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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对党内民主的理解与国外其他政党既有一致，又有不同。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假设阻隔了学者们对中国地方民主动向的客观认识。若要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从其自身理念入手，并探究它是否存在观念的创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扩大村级直选、吸收社会新阶层入党、提高党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探索党代会常任制，这些探索无疑是积极的，而且使中国在创建自己的模式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信。虽然由于历史文化及政治观念的影响，党内民主发展仍有诸多限制，但如果党内民主真的实现，中共本身就会变成全新的党，其属性将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将变得更强大更合法。
关键词：中共党内民主；西方政党理论；再审视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5-0058-09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拥有六千六百万党员①，其中普通党员大约四千五百万。“八九”事件后，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年后覆灭，当此预言没有实现时又改为九年，但九年的预言最终再次破产。这个政党不但存在着，而且还通过在社区②和私营企业内建立党支部来充实力量，并在中央层面控制着42个巨型企业。这一政治现象足以使许多学者震惊和疑惑。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党政分离，③然而，时至今日，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的政府部门，地方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人大主席，这就表明，共产党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共产党绝对权力的增加却伴随着腐败水平的下降。根据透明国际统计，中国腐败指数得到持续、明显改观。④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我们只可能从党内民主方面来寻求解释。
在民主化进程中，中国曾出现几次小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的村级选举和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化的竞争选举。⑤第二波则是20世纪90年代乡镇级领导的公开提名和选举。See T.Saich and X.D.Yang，“Innovation in China’s Local Governance：‘OpenRecommendation and Selection’，” Pacific Affairs，Vol.76，No.2，2003；Baogang He and Lang Youxing，“China’s First Direct Election of the Township Head：A Case Study of Buyu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No.1（May 2001），pp.1–22.第三波是建立城市参与和审议机构。Baogang He，“Participatory and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ference，October 29–31，2004，Fairbank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而第四波则以党内民主的发展为特征。
如果说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那么，党内民主则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和管理制度改革。See Wan Fuyi （ed.），Dangjian：Gongchandang zhizheng shijian yu guilu yanjiu（The Warning from Parties：A Study of the Practice and Law of CommunistRule） （Jinan：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2003）；Zhang Xiangni，Wang Jinguo，Lu Guangsen，Hou Yuanchang，Yan Demin and Zhu Suibin，Gongchandangzhizheng fangfa tantao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uling Method of CommunistParty），（Kaifeng：Henan daxue chubanshe，1989）.当前的任务就是改进选举和监督机构、保护和扩大党员知情权和参与权，因为这些工作是使党更加民主，使党内民主更加具体、真实和有意义的必要措施。
健全的党内民主预期虽屡被提及，但对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民主化。仅以北京观之，实现党内民主似乎希望渺茫。然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在顶层和基层差异巨大，横向党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这样，基层党组织内部制度的变革就成为民主转型的动力。在基层有一股积极的力量来推动党内民主、突破改革的限制，并产生具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在引进党内民主方面，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先例，南非共产党也在努力改革自身以成为民主的政党，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开始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Svenska Arbetarepartiet）通过改革而内生活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执政到现在。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党内民主的有关论述、农村草根阶层的变化、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成分、实践中党代表性质的变化和党代表常任制的实践等问题，修正我们对中共的既有成见。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中共的党内民主，反思和批判我们先前对它的自由预设。
文章聚焦于雅安和椒江市的党内民主的试点，并以广泛实地调研和访谈为基础，包括2002年在北京、上海和杭州，2003年在雅安和武汉，2004年在北京、杭州、温岭和椒江的调研。当然，由于地区的变化和差异，雅安和椒江并不代表全国的民主趋势，事实上，民主的浪潮在地区之间也是此消彼涨。
应该指出的是党内民主的实践基本保持低调，甚至于逃避媒体和西方学者的注意。与五四时期那种知识大争论和广宣传的方式相反，这些政治实践大都在几乎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推行。 一、党内民主的若干观点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有趣却令人惊讶的转变，即从上世纪80年代“分离论”到90年代“统一论”。所谓“统一论”就是要求所有关键的政治组织都应该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共产党职能的强化，党内民主理念却得到普及。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党内民主是政治机器的平衡机制和混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随着共产党绝对权力的增强，人们对发展党内民主的期望也必然增加。
所谓党内民主，就是提升党员权利的机制，它使所有党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党内事务；党内人人平等，党员享有的权利受党章保护。与村级的改革相同，现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内部，党委书记和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在党内选举中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
在一些地方的党代表选举中，积极倡导和推行“多候选人”选举取代单一代表选举。在雅安等地，乡镇及以上级别党委书记选举将采取“多候选人”选举。若由此推演，总书记应该由中央委员会或是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样，党内最重大的事务也应该由选票来决定。
有学者建议，为了实现党内的监督和制衡，权力应该在党委会、执行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之间进行分解，每一个部门都独立地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Gang Lin，“Ide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a New Era，” in Gang Li andXiaobo Hu （eds），China after Jiang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60.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三个分支机构分解党内权力。廖盖隆是这种观念的早期提倡者，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也赞成并拥护这种主张。根据提议，立法权属于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权力属于由常务委员会转变而来的执行机构，司法权力属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来自于党的代表大会的监察委员会。也有学者认为，该系统具有统一的力量，能够使不同的权力部门处在党的领导下，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党的代表大会。
这种“三权分立说”的本质是通向西式民主的迂回策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反对三权分立，认为其属于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为了绕过这个思想障碍，中国的知识分子2002年在深圳政府内提倡三权分立，2003年在党内提倡三权分立。这似乎成为通向三权分立的中国路径。这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思想突破还有待观察，因为在2004年，中共曾明令禁止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对党内民主的理解与国外其他政党的民主有一致性，比如强调参与、包容性、问责、透明度和代表原则，然而，中国关于党内民主的理念并不重视性别平等，用选举方式产生候选人，或者用民主的方式决定资金的使用。而且，中国的党内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党内派系的基础上的（当然，部分人支持党内有多个派别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日本的自民党，自民党的多元化就包含着党派或党内的众多部分）。它不是面向个人的自由，也不是面向集体的团结。它是维护着一党执政而不是要建立多党制度，即使法律原则也要在中共领导之下。它的目标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采纳普遍投票或一般性选举。它强调记者作为监督者的重要作用但不强调新闻的绝对自由。党内民主的这些观念与党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但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主义观念。（参见表1）表1两种关于政党理念的比较
