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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不仅是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引发的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也是国家政权的力量逐步下行，乡村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乡村权力结构不同于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的国家政治，它是与乡村生活融为一体的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权力，依靠这种权力来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和维持公共秩序，以及在乡村公共事务联结上的人与入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王权止于县”，乡村权力的执行者是乡村的上层精英。他们连接国家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并不全部依托于此。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宗法礼俗、个人的道德魅力、财力，当然，这其中少不了的还有强人的手段和意志等复杂的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权力系统在构成上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并成为乡村权力系统的一个核心的构成因素，其他因素则在这个核心周围以
在《创业史》中，柳青以他的方式叙述了这一过程。土改以前的乡村权力体系，是由蛤蟆滩以外的地主吕老二和杨大剥皮构成第一层，再由蛤蟆滩村内的姚士杰这样的富农构成第二层，以下是郭世富之类的富裕中农组成第三层，再以下就是郭振山一类的乡村能人，压在最底层的，是梁三老汉和任老四这样的赤贫者。蛤蟆滩是一个杂姓村落，血缘纽带相对单薄，宗法势力在这里形成的力量是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内部，主要是显现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对抗的时候，但总体上说并不强势，不象《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那样由一个大家族统合，构成一个严密的宗法家族。蛤蟆滩与周围相比较，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生存资源仍然显得相当的短缺和紧张。“一个三合头瓦房院”就可以成为梁三老汉一生的梦想，大部分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住在土墙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秋天又担心霪雨泡倒土墙”。即使是富裕人家，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生存的压力使得财力在村内的权力构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以上所说及的四个权力层次，主要是以财力为标准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他们因为有一匹好马，或者因为有一个大家庭，或者有一个拿高薪的中学教员，就在周围的村庄里很有名气。”郭振山虽然能力不下于姚士杰，但由于财力不足而无法与之抗衡。人们道德评价是构成乡村权力的另外一个因素，但《创业史》中整个旧有的权力体系的执掌者却是堕落的。这只要看两个地主的绰号就知道：吕二细鬼、杨大剥皮。他们由于对生存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而与他人形成强烈的道德冲突。不仅是地主如此，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也是如此。《创业史》对他们的这种否定性道德判断，为权力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合理性的预设。
土改后，随着地主阶级被消灭，国家以暴力瓦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的主要部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唯一的权力机关。取而代之的权力精英只有融入政权体系成为“干部”才有话语权。在土改运动中，蛤蟆滩一些有进入权力结构的渴望的人纷纷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孙水嘴、白占魁这样的人物，由于自身的不足，不符合这个新的权力体系中由国家掌握的择任标准失败了。成为蛤蟆滩新的权力体系的核心的是郭振山。这一方面是他符合新的国家政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他们得到了村民道德上的认可。在这个新的权力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外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财力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原来趾高气扬的富农姚士杰小心翼翼地摆下酒席请贫农高增福，结果弄得灰头土脸。
二
