，就是他最真实心情的写照——因为陈作兵也曾在国外进修，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
　　查理是陈作兵在英国进修时的第二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陈作兵听说他非常快乐。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
　　陈作兵当时觉得很费解，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令人惊讶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他们通常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还有，陈作兵发现，在英国医院里的一些绝症病人，在人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拒绝延长生存几小时或者几天的希望，同时也拒绝了接受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陈作兵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平静地离开了，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他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那张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和哭泣的冲动。
　　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事情过去了，他心里依旧有一种矛盾存在着。他将这种矛盾心情记录在了论坛上。2012年5月3日，杭州《都市快报》将陈作兵写在论坛上的手记公开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广泛共鸣——令陈作兵欣慰的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理解他这样做。但是，也有争议：那些还正在被肿瘤折磨的患者，从几十岁到近九十高龄，都期望听到最诚实的意见——究竟是在现有情况下继续做放疗化疗药物治疗，还是珍惜最后的时光和亲人相聚?
　　陈作兵说，他也没有答案，“因人而异吧，怎么选择都不算错，但应该尊重患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