萨托利的政党自由观 中国对政党的理解党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体组成政党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 在规范层面，党是排除私利的集体概念。政党是为了维护和实现集体和公众的利益，如除个人外的社会和国家等现在政党制度源于政党是社会的“部分”而非整体。单一的政党无法代表整个社会，所以多党制就是必然选择 政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即政党等于中华民族，政党=国家=政府=人民。这种观念不包括社会部分变成政党的思想因为党是在个人基础上的“部分”或“派”，所以允许各派系在党内表达利益需求。 因为党作为集体而代表全体人民，在党内团结统一的道德原则下，派系是不许存在的。尽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派系的确存在，却受到抑制。多党通过选举来竞争权力，这是政党和民主之间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以提供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的名誉独享国家政权。这是一党执政与拒绝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异见造就了现代化的政党；异议则是政党政治的本质 异议是政党的敌人，纪律是保持党内团结的关键多党通过宪法或共识来建立和保持一个政体 多党会导致政治解体以上比较可以厘清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一个符合“党的自由”定义的标准的党，在中国，对党的认识与自由主义观念也不相同。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自由民主也完全不同。Kim Jae Cheol，“Party Reform in Post-Mao China：Re-Conceptualization of Party’s leading Roles，”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3.如果我们套用一个自由的框架，就会发现一个真正完整的中国民主体制是无法与中共执政共存的。正如布鲁斯·迪克森所说，“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必然做出牺牲。”Bruce J.Dickson，“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 （January 2003），p.14.He also made this point in his earlier work：“Democratizing reforms are unlikely to come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CCP；instead，they are likely to come at its expense.” See 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253.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量这些不同的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认同中共的党内民主思想。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内民主的中国观念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民主之路是多元的，当然包括中国式的民主。基于这样的视角，中国共产党在阻碍或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发展和党内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拷问我们对政党一般性思考或假设能否解释中国政党。特别是我们应该质疑萨托利阐释的政党的自由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若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从它自身理念入手，并探究它是否存在观念的创新。
二、村级的人民的党？
乡村选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自信，开发了一种非零和博弈。最初，中国共产党担心自身影响力在乡村选举中下降，所以，它控制了选举的整个过程、速度和方向。在经过一些试点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联合非党派人士，而且还实现了乡村选举成本最小化。这也进一步证明，尽管当选的村委会成员或书记有一些是无党派人士，他们也能维护好当地秩序。人们也发现竞选村党委书记可以有效更新党在农村的权力。
因此，越来越多的村党支部书记是由村民选出，新富阶层、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也被吸纳入党，村党组织由村民代表大会定期监督，党委书记不得不与当选的村委员会委员和VRA分享权力，而后者正日益成为一个最终的决策机构。所有这些新变化，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和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权力的来源和运作正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
在2001至2002年，浙江的许多地方实行党的普遍选举。在临海，任何人若没有获得村民50%以上选票则不能成为村党委书记的候选人。2002年，中共要求所有参选村党委书记的人必须先参选村民委员会。Jean C.Oi，“State Response to Rural Discontent in China：Tax-for-fee Reformand Increased Party Control，” Crisis in the Hinterland：Rural Discontent inChina，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107 （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January 2003），p.7.看来，执政党已经发现，选举作为一种新的方案，既能满足村民自治的要求，又能使政党永续发展。Yawei Liu，“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4，No.6 （November/December 2001），p.20.
选举的程序非常有趣，通常的做法是村党委书记的选举先于村委会的选举。现在，在山西模式中，村的选举先于党的选举，在广东模式中，那些被选为村长的人在同次选举中自动成为党委书记，这些做法体现了民众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民主原则。更重要的是，党的选举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村民参与党委书记的选举，从长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党的支部将变成一个 “全民支部”？更夸张一点表述，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发展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村民党，代表和协商不同的利益，在那里政治权力被分享和监察；另一个是国家的党，社会利益没有被适当的代表，并且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拒绝分享权力。
三、资本家党员
民营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农村城镇化，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为应对形势，中国共产党修改了入党标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家已经可以入党。过去，阶级和阶级意识是党员的主要标准，在今天，这些都不再重要。一个乡党委书记提出三点关于入党的建议：带头致富；贯彻党的政策（即遵守党的纪律和法律），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年轻人。Stanley Rose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Society：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Party Memb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4 （1990），p.60.当然，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民营企业家，即使雇用大量工人，也可以申请入党。
根据2000年中国民营经济年鉴，1999年，430万或19.8%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Ignatius Wibowo，“Party Recruit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I Background Brief，No.101 （September 2001）.1996年，某个乡镇中20%的村党委书记是民营企业家；1998年，上海的四个区中，13%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Liu Zhangfang，“On ‘boss members’ and ‘boss secretary’，” Zhongliu，No.7（2000），pp.10–13.
依据学术调查，党员中民营企业家的比例也在上升。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在1997和1999年对500名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显示，所有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家中40%是党员。Bruce Dickson，“Economics as the Central Task：Do Entrepreneurs Matter？”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Leadership Transition，Virginia，December 2001.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在1996至1998年对山西省239位企业领导人的采访显示：77%的农民企业家，56%的民营企业家，73%风险管理人员，66%的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是共产党员。David Goodman，“The Emerging Public Sector in Shanxi：Entrepreneurs andEnterprise as Risk under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UNSW-UTS Centre for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Workshop on Social Change and Enterprise inChina’s Provinces，Taiyuan，October 2000，p.15. 许多新兴阶层的成员应邀入党，或通过选举成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止到1995年，在国家一级，5401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558位是中国人民政协委员；1357位是共青团委员会成员；1430位是妇女联合会委员。例如，湖南省石门县，198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当地的领导人；其中，86位是村干部，67位村党组织书记See Deng Liqun，“Yingxiang woguo guojia anquan de lougan yinsu”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entral Party，unpublished but widely distributed privately among intellectuals towards职the end of 1995，p.7.。在保定，94%的民营企业家参加了各种社会组织，资产超过100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中，82%被选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是政协委员。See Li Qiang，Dangdai，p.331.拥有财富和金钱的民营企业家试图购买政治权力，同时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也想通过权力调控营业执照而赚钱，权力和财富的结合必然导致腐败。为了打击腐败，许多人提倡民主机制。同时企业家开始要求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更加社会化，以维护他们的利益。For example，Wan Ruinnan，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Stone Company，was an active advocate of privatization，and vigorously defended the Stone enterprise as having been from the start a vehicle for political action.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条件；相反，他们希望参与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他们认为，在政党决策过程中，选举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仅仅是作为个人或利益集团参与当地政治的，与欧洲通过政治动员“阶级”参与政治不尽相同。因为以任何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和竞选活动都是党和国家禁止的，企图煽动阶级冲突的任何行为都会被取缔。
四、三个代表
从世界范围看，政党与社会关系日趋松散，政党真正“代表谁”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但是，它一直在努力解决“代表谁”的问题。阐述“三个代表”目的就是为实现最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述不完整，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江泽民似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全国人民的代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个乡党委书记说，转变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而这也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质所在。He Baogang’s interview in Wenzhou on June 5，2001.