不过，乡村权力有它自身的逻辑，它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合。柳青在他的散文《王家斌》中这样说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他开会训话、批评人、和人谈话、商量事，开口闭口‘政治意义’，常引起人们善意的笑。”①小说第一章郭世富架梁时，孙水嘴和那个“恶作剧的中年人”对于梁三老汉的嘲笑和戏弄，实际也是加在正组织建立互助组的梁生宝身上的，梁生宝是衬里两个党员之一，但他却是贫穷的。国家自上而下的侵入力量与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处于博弈与互动之中，这两种力量交错在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或政治格局的变迁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当土改结束后，乡村权力构成最重要因素之一的财力在蛤蟆滩又开始呼风唤雨。“姚士杰和郭世富之类在农村中，当时是经济上有势力的人物，暗中使着劲，竭力想促使这种分化加速。”在上级发动的“活跃借贷”动员会上，那些“衣裳褴褛的庄稼人”“坐在教室里不走，理直气壮地想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可是姚士杰根本没到场，富裕中农郭世富的表现是“向前走了两步，挺着胸脯，好象故意让大家拿他的整洁的黑市布棉袄和高增福的开花棉袄比较一下似的”。不仅对郭振山的动员不理不睬，反而冷嘲热讽。结果，“好象照脑袋被抡了一棍，郭振山有一霎时麻木了”。“他变成了一个又憨又大的粗鲁庄稼人，猛不防蛤蟆滩有势力的人物袭击他。”可是在土改运动时，“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在建村小时指定姚士杰捐四棵树，姚士杰只能乖乖答应，郭世富也赶紧做出主动的姿态。同样的情况还不止发生在蛤蟆滩，在这次活跃借贷运动中，“全乡五个行政村，连一个村也没发动起来富农和富裕中农!”显然，作为一个与现代动员型政党严密结合起来的国家，其权力要介入乡村社会，就必须从中找到受它的意识形态严格熏陶和组织训练的党员，并将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基层干部。然后通过依靠这批干部把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权力系统进行重新组合，而不是对原有的权力构成的认同。
追求社会公平的革命理想不能容忍财富的力量在乡村权力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也必须从乡村汲取，所以国家政权必须对乡村社会加以严格的控制。这种外来力量足够强大，它不会容许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进行。它要求乡村精英紧紧地依附于国家。乡村干部为了保住权力和不断得到提升，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赢得国家的信任，不论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的看法如何，也不论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是否统一。不幸的是，郭振山显然没有弄清这一层意思，他的“退坡”是他认同乡村权力构成的逻辑的结果。
不仅是郭振山，蛤蟆滩的人在一开始都不可能对国家权力完全认同。象姚士杰这样在蛤蟆滩富有财力的人家，有着除了富足的生活以外的权力追求，“他平生的理想，是和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平起平坐，而不满足于仅仅做蛤蟆滩的‘稻地王”’，“解放前，全蛤蟆滩的公事，都从他姚士杰的口里出。他从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两旁稻地里干活的穷庄稼人，都停住活儿，向他招呼”。后来，郭振山取代了他的地位。土改后政治压力一减小，他自然想凭借他手中所掌握的财富，恢复他曾有的地位。其实对姚士杰而言，也未必反对新的国家政权。他说：
旁的富农怎样，我不知情。我这个富农不反 对人民政府。我的天，这阵是啥世界嘛!没土匪，没盗贼，没苛捐杂税，不抓兵，不派款，不打人骂人。这阵连个军队的影子也见不上，干部下乡讲话，总是叫搞好生产喀。世上哪有这样好的官家?我常给俺屋里人说：毛主席比咱爷强!嘴说订了咱个富农，可救了咱一家的性命哩!不解放，嘿，得了吗?那时光，我总担心，我非死在黄堡驻军手里不结。咱这野河滩坝地方，又没个堡子；他们白日是明驻军，黑夜就是暗土匪嘛!他们把院子一围，朝我要银子要钱；我没，他们还不把我拷打死?所以上说，毛主席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番话是在家里对“没立场的贫农”高增荣说的，他没有必要装腔作势。因此，可以把姚士杰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恢复自己在衬里权力的努力。当然，他也没有明白自己的行为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根本性抵触，国家意志不会允许在乡村中有与自己相疏离的权力构成。这会使他在日后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更多的穷困中的村民而言，生存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他们普遍性的势利行为并不一定要提高到道德层面上来衡量。梁生宝互助组成员的人心浮动、积极分子高增福的哥哥高增荣对姚士杰前后态度的变化，都是基于这种考虑。值得指出的是，柳青在作品中给了高增福以非常高而又多的溢美之词，但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的人工痕迹，比梁生宝还要严重得多。他身有残疾，劳动不便，老婆死了，被迫卖了有耕畜贷款买来的耕牛，又有一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该说，这是他成为积极分子的出发点和动力。他积极参与土地改革，以图改变自己的境遇。土改时期他的地位确实不同以前，他当上了农会小组长，姚士杰设了酒宴来请他，姚家男女上下对他极力巴结讨好。在经济上他的境遇也有好转，分了土地，政府还给了他贷款买牛。