由于新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大部分，江泽民提出党要从这个新阶层吸纳更多成员。该方案被党的十六大采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根本上把它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代表转变为所有社会阶层（包括新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表。现在，在雅安，每个村的党支部都被要求每年吸纳两到五位民营企业家入党，同时，党支部有义务通过支持党员的事业而使其致富。
应当指出的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家阶层在党内的百分比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不能被理解为只是新兴富有阶层的代表。江对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强调可以被看做是试图把党重新建成一个全国人民的党。这似乎又返回到1990年宋平的早期的号召，即中国共产党国家化并成为一个全民党。See A New Work Manual for Party Affairs （Beijing：Zhongguo yanshi chubanshe，1995），p.1673.然而，在人民（如工人）的利益和富人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内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党的干预作用和协调利益冲突的角色更加突显。
五、党和国家代表谁的利益？
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对党和国家的性质提出了质疑，随着官商合作机会和事实的增加，官职作为商品而被出卖，官员及其商业伙伴乘机敛财，经济入侵政治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党和国家的地方官员越来越依赖新兴的民营企业家而不是工人，一些地方官员被发现从民营企业家那里借钱给不赢利的国企工人发工资，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依靠私人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人民的政府”的高贵理念将被限定在“有钱人的政府”的理念之中吗？党和政府现在代表着资本的利益吗？党员只是被用作发展资本的工具吗？种种迹象表明，党、政府与新兴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前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个人顾问断言：“‘三个代表’意味着，现在党已经承认潜在的事实并正式宣布它已成为有钱有权人的党。”Bao Tong，“China’s Unrepresentative Communist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7，2002.
党和国家能够保持中立立场，在制定政策时能够超越阶级关系吗？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解决工人和企业家的冲突时似乎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央政府一方面限制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一方面控制地下劳工运动。同时，党和国家似乎正在试图出台一系列法律以保护工人的利益。1992年工会法规定了劳动者获得组成或加入工会的权利，并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此外，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并限制加班。然而，全面实施这些法律，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浙江宁海县将62个国有或集体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主后，所有的工会都被关闭或完全丧失了功能。See The Front Line Magazine （published in Hong Kong），No.11，2000，p.12. 六、党代表常任制
与“三个代表”思想一起，党和国家代表性质的变化是缓慢且由来已久的，最终形成PSPR（党代表常任制的英文缩写，下同——引者注），PSPR最初由邓小平在1956年提出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紫阳等领导人提出应该建立PSPR，高放在一次内部讨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988年，党中央批准了12个试点地区，其中就包括椒江和绍兴。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12个试验基地中有七个停止了试验。然而，2002年8月，在雅安，该体制得到了改进。2003年，更多的试验被实行，包括四川的眉山和自贡，深圳的保安区、惠州市，广州杨东县，南宁市城北区，宜昌市等17个市区。
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代表选举产生党委会，党委会选举产生党的书记。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在雅安，党的代表每年举行季度会议。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但现在它被视为是一个决策机构和最高权威机构。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Party Congress，see Gang Lin，“Leadership Transition，Intra-Party Democracy，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China，” Asian Survey，Vol.44，No.2 （2004）.
过去，党的选举只是一个形式，然而，2003年雅安市荥经县的党代表完全是被选出来的，5800名党员中，736人（即全体党员的12.7%）参加了竞选，241人被选为最终候选人，当年8月，166人被选为党的代表，在此次选举过程中，17位乡镇级的党领导失去职位。
党代会常任制度下，党的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具有长期职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长期性地行使日常的权利和权力。党的代表被授予五项基本权利——选举权；讨论重大政策权；党的领导人评价权；监督权；提出议案权。10到20名常任党代表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议案。党和政府的相关组织必须在3到6个月内回答任何一位常任党代表提出的问询。此外，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党代表受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保护。党委书记也无权擅自撤销其党代表的职务。
执政党也采取措施保持党代会的经常性和有效性。党代表的选区规模被减小以确保每一位党代表能够密切联系大约100位党员。常务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制度被废除，以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决策机构。雅安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党的代表机构，即“党代表联络处”。
干部在党内的民主测评十分重要。2003年雅安市每年的党代表例会上，所有主要领导人都由党代表进行测评，其中的40%不得不成为普通党员。更严重的是，如果任何领导人没有获得70%以上的信任票，问责程序将自动开启。实践中，第一次被投不信任票就会导致该领导被警告，一年中要改进自己工作，若第二次再被投不信任票则被解职。这种评价有几个限制，在浙江省椒江市，1991年停止了测评实践，因为那一年，党委书记得到的信任票少于他的同事，直到2003年测评才重新启动。在浙江，党委书记张德江没有批准公民测评的动议，也没有同意由市民测评市长的建议。2002-2003年，只是政府部门的副领导人被允许由21位领导人测评。
另外，党代表常任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党代表常任制使党内官僚机构扩张，比如，雅安增设了由五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处。而且，有一个由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次，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在接替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任职后，党代表大会先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后举行，而人代会的召开却是为了执行党代会的决议。
七、限制
显然，如上所述，发展党内民主还存在诸多限制。这部分我将主要研究这些限制。大多数新的民主试点选在乡镇和县一级，而在中央层面进展甚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变化是细小的、边缘的、具有欺骗性的，它们的目标就是放缓快速的民主化步伐。就像林岗所说：“北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Gang Lin，“Ide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a New Era，” p.64.
党内民主并不是万能的，其固有的局限也很明显，包括继续党的执政，限制了活跃的公民社会的角色，未能充分保护公民权利，缺乏透明度和开放性，党的选举缺乏外部监督机制。如果党内民主不接受外部监督，怎么可能推动社会民主或鼓励多元化和党际之间竞争呢？
整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国家权力。特别是党内民主在党组织的控制下，尤其是要遵守党的“四个不准”。党内民主被看作是民主集中制的补充。比如椒江，当党代表机制挑战当时的权力权威，民主进程就被阻滞。即使存在民主，也是精英民主，是排除人民和其他党派的民主，不是自由的或社会的民主，也不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宪政改革。没有来自于社会和组织的压力，党内民主是有限的。党内民主的限制在表2中可以看到。
一党民主 两党民主 三党民主由党员选举 由选举来决定执政 多种选择一党垄断 两党轮流掌权 三方选择党内民主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约束，选举之初就需要在党内制造分歧和派系，过度的党内民主被看作是削弱了纪律和团结，但这些又是争取权力和选票所必须的。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来看，在纪律和民主之间需要权衡，党内民主必须限定在一定程度内，即不能削弱党的力量。
国家民主通常先于党的民主，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国家民主得到巩固，政党民主才会被提上日程。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普通党员才被允许和鼓励挑战党魁的权威。鉴于中国社会层面缺乏民主，中国式的政党民主能走多远则备受置疑。就像林岗所说的，“党垄断权力且没有实质的限制，加之党政界限模糊，与此相应的理论和策略也含混不清，这就导致中国制度建设缺位。”Gang Lin，“Leadership Transition，” p.275.人们通常会问中国能否在国家民主化之前获得党内民主，这种思维逻辑是错误的，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党内民主就没有必要推行国家民主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所以，在实践中，地方官员多强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关系。 八、修正与考量
以上关于政党变化的论述足以证实，我们必须修正对党的理解，未经修正，我们预期的结果就难以实现，有关中国共产党倒台的预言还会再次失败。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假设阻隔了我们对中国地方民主动向的客观认识，他们应该有勇气去转变观念，直面中国的现实。自由的政治范式分散了我们对中国推进的混合政体的关注，对西方社会民主化战略的关注阻碍了我们研究其他通向民主的路径。
《民主杂志》设有一个特殊议题，它致力于研究政党自新能力或衰退趋势。Se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 （January 2003）.例如评论家何清涟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着道德和政治上的腐败，以至于它无法自我更新，更不用说承担政治民主化的任务了。Qinglian He，“A Volcanic S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January 2003），pp.66–72.然而，在更新和衰退的简单二分法之上，有必要探寻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思考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1.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政党
在某种意义上，中共仍旧是列宁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形成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中共也严格执行这种禁令。Bruce Dickson，“Whom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 From ‘Three RevolutionaryClasses’ to ‘Three Representatives’，” American Asian Review，Vol.21，No.1（Spring 2003），pp.5–6.然而，除此之外，列宁主义的框架却不能解释地方一级的重大发展，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复杂现实。
西方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希望中国共产党像其伙伴苏共一样崩溃。然而，现实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党的思想已经世俗化了，从原来的原则性较强的党转向功利的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强烈的主义思想了，这意味着它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做出实质性的转变以求生存。事实上，党员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党的绝对统治被削弱了，并且党逐渐学会了与被选的村民委员会和党代表分享权力，越来越多地以选举作为制度化措施而增强其合法性。
我们要问，在地方一级，干部委任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See John P.Burns，“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the 1990s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No.138 （June 1994），pp.474–480；“The Relevance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 New Er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 New Era：Renewal and Reform，December 9–10，2003，East Asian Institute，Singapore.现在，地方党组织在任命党外干部、公开提名和选举任命当地干部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地方党组织，村党委书记不得不与当选的村长分享权力，通过此种方式，党组织的权力稍有减少并受到限制。地方权力的来源正在被重新界定，选举和审议正日益成为权力与合法性的新来源。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转变，以前完全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现在正尝试代表社会各界；以前反对私有制，现在支持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吸纳企业家和社会新富入党，也由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保守的执政党，这种观点参见1991年《太子党》“Sulian jubian zhihou zhongguo de xianshi yingdui yu zhanlue xuanzhe” （China’s Realistic Countermeasur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fter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an internal document printed and circulated by Zhongguo Qingnian Baoshe in September 1991.。中共向保守的执政党迈进采取了以下步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采取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目标；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劳动阶层，团结中国大众；放弃激进主义和政治幻想，强调渐进主义和现实主义。
在城市，居委会一级的地方党组织有时像慈善组织一样发挥作用；地方党的领导制定慈善计划并说服当地的生意人帮助穷人。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最穷的人可获得高达2000元的捐赠。城市居委会也通过失业和贫困登记向他们提供福利服务，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看作理性的执政者，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在特定的情况下寻求培育党内民主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如果以上情势持续发展，党的原则将被重新定义，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些因素最终将为中国的权力体制转变开创一条平和的道路。
2.创建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它悠久的历史，也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建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由于这些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在创建自己的模式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不想简单的复制台湾国民党、新加坡和日本自民党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会采取多党制吗？在当前形势下这似乎是一种误导和毫无建设性的提问；相反，我们最好先全面了解中国在发展多党制方面所受的历史和观念的限制。历史上的多党制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晚清时期强烈反对党派的形成，因为根据儒家伦理，西方风格的党是一群追求私利的人（朋党）。渐渐地，党的观念被接受，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政党。尽管多个政党存在，某一党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唯一合法政党而不尊重其他党派。See Yang Deshan，Zhongguo jindai zichan jieji zhengdang xueshuo yanjiu （A Study of the Doctrine of Bourgeois Parties in Modern China） （Beijing：Renmin子chubanshe，2002）.最后，共产党掌握权力，控制了国家、社会和军队。尽管存在分歧的声音，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统一的话语权，即所有关键的政治组织应团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显然，所有这些历史事件表明，中国所谓“大一统”的传统仍在延续。一党集权被视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途径。党的集体主义观念作为一个整体盘踞在中国人的心底和政治机构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将严重影响中国发展多党制。 中国多党制发展的另一个约束是认知问题。中国绝无可能打破集体主义的传统而支持党的个人主义观念。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上，不同的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这构成了多党制的基础。当然，在后现代社会中，阶级代表性已经在政党政治中被削弱。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声称它代表着先进文化、先进的阶级和全体人民。它的代表性是超越社会阶级划分的。党的这种观念不包含通过多党制代表不同的利益的想法（见表1）。这样中国通过社会阶级的冲突复制欧洲的多党制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与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一起分享权力和“三个代表”处理阶级冲突。同时，党采取强硬措施压制旨在鼓动社会各阶层的任何政治团体。此外，中国人关于政党的思想也没有两党分权和轮流执政的观念。只要它掌握着控制权它就具有合法性。一党执政的公正性来自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一党执政提供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鉴于上述认知和历史条件，人们可能会对中国多党制的形式提出现实并具有创造性的问题，即当前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A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see Baogang He，“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arty System in China，” in Wolfgang Sachsenroder，（ed.），Political Par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Volume II：East Asia （London：Ashgate publishers），1998，pp.36–87.是否会经过发展与多党制具有同等功效？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方式与其他民主党派分享权力。在做出决定之前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在重大决定宣布前民主党派被提前通知，重大决策宣布后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一些副职被委任于民主党领导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其他政党联盟的领导。
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混合政体，其间包括不同的成分，如传统的话语规则、一党执政、人民党的形式、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功能派、民主选举和监督相结合等。混合政体为探求党内民主的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I have discussed China’s search for the mixed regime，see Baogang H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Grassroots Governance：Five Model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No.2 （2003），pp.293–314.在21世纪，中国正在通过混合这些成分，创造其独特的政治统治模式和民主化模式。党内权力的三分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国家权力三分的第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同时，中国正试图通过引进和发展党内民主来打击一党执政体制内存在的对绝对权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破坏。Chen Wenbin （eds），Zhongguo gongchandang xinglian fanfulu （A Recor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 （Beijing：Xi yuan chu ban she，1993）.如今，地方官员很难犯下严重的腐败行为，有多种检查反对任何潜在的恶行。党的纪律委员会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且，党委书记不再控制同级的党的纪律委员会，由常任的党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组建另一个重要的监察机制。See Gong Jie，Yu Xiancheng and Li Xi，Xinshiqi de dangnei jiandu （Internal Party’s Check System in a New Age） （Beijing：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chubanshe，1992）.有两个重要的机构防范贪污——每年的党员民主评议会上，没有获得70%以上评价票的任何领导人都将面临党内警告处分和处罚，官员如果有腐败的坏名声，他们可能在党内选举中失去职位。
结束语
虽然我赞同许多对党内民主的批评，我要强调的是，党内民主是一个比村或乡镇选举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机构变革。想象一下，占中国人口5%的6600万党员，将投票选出他们的党代表！如果党内民主真的实现，中共本身就会变成全新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属性将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将变得更强大更合法。即使大多数中国人仍会被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但党内民主仍是很大的进步。党内民主将提高一党执政的质量，防止其自身成为一个绝对腐败和专制的政党。
党内民主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党内派系的合法化，像日本的自民党一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起作用的派系在中共党内形成。它也可能导致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革。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性质，如果党实现了民主化，政府也可能实现民主化，它也将为国家民主化的快速转型铺平道路，强化党内改革者的力量。依据党内民主，你可以看到政党民主的前景，党和国家之间关系民主化的前景。当然，中国共产党不能错过这一历史机遇，中西方学者都需要认真考虑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所有可能性。
（责任编辑：熊觉）