但土改完成以后，形势又变了，“高增福每天注意他的富农邻居的表现，看来那些姚士杰曾经觉得是祸患的家业，现在又变成贵重的财产了，神气上又表露出富户的优越感来了”。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这个春天将怎么过，不知道夏初插秧前，买肥料的钱从哪里来。农历三月和四月，对他好象教室外面的夜一般黑”。在活跃借贷失败后，他利用在姚家借用碾子的机会监视姚家的一举一动，希望能借民兵队长冯有万的枪和代表主任郭振山的力量来压制姚士杰的气焰。高姚二人的争斗包含了高增福为生存的努力，也包含了维护和重建乡村权力秩序的内涵。财富确立乡村权力等级，同时它又引发了改变这一等级秩序的冲动。如果说梁生宝这个人物身上，柳青给予了无保留的道德和理想主义的礼赞，那么在高增福这个形象中，柳青多少还是写出了乡村中最低层的人们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个人命运的企图。不过，可能是出于对他笔下先进分子的偏爱，柳青看到了这一点却又时时讳言，在表现他积极的时候，柳青完全回避了他的个人动机，他在小说中给予高增福的道德歌颂，并不下于梁生宝，他甚至还让高增福到处宣讲社会发展史以表现他的觉悟。这个人物比起梁生宝，更有他动机的真实性，但作者又无意中将他的真实动机与对他的道德叙述撕裂了。柳青是将乡村权力重建的过程中的先进分子身上私人性的行为动机全部放到了他所鄙视的另一些人如孙水嘴、白占魁等人身上了。对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作这种叙述，自然与柳青对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肯定有关。
这一处理在柳青本人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毕竟他对农民有太真切的了解。这从《创业史》的版本可以窥其一豹。载于《延河》的初刊本说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农民的革命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充分估计“农民的两面性”。但到单行本时就把这一说法删掉了。初刊本说要求改变贫困、希望富足起来是革命性，这是先进贫农杰出人物具有的，而一般贫农有落后的一面。“甚至于和中农一样只想发家”。初版本删去这些说法，换成农民一直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革命革到了要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时，主要就是克服农民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一面了。②显然，这种对农民的阶级等级的提升使他对农民的批判的力量大大减轻了。他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他想树立的先进人物身上，寄托了过多的道德理想。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道德因素在新的权力体系的构成中不起作用。五十年代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就带有深厚的道德色彩。带动贫困的农民发展生产与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规划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合格的带头人，在进行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时，必须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乡政府卢书记、区委王书记、县委杨书记一致看重梁生宝，首先就是因为梁生宝有郭振山所不具有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自己也知道这种道德的力量在讲究礼俗的乡村社会中会有多大的影响。他明明是对改霞十分喜欢，但是，“有人盯他和改霞说话，很担心他在衬里的威信受到损伤。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够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梁生宝非常能干，属于乡村中的能人之列，同时他又具有很强的“进步”欲望，这样的人正好符合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的选择标准。在对他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后，可以成为乡村权力体系的核心。随着郭振山的退坡，梁生宝取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里，柳青对梁生宝作了道德的提升，这种提升与对他所领导的互助组的成功程度的夸大是一致的。
三
但是，由于国家不断对乡村政治化，政治资源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郭振山虽然对政治失去了原有的热情，他却不愿失去革命给予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充分认识到：
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这同一个行政村，就永远也甭离开党!姚士杰和他的仇恨，在两人同时都在地球上活着的时候，是解不开的。他倒是经过土改，解了点心头之恨；姚士杰则更仇恨他了，其所以不敢向他呲牙嘴，仅仅因为他这阵站在好汉台上。对他来说，离开党等于自讨苦吃。一对一，他怎么能挤过姚士杰呢?
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点!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 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撒尿呀!