关键词：中共党内民主；西方政党理论；再审视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5-0058-09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拥有六千六百万党员①，其中普通党员大约四千五百万。“八九”事件后，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年后覆灭，当此预言没有实现时又改为九年，但九年的预言最终再次破产。这个政党不但存在着，而且还通过在社区②和私营企业内建立党支部来充实力量，并在中央层面控制着42个巨型企业。这一政治现象足以使许多学者震惊和疑惑。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党政分离，③然而，时至今日，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的政府部门，地方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人大主席，这就表明，共产党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共产党绝对权力的增加却伴随着腐败水平的下降。根据透明国际统计，中国腐败指数得到持续、明显改观。④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我们只可能从党内民主方面来寻求解释。
在民主化进程中，中国曾出现几次小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的村级选举和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化的竞争选举。⑤第二波则是20世纪90年代乡镇级领导的公开提名和选举。See T.Saich and X.D.Yang，“Innovation in China’s Local Governance：‘OpenRecommendation and Selection’，” Pacific Affairs，Vol.76，No.2，2003；Baogang He and Lang Youxing，“China’s First Direct Election of the Township Head：A Case Study of Buyu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No.1（May 2001），pp.1–22.第三波是建立城市参与和审议机构。Baogang He，“Participatory and Deliberative Institution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ference，October 29–31，2004，Fairbank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而第四波则以党内民主的发展为特征。
如果说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那么，党内民主则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和管理制度改革。See Wan Fuyi （ed.），Dangjian：Gongchandang zhizheng shijian yu guilu yanjiu（The Warning from Parties：A Study of the Practice and Law of CommunistRule） （Jinan：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2003）；Zhang Xiangni，Wang Jinguo，Lu Guangsen，Hou Yuanchang，Yan Demin and Zhu Suibin，Gongchandangzhizheng fangfa tantao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uling Method of CommunistParty），（Kaifeng：Henan daxue chubanshe，1989）.当前的任务就是改进选举和监督机构、保护和扩大党员知情权和参与权，因为这些工作是使党更加民主，使党内民主更加具体、真实和有意义的必要措施。
健全的党内民主预期虽屡被提及，但对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民主化。仅以北京观之，实现党内民主似乎希望渺茫。然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在顶层和基层差异巨大，横向党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这样，基层党组织内部制度的变革就成为民主转型的动力。在基层有一股积极的力量来推动党内民主、突破改革的限制，并产生具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在引进党内民主方面，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先例，南非共产党也在努力改革自身以成为民主的政党，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开始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Svenska Arbetarepartiet）通过改革而内生活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执政到现在。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党内民主的有关论述、农村草根阶层的变化、共产党的资本主义成分、实践中党代表性质的变化和党代表常任制的实践等问题，修正我们对中共的既有成见。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中共的党内民主，反思和批判我们先前对它的自由预设。
文章聚焦于雅安和椒江市的党内民主的试点，并以广泛实地调研和访谈为基础，包括2002年在北京、上海和杭州，2003年在雅安和武汉，2004年在北京、杭州、温岭和椒江的调研。当然，由于地区的变化和差异，雅安和椒江并不代表全国的民主趋势，事实上，民主的浪潮在地区之间也是此消彼涨。
应该指出的是党内民主的实践基本保持低调，甚至于逃避媒体和西方学者的注意。与五四时期那种知识大争论和广宣传的方式相反，这些政治实践大都在几乎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推行。 一、党内民主的若干观点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有趣却令人惊讶的转变，即从上世纪80年代“分离论”到90年代“统一论”。所谓“统一论”就是要求所有关键的政治组织都应该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共产党职能的强化，党内民主理念却得到普及。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党内民主是政治机器的平衡机制和混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随着共产党绝对权力的增强，人们对发展党内民主的期望也必然增加。
所谓党内民主，就是提升党员权利的机制，它使所有党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党内事务；党内人人平等，党员享有的权利受党章保护。与村级的改革相同，现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内部，党委书记和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在党内选举中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
在一些地方的党代表选举中，积极倡导和推行“多候选人”选举取代单一代表选举。在雅安等地，乡镇及以上级别党委书记选举将采取“多候选人”选举。若由此推演，总书记应该由中央委员会或是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样，党内最重大的事务也应该由选票来决定。
有学者建议，为了实现党内的监督和制衡，权力应该在党委会、执行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之间进行分解，每一个部门都独立地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Gang Lin，“Ide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a New Era，” in Gang Li andXiaobo Hu （eds），China after Jiang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60.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三个分支机构分解党内权力。廖盖隆是这种观念的早期提倡者，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也赞成并拥护这种主张。根据提议，立法权属于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权力属于由常务委员会转变而来的执行机构，司法权力属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来自于党的代表大会的监察委员会。也有学者认为，该系统具有统一的力量，能够使不同的权力部门处在党的领导下，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党的代表大会。
这种“三权分立说”的本质是通向西式民主的迂回策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反对三权分立，认为其属于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为了绕过这个思想障碍，中国的知识分子2002年在深圳政府内提倡三权分立，2003年在党内提倡三权分立。这似乎成为通向三权分立的中国路径。这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思想突破还有待观察，因为在2004年，中共曾明令禁止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对党内民主的理解与国外其他政党的民主有一致性，比如强调参与、包容性、问责、透明度和代表原则，然而，中国关于党内民主的理念并不重视性别平等，用选举方式产生候选人，或者用民主的方式决定资金的使用。而且，中国的党内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党内派系的基础上的（当然，部分人支持党内有多个派别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日本的自民党，自民党的多元化就包含着党派或党内的众多部分）。它不是面向个人的自由，也不是面向集体的团结。它是维护着一党执政而不是要建立多党制度，即使法律原则也要在中共领导之下。它的目标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采纳普遍投票或一般性选举。它强调记者作为监督者的重要作用但不强调新闻的绝对自由。党内民主的这些观念与党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但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主义观念。（参见表1）表1两种关于政党理念的比较
萨托利的政党自由观 中国对政党的理解党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体组成政党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利益 在规范层面，党是排除私利的集体概念。政党是为了维护和实现集体和公众的利益，如除个人外的社会和国家等现在政党制度源于政党是社会的“部分”而非整体。单一的政党无法代表整个社会，所以多党制就是必然选择 政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即政党等于中华民族，政党=国家=政府=人民。这种观念不包括社会部分变成政党的思想因为党是在个人基础上的“部分”或“派”，所以允许各派系在党内表达利益需求。 因为党作为集体而代表全体人民，在党内团结统一的道德原则下，派系是不许存在的。尽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派系的确存在，却受到抑制。多党通过选举来竞争权力，这是政党和民主之间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以提供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治理的名誉独享国家政权。这是一党执政与拒绝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异见造就了现代化的政党；异议则是政党政治的本质 异议是政党的敌人，纪律是保持党内团结的关键多党通过宪法或共识来建立和保持一个政体 多党会导致政治解体以上比较可以厘清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一个符合“党的自由”定义的标准的党，在中国，对党的认识与自由主义观念也不相同。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自由民主也完全不同。Kim Jae Cheol，“Party Reform in Post-Mao China：Re-Conceptualization of Party’s leading Roles，”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3.如果我们套用一个自由的框架，就会发现一个真正完整的中国民主体制是无法与中共执政共存的。正如布鲁斯·迪克森所说，“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必然做出牺牲。”Bruce J.Dickson，“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 （January 2003），p.14.He also made this point in his earlier work：“Democratizing reforms are unlikely to come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the CCP；instead，they are likely to come at its expense.” See 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253.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量这些不同的观念，我们甚至可以认同中共的党内民主思想。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内民主的中国观念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民主之路是多元的，当然包括中国式的民主。基于这样的视角，中国共产党在阻碍或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发展和党内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是拷问我们对政党一般性思考或假设能否解释中国政党。特别是我们应该质疑萨托利阐释的政党的自由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若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从它自身理念入手，并探究它是否存在观念的创新。