郭振山自认为在个人能力上并不亚于姚士杰，姚士杰的财力却是郭振山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在土改以后姚士杰可以放手大干的时候，郭振山受自己政治身份的限制，不能放手搞“自发”。“在党”的郭振山认识到了党对他的意义，同时也感觉到财富的积累对他在新的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至于非“在党”的其他人，要进入蛤蟆滩的权力体系，就需要成为积极分子，最好是党团员。因为这样的人被认为是接受了国家的理想，能够在乡村社会中带头执行国家的政策。国家通过运动制造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将这种压力沿着行政体系逐级落实，使乡村干部跟着国家同一步调，自愿的合作化过程最终以行政力量的主导来实现，这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余粮收购 中可以得到印证。柳青说，“只要对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起来的”，因此梁生宝在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始终徘徊着一个巨人的形象——党。”③柳青的这些话本是对梁生宝形象的拔高问题的辩解，但同时也正好说明了，乡村权力的重建，政治因素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国家权威要在乡村打破人际边缘的界限，仅用政治性强制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要重新建立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打破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以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方式弱化家庭的生产职能。合作化的道路是适应这—需要的极好选择。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敏锐地预见到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业化的问题”④。和郭振山无法摆脱个人发家的欲望不同的是，梁生宝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互助组的组织和生产中。表面上看，他们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互助组形式中寓含的深广的政治内容。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在场是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的。互助组是一种初级的形式，但它却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以宗法、礼俗、财力等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结构。互助组还不是一个权力组织，但它却是国家形象在乡村的载体。所以，它得到了国家政权的鼓励和扶持：首先是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得到话语权，如梁生宝组织进山前与区委王书记、县委杨书记的长篇谈话(整个第十六章)，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的话语权力等级，王书记高于梁生宝，杨书记高于王书记，而杨书记又需要引用毛选作为根据。这个等级之塔是权威国家的表现。其次，是国家对互助组的经济支持，如给予互助组的贷款和预支款。还有就是国家提供的新技术。技术员韩培生在有些论者那里被视为知识分子，但其实他是“挂着县人民政府红底白字的圆证章”的“县干部”“韩同志”。这一初级的合作化形式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除了它可以发展成权力组织外，它还是经济组织。借助于它，国家可以渗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改变家庭及其所营造的传统文化，重新组织乡村社会，用梁生宝的话来说，就是“等咱们互助组的根扎稳，他们(自发势力)就张狂不起来了”。因此，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在打破传统组织力量，建构一种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中一批精英分子因为与国家权力下沉的要求相合，他们将成为新的权力执掌者。
《创业史》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从《题叙》中梁家三代创业失败的历史提出农民个人创业失败的必然性开始，到《第一部的结局》中引用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批语，以及关于办合作社的指示，说明梁生宝互助组的正确性。然后再叙述蛤蟆滩的粮食统购、梁生宝互助组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柳青用梁生宝轻易说服了郭振山无可奈何的虎头老二买余粮的细节说明他在衬里无比的威信，他的地位完全压倒了郭振山。而郭世富象土改时一样“又病了”，姚士杰则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他的精神也垮了。“能干、公道”的“领导骨干”梁生宝成了蛤蟆滩新的权力核心。国家权力终于以合作化的形式真正进入了乡村，并以“余粮”收购为标志，证明了它的高度调控能力。小说最后以梁三老汉穿上了新棉袄在镇上赶集作为结局，与他在郭世富架梁仪式上所受到的屈辱不同的是，这次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这一情节意味深长，它标志着梁生宝在乡村社会中权力的完全确立。梁生宝成为了国家权力的承载者，又标志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完全确立。柳青在这里完成了乡村权力结构转化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叙述。