二、村级的人民的党？
乡村选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自信，开发了一种非零和博弈。最初，中国共产党担心自身影响力在乡村选举中下降，所以，它控制了选举的整个过程、速度和方向。在经过一些试点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联合非党派人士，而且还实现了乡村选举成本最小化。这也进一步证明，尽管当选的村委会成员或书记有一些是无党派人士，他们也能维护好当地秩序。人们也发现竞选村党委书记可以有效更新党在农村的权力。
因此，越来越多的村党支部书记是由村民选出，新富阶层、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也被吸纳入党，村党组织由村民代表大会定期监督，党委书记不得不与当选的村委员会委员和VRA分享权力，而后者正日益成为一个最终的决策机构。所有这些新变化，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和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权力的来源和运作正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
在2001至2002年，浙江的许多地方实行党的普遍选举。在临海，任何人若没有获得村民50%以上选票则不能成为村党委书记的候选人。2002年，中共要求所有参选村党委书记的人必须先参选村民委员会。Jean C.Oi，“State Response to Rural Discontent in China：Tax-for-fee Reformand Increased Party Control，” Crisis in the Hinterland：Rural Discontent inChina，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No.107 （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January 2003），p.7.看来，执政党已经发现，选举作为一种新的方案，既能满足村民自治的要求，又能使政党永续发展。Yawei Liu，“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4，No.6 （November/December 2001），p.20.
选举的程序非常有趣，通常的做法是村党委书记的选举先于村委会的选举。现在，在山西模式中，村的选举先于党的选举，在广东模式中，那些被选为村长的人在同次选举中自动成为党委书记，这些做法体现了民众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民主原则。更重要的是，党的选举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村民参与党委书记的选举，从长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党的支部将变成一个 “全民支部”？更夸张一点表述，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发展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村民党，代表和协商不同的利益，在那里政治权力被分享和监察；另一个是国家的党，社会利益没有被适当的代表，并且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拒绝分享权力。
三、资本家党员
民营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农村城镇化，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为应对形势，中国共产党修改了入党标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家已经可以入党。过去，阶级和阶级意识是党员的主要标准，在今天，这些都不再重要。一个乡党委书记提出三点关于入党的建议：带头致富；贯彻党的政策（即遵守党的纪律和法律），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的年轻人。Stanley Rose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Society：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Party Memb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24 （1990），p.60.当然，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民营企业家，即使雇用大量工人，也可以申请入党。
根据2000年中国民营经济年鉴，1999年，430万或19.8%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Ignatius Wibowo，“Party Recruit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I Background Brief，No.101 （September 2001）.1996年，某个乡镇中20%的村党委书记是民营企业家；1998年，上海的四个区中，13%的民营企业家是党员。Liu Zhangfang，“On ‘boss members’ and ‘boss secretary’，” Zhongliu，No.7（2000），pp.10–13.
依据学术调查，党员中民营企业家的比例也在上升。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在1997和1999年对500名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显示，所有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家中40%是党员。Bruce Dickson，“Economics as the Central Task：Do Entrepreneurs Matter？”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Leadership Transition，Virginia，December 2001.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在1996至1998年对山西省239位企业领导人的采访显示：77%的农民企业家，56%的民营企业家，73%风险管理人员，66%的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是共产党员。David Goodman，“The Emerging Public Sector in Shanxi：Entrepreneurs andEnterprise as Risk under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UNSW-UTS Centre for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Workshop on Social Change and Enterprise inChina’s Provinces，Taiyuan，October 2000，p.15. 许多新兴阶层的成员应邀入党，或通过选举成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止到1995年，在国家一级，5401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558位是中国人民政协委员；1357位是共青团委员会成员；1430位是妇女联合会委员。例如，湖南省石门县，198位民营企业家成为当地的领导人；其中，86位是村干部，67位村党组织书记See Deng Liqun，“Yingxiang woguo guojia anquan de lougan yinsu” （Some Factors that Aff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entral Party，unpublished but widely distributed privately among intellectuals towards职the end of 1995，p.7.。在保定，94%的民营企业家参加了各种社会组织，资产超过100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中，82%被选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是政协委员。See Li Qiang，Dangdai，p.331.拥有财富和金钱的民营企业家试图购买政治权力，同时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也想通过权力调控营业执照而赚钱，权力和财富的结合必然导致腐败。为了打击腐败，许多人提倡民主机制。同时企业家开始要求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更加社会化，以维护他们的利益。For example，Wan Ruinnan，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Stone Company，was an active advocate of privatization，and vigorously defended the Stone enterprise as having been from the start a vehicle for political action.他们不愿意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条件；相反，他们希望参与和他们利益相关的决策和政策制定，他们认为，在政党决策过程中，选举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仅仅是作为个人或利益集团参与当地政治的，与欧洲通过政治动员“阶级”参与政治不尽相同。因为以任何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和竞选活动都是党和国家禁止的，企图煽动阶级冲突的任何行为都会被取缔。
四、三个代表
从世界范围看，政党与社会关系日趋松散，政党真正“代表谁”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但是，它一直在努力解决“代表谁”的问题。阐述“三个代表”目的就是为实现最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述不完整，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江泽民似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全国人民的代表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个乡党委书记说，转变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新兴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而这也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质所在。He Baogang’s interview in Wenzhou on June 5，2001.
由于新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大部分，江泽民提出党要从这个新阶层吸纳更多成员。该方案被党的十六大采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根本上把它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代表转变为所有社会阶层（包括新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表。现在，在雅安，每个村的党支部都被要求每年吸纳两到五位民营企业家入党，同时，党支部有义务通过支持党员的事业而使其致富。
应当指出的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家阶层在党内的百分比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不能被理解为只是新兴富有阶层的代表。江对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强调可以被看做是试图把党重新建成一个全国人民的党。这似乎又返回到1990年宋平的早期的号召，即中国共产党国家化并成为一个全民党。See A New Work Manual for Party Affairs （Beijing：Zhongguo yanshi chubanshe，1995），p.1673.然而，在人民（如工人）的利益和富人的利益之间，存在一个内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党的干预作用和协调利益冲突的角色更加突显。
五、党和国家代表谁的利益？
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对党和国家的性质提出了质疑，随着官商合作机会和事实的增加，官职作为商品而被出卖，官员及其商业伙伴乘机敛财，经济入侵政治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党和国家的地方官员越来越依赖新兴的民营企业家而不是工人，一些地方官员被发现从民营企业家那里借钱给不赢利的国企工人发工资，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依靠私人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人民的政府”的高贵理念将被限定在“有钱人的政府”的理念之中吗？党和政府现在代表着资本的利益吗？党员只是被用作发展资本的工具吗？种种迹象表明，党、政府与新兴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前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个人顾问断言：“‘三个代表’意味着，现在党已经承认潜在的事实并正式宣布它已成为有钱有权人的党。”Bao Tong，“China’s Unrepresentative Communist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7，2002.
党和国家能够保持中立立场，在制定政策时能够超越阶级关系吗？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解决工人和企业家的冲突时似乎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中央政府一方面限制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一方面控制地下劳工运动。同时，党和国家似乎正在试图出台一系列法律以保护工人的利益。1992年工会法规定了劳动者获得组成或加入工会的权利，并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此外，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并限制加班。然而，全面实施这些法律，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浙江宁海县将62个国有或集体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主后，所有的工会都被关闭或完全丧失了功能。See The Front Line Magazine （published in Hong Kong），No.11，2000，p.12. 六、党代表常任制
与“三个代表”思想一起，党和国家代表性质的变化是缓慢且由来已久的，最终形成PSPR（党代表常任制的英文缩写，下同——引者注），PSPR最初由邓小平在1956年提出来。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紫阳等领导人提出应该建立PSPR，高放在一次内部讨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988年，党中央批准了12个试点地区，其中就包括椒江和绍兴。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12个试验基地中有七个停止了试验。然而，2002年8月，在雅安，该体制得到了改进。2003年，更多的试验被实行，包括四川的眉山和自贡，深圳的保安区、惠州市，广州杨东县，南宁市城北区，宜昌市等17个市区。
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的代表选举产生党委会，党委会选举产生党的书记。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在雅安，党的代表每年举行季度会议。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但现在它被视为是一个决策机构和最高权威机构。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Party Congress，see Gang Lin，“Leadership Transition，Intra-Party Democracy，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China，” Asian Survey，Vol.44，No.2 （2004）.
过去，党的选举只是一个形式，然而，2003年雅安市荥经县的党代表完全是被选出来的，5800名党员中，736人（即全体党员的12.7%）参加了竞选，241人被选为最终候选人，当年8月，166人被选为党的代表，在此次选举过程中，17位乡镇级的党领导失去职位。
党代会常任制度下，党的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具有长期职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长期性地行使日常的权利和权力。党的代表被授予五项基本权利——选举权；讨论重大政策权；党的领导人评价权；监督权；提出议案权。10到20名常任党代表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议案。党和政府的相关组织必须在3到6个月内回答任何一位常任党代表提出的问询。此外，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党代表受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保护。党委书记也无权擅自撤销其党代表的职务。
执政党也采取措施保持党代会的经常性和有效性。党代表的选区规模被减小以确保每一位党代表能够密切联系大约100位党员。常务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制度被废除，以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决策机构。雅安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党的代表机构，即“党代表联络处”。
干部在党内的民主测评十分重要。2003年雅安市每年的党代表例会上，所有主要领导人都由党代表进行测评，其中的40%不得不成为普通党员。更严重的是，如果任何领导人没有获得70%以上的信任票，问责程序将自动开启。实践中，第一次被投不信任票就会导致该领导被警告，一年中要改进自己工作，若第二次再被投不信任票则被解职。这种评价有几个限制，在浙江省椒江市，1991年停止了测评实践，因为那一年，党委书记得到的信任票少于他的同事，直到2003年测评才重新启动。在浙江，党委书记张德江没有批准公民测评的动议，也没有同意由市民测评市长的建议。2002-2003年，只是政府部门的副领导人被允许由21位领导人测评。
另外，党代表常任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党代表常任制使党内官僚机构扩张，比如，雅安增设了由五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处。而且，有一个由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次，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在接替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任职后，党代表大会先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后举行，而人代会的召开却是为了执行党代会的决议。
七、限制
显然，如上所述，发展党内民主还存在诸多限制。这部分我将主要研究这些限制。大多数新的民主试点选在乡镇和县一级，而在中央层面进展甚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变化是细小的、边缘的、具有欺骗性的，它们的目标就是放缓快速的民主化步伐。就像林岗所说：“北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Gang Lin，“Ide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a New Era，” p.64.
党内民主并不是万能的，其固有的局限也很明显，包括继续党的执政，限制了活跃的公民社会的角色，未能充分保护公民权利，缺乏透明度和开放性，党的选举缺乏外部监督机制。如果党内民主不接受外部监督，怎么可能推动社会民主或鼓励多元化和党际之间竞争呢？
整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国家权力。特别是党内民主在党组织的控制下，尤其是要遵守党的“四个不准”。党内民主被看作是民主集中制的补充。比如椒江，当党代表机制挑战当时的权力权威，民主进程就被阻滞。即使存在民主，也是精英民主，是排除人民和其他党派的民主，不是自由的或社会的民主，也不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宪政改革。没有来自于社会和组织的压力，党内民主是有限的。党内民主的限制在表2中可以看到。
一党民主 两党民主 三党民主由党员选举 由选举来决定执政 多种选择一党垄断 两党轮流掌权 三方选择党内民主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约束，选举之初就需要在党内制造分歧和派系，过度的党内民主被看作是削弱了纪律和团结，但这些又是争取权力和选票所必须的。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来看，在纪律和民主之间需要权衡，党内民主必须限定在一定程度内，即不能削弱党的力量。
国家民主通常先于党的民主，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国家民主得到巩固，政党民主才会被提上日程。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普通党员才被允许和鼓励挑战党魁的权威。鉴于中国社会层面缺乏民主，中国式的政党民主能走多远则备受置疑。就像林岗所说的，“党垄断权力且没有实质的限制，加之党政界限模糊，与此相应的理论和策略也含混不清，这就导致中国制度建设缺位。”Gang Lin，“Leadership Transition，” p.275.人们通常会问中国能否在国家民主化之前获得党内民主，这种思维逻辑是错误的，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党内民主就没有必要推行国家民主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所以，在实践中，地方官员多强调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关系。 八、修正与考量
以上关于政党变化的论述足以证实，我们必须修正对党的理解，未经修正，我们预期的结果就难以实现，有关中国共产党倒台的预言还会再次失败。西方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的假设阻隔了我们对中国地方民主动向的客观认识，他们应该有勇气去转变观念，直面中国的现实。自由的政治范式分散了我们对中国推进的混合政体的关注，对西方社会民主化战略的关注阻碍了我们研究其他通向民主的路径。
《民主杂志》设有一个特殊议题，它致力于研究政党自新能力或衰退趋势。Se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 （January 2003）.例如评论家何清涟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着道德和政治上的腐败，以至于它无法自我更新，更不用说承担政治民主化的任务了。Qinglian He，“A Volcanic Stabi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January 2003），pp.66–72.然而，在更新和衰退的简单二分法之上，有必要探寻更深层次的问题和思考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1.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政党
在某种意义上，中共仍旧是列宁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形成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中共也严格执行这种禁令。Bruce Dickson，“Whom Does the Party Represent？ From ‘Three RevolutionaryClasses’ to ‘Three Representatives’，” American Asian Review，Vol.21，No.1（Spring 2003），pp.5–6.然而，除此之外，列宁主义的框架却不能解释地方一级的重大发展，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复杂现实。
西方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希望中国共产党像其伙伴苏共一样崩溃。然而，现实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党的思想已经世俗化了，从原来的原则性较强的党转向功利的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强烈的主义思想了，这意味着它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做出实质性的转变以求生存。事实上，党员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党的绝对统治被削弱了，并且党逐渐学会了与被选的村民委员会和党代表分享权力，越来越多地以选举作为制度化措施而增强其合法性。