注释
①柳青：《柳青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②金宏宇：《(创业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三峡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创业史》中，柳青以他的方式叙述了这一过程。土改以前的乡村权力体系，是由蛤蟆滩以外的地主吕老二和杨大剥皮构成第一层，再由蛤蟆滩村内的姚士杰这样的富农构成第二层，以下是郭世富之类的富裕中农组成第三层，再以下就是郭振山一类的乡村能人，压在最底层的，是梁三老汉和任老四这样的赤贫者。蛤蟆滩是一个杂姓村落，血缘纽带相对单薄，宗法势力在这里形成的力量是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内部，主要是显现在各个家庭和家族对抗的时候，但总体上说并不强势，不象《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那样由一个大家族统合，构成一个严密的宗法家族。蛤蟆滩与周围相比较，自然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生存资源仍然显得相当的短缺和紧张。“一个三合头瓦房院”就可以成为梁三老汉一生的梦想，大部分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们住在土墙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秋天又担心霪雨泡倒土墙”。即使是富裕人家，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生存的压力使得财力在村内的权力构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以上所说及的四个权力层次，主要是以财力为标准形成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头，富裕中农是受人敬重的人物。他们因为有一匹好马，或者因为有一个大家庭，或者有一个拿高薪的中学教员，就在周围的村庄里很有名气。”郭振山虽然能力不下于姚士杰，但由于财力不足而无法与之抗衡。人们道德评价是构成乡村权力的另外一个因素，但《创业史》中整个旧有的权力体系的执掌者却是堕落的。这只要看两个地主的绰号就知道：吕二细鬼、杨大剥皮。他们由于对生存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而与他人形成强烈的道德冲突。不仅是地主如此，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也是如此。《创业史》对他们的这种否定性道德判断，为权力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合理性的预设。
土改后，随着地主阶级被消灭，国家以暴力瓦解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的主要部分。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唯一的权力机关。取而代之的权力精英只有融入政权体系成为“干部”才有话语权。在土改运动中，蛤蟆滩一些有进入权力结构的渴望的人纷纷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孙水嘴、白占魁这样的人物，由于自身的不足，不符合这个新的权力体系中由国家掌握的择任标准失败了。成为蛤蟆滩新的权力体系的核心的是郭振山。这一方面是他符合新的国家政权的标准，另一方面是他们得到了村民道德上的认可。在这个新的权力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外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财力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原来趾高气扬的富农姚士杰小心翼翼地摆下酒席请贫农高增福，结果弄得灰头土脸。
二
不过，乡村权力有它自身的逻辑，它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合。柳青在他的散文《王家斌》中这样说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他开会训话、批评人、和人谈话、商量事，开口闭口‘政治意义’，常引起人们善意的笑。”①小说第一章郭世富架梁时，孙水嘴和那个“恶作剧的中年人”对于梁三老汉的嘲笑和戏弄，实际也是加在正组织建立互助组的梁生宝身上的，梁生宝是衬里两个党员之一，但他却是贫穷的。国家自上而下的侵入力量与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处于博弈与互动之中，这两种力量交错在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或政治格局的变迁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当土改结束后，乡村权力构成最重要因素之一的财力在蛤蟆滩又开始呼风唤雨。“姚士杰和郭世富之类在农村中，当时是经济上有势力的人物，暗中使着劲，竭力想促使这种分化加速。”在上级发动的“活跃借贷”动员会上，那些“衣裳褴褛的庄稼人”“坐在教室里不走，理直气壮地想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可是姚士杰根本没到场，富裕中农郭世富的表现是“向前走了两步，挺着胸脯，好象故意让大家拿他的整洁的黑市布棉袄和高增福的开花棉袄比较一下似的”。