我们要问，在地方一级，干部委任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See John P.Burns，“Strengthening Central CCP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the 1990s Nomenklatura，” The China Quarterly，No.138 （June 1994），pp.474–480；“The Relevance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 New Er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 New Era：Renewal and Reform，December 9–10，2003，East Asian Institute，Singapore.现在，地方党组织在任命党外干部、公开提名和选举任命当地干部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地方党组织，村党委书记不得不与当选的村长分享权力，通过此种方式，党组织的权力稍有减少并受到限制。地方权力的来源正在被重新界定，选举和审议正日益成为权力与合法性的新来源。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种转变，以前完全是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现在正尝试代表社会各界；以前反对私有制，现在支持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吸纳企业家和社会新富入党，也由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保守的执政党，这种观点参见1991年《太子党》“Sulian jubian zhihou zhongguo de xianshi yingdui yu zhanlue xuanzhe” （China’s Realistic Countermeasur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fter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an internal document printed and circulated by Zhongguo Qingnian Baoshe in September 1991.。中共向保守的执政党迈进采取了以下步骤：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采取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目标；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劳动阶层，团结中国大众；放弃激进主义和政治幻想，强调渐进主义和现实主义。
在城市，居委会一级的地方党组织有时像慈善组织一样发挥作用；地方党的领导制定慈善计划并说服当地的生意人帮助穷人。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最穷的人可获得高达2000元的捐赠。城市居委会也通过失业和贫困登记向他们提供福利服务，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看作理性的执政者，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在特定的情况下寻求培育党内民主的选择。从长远来看，如果以上情势持续发展，党的原则将被重新定义，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些因素最终将为中国的权力体制转变开创一条平和的道路。
2.创建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它悠久的历史，也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建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由于这些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在创建自己的模式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不想简单的复制台湾国民党、新加坡和日本自民党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会采取多党制吗？在当前形势下这似乎是一种误导和毫无建设性的提问；相反，我们最好先全面了解中国在发展多党制方面所受的历史和观念的限制。历史上的多党制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晚清时期强烈反对党派的形成，因为根据儒家伦理，西方风格的党是一群追求私利的人（朋党）。渐渐地，党的观念被接受，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政党。尽管多个政党存在，某一党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唯一合法政党而不尊重其他党派。See Yang Deshan，Zhongguo jindai zichan jieji zhengdang xueshuo yanjiu （A Study of the Doctrine of Bourgeois Parties in Modern China） （Beijing：Renmin子chubanshe，2002）.最后，共产党掌握权力，控制了国家、社会和军队。尽管存在分歧的声音，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统一的话语权，即所有关键的政治组织应团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显然，所有这些历史事件表明，中国所谓“大一统”的传统仍在延续。一党集权被视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途径。党的集体主义观念作为一个整体盘踞在中国人的心底和政治机构中。这样的历史背景将严重影响中国发展多党制。 中国多党制发展的另一个约束是认知问题。中国绝无可能打破集体主义的传统而支持党的个人主义观念。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上，不同的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这构成了多党制的基础。当然，在后现代社会中，阶级代表性已经在政党政治中被削弱。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声称它代表着先进文化、先进的阶级和全体人民。它的代表性是超越社会阶级划分的。党的这种观念不包含通过多党制代表不同的利益的想法（见表1）。这样中国通过社会阶级的冲突复制欧洲的多党制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与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一起分享权力和“三个代表”处理阶级冲突。同时，党采取强硬措施压制旨在鼓动社会各阶层的任何政治团体。此外，中国人关于政党的思想也没有两党分权和轮流执政的观念。只要它掌握着控制权它就具有合法性。一党执政的公正性来自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一党执政提供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鉴于上述认知和历史条件，人们可能会对中国多党制的形式提出现实并具有创造性的问题，即当前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A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see Baogang He，“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Party System in China，” in Wolfgang Sachsenroder，（ed.），Political Par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Volume II：East Asia （London：Ashgate publishers），1998，pp.36–87.是否会经过发展与多党制具有同等功效？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方式与其他民主党派分享权力。在做出决定之前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在重大决定宣布前民主党派被提前通知，重大决策宣布后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一些副职被委任于民主党领导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其他政党联盟的领导。
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混合政体，其间包括不同的成分，如传统的话语规则、一党执政、人民党的形式、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功能派、民主选举和监督相结合等。混合政体为探求党内民主的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I have discussed China’s search for the mixed regime，see Baogang H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Grassroots Governance：Five Model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No.2 （2003），pp.293–314.在21世纪，中国正在通过混合这些成分，创造其独特的政治统治模式和民主化模式。党内权力的三分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国家权力三分的第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同时，中国正试图通过引进和发展党内民主来打击一党执政体制内存在的对绝对权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破坏。Chen Wenbin （eds），Zhongguo gongchandang xinglian fanfulu （A Recor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 （Beijing：Xi yuan chu ban she，1993）.如今，地方官员很难犯下严重的腐败行为，有多种检查反对任何潜在的恶行。党的纪律委员会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且，党委书记不再控制同级的党的纪律委员会，由常任的党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组建另一个重要的监察机制。See Gong Jie，Yu Xiancheng and Li Xi，Xinshiqi de dangnei jiandu （Internal Party’s Check System in a New Age） （Beijing：Zhonggong zhongyang dangxiao chubanshe，1992）.有两个重要的机构防范贪污——每年的党员民主评议会上，没有获得70%以上评价票的任何领导人都将面临党内警告处分和处罚，官员如果有腐败的坏名声，他们可能在党内选举中失去职位。
结束语
虽然我赞同许多对党内民主的批评，我要强调的是，党内民主是一个比村或乡镇选举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机构变革。想象一下，占中国人口5%的6600万党员，将投票选出他们的党代表！如果党内民主真的实现，中共本身就会变成全新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属性将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将变得更强大更合法。即使大多数中国人仍会被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但党内民主仍是很大的进步。党内民主将提高一党执政的质量，防止其自身成为一个绝对腐败和专制的政党。
党内民主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党内派系的合法化，像日本的自民党一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起作用的派系在中共党内形成。它也可能导致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革。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性质，如果党实现了民主化，政府也可能实现民主化，它也将为国家民主化的快速转型铺平道路，强化党内改革者的力量。依据党内民主，你可以看到政党民主的前景，党和国家之间关系民主化的前景。当然，中国共产党不能错过这一历史机遇，中西方学者都需要认真考虑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所有可能性。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