不仅对郭振山的动员不理不睬，反而冷嘲热讽。结果，“好象照脑袋被抡了一棍，郭振山有一霎时麻木了”。“他变成了一个又憨又大的粗鲁庄稼人，猛不防蛤蟆滩有势力的人物袭击他。”可是在土改运动时，“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一个要紧人”。他在建村小时指定姚士杰捐四棵树，姚士杰只能乖乖答应，郭世富也赶紧做出主动的姿态。同样的情况还不止发生在蛤蟆滩，在这次活跃借贷运动中，“全乡五个行政村，连一个村也没发动起来富农和富裕中农!”显然，作为一个与现代动员型政党严密结合起来的国家，其权力要介入乡村社会，就必须从中找到受它的意识形态严格熏陶和组织训练的党员，并将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基层干部。然后通过依靠这批干部把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权力系统进行重新组合，而不是对原有的权力构成的认同。
追求社会公平的革命理想不能容忍财富的力量在乡村权力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也必须从乡村汲取，所以国家政权必须对乡村社会加以严格的控制。这种外来力量足够强大，它不会容许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进行。它要求乡村精英紧紧地依附于国家。乡村干部为了保住权力和不断得到提升，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赢得国家的信任，不论他们对于国家政策的看法如何，也不论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是否统一。不幸的是，郭振山显然没有弄清这一层意思，他的“退坡”是他认同乡村权力构成的逻辑的结果。
不仅是郭振山，蛤蟆滩的人在一开始都不可能对国家权力完全认同。象姚士杰这样在蛤蟆滩富有财力的人家，有着除了富足的生活以外的权力追求，“他平生的理想，是和下堡村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三足鼎立，平起平坐，而不满足于仅仅做蛤蟆滩的‘稻地王”’，“解放前，全蛤蟆滩的公事，都从他姚士杰的口里出。他从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两旁稻地里干活的穷庄稼人，都停住活儿，向他招呼”。后来，郭振山取代了他的地位。土改后政治压力一减小，他自然想凭借他手中所掌握的财富，恢复他曾有的地位。其实对姚士杰而言，也未必反对新的国家政权。他说：
旁的富农怎样，我不知情。我这个富农不反 对人民政府。我的天，这阵是啥世界嘛!没土匪，没盗贼，没苛捐杂税，不抓兵，不派款，不打人骂人。这阵连个军队的影子也见不上，干部下乡讲话，总是叫搞好生产喀。世上哪有这样好的官家?我常给俺屋里人说：毛主席比咱爷强!嘴说订了咱个富农，可救了咱一家的性命哩!不解放，嘿，得了吗?那时光，我总担心，我非死在黄堡驻军手里不结。咱这野河滩坝地方，又没个堡子；他们白日是明驻军，黑夜就是暗土匪嘛!他们把院子一围，朝我要银子要钱；我没，他们还不把我拷打死?所以上说，毛主席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番话是在家里对“没立场的贫农”高增荣说的，他没有必要装腔作势。因此，可以把姚士杰的所作所为理解为恢复自己在衬里权力的努力。当然，他也没有明白自己的行为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根本性抵触，国家意志不会允许在乡村中有与自己相疏离的权力构成。这会使他在日后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更多的穷困中的村民而言，生存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他们普遍性的势利行为并不一定要提高到道德层面上来衡量。梁生宝互助组成员的人心浮动、积极分子高增福的哥哥高增荣对姚士杰前后态度的变化，都是基于这种考虑。值得指出的是，柳青在作品中给了高增福以非常高而又多的溢美之词，但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的人工痕迹，比梁生宝还要严重得多。他身有残疾，劳动不便，老婆死了，被迫卖了有耕畜贷款买来的耕牛，又有一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该说，这是他成为积极分子的出发点和动力。他积极参与土地改革，以图改变自己的境遇。土改时期他的地位确实不同以前，他当上了农会小组长，姚士杰设了酒宴来请他，姚家男女上下对他极力巴结讨好。在经济上他的境遇也有好转，分了土地，政府还给了他贷款买牛。但土改完成以后，形势又变了，“高增福每天注意他的富农邻居的表现，看来那些姚士杰曾经觉得是祸患的家业，现在又变成贵重的财产了，神气上又表露出富户的优越感来了”。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这个春天将怎么过，不知道夏初插秧前，买肥料的钱从哪里来。农历三月和四月，对他好象教室外面的夜一般黑”。在活跃借贷失败后，他利用在姚家借用碾子的机会监视姚家的一举一动，希望能借民兵队长冯有万的枪和代表主任郭振山的力量来压制姚士杰的气焰。高姚二人的争斗包含了高增福为生存的努力，也包含了维护和重建乡村权力秩序的内涵。财富确立乡村权力等级，同时它又引发了改变这一等级秩序的冲动。如果说梁生宝这个人物身上，柳青给予了无保留的道德和理想主义的礼赞，那么在高增福这个形象中，柳青多少还是写出了乡村中最低层的人们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个人命运的企图。不过，可能是出于对他笔下先进分子的偏爱，柳青看到了这一点却又时时讳言，在表现他积极的时候，柳青完全回避了他的个人动机，他在小说中给予高增福的道德歌颂，并不下于梁生宝，他甚至还让高增福到处宣讲社会发展史以表现他的觉悟。这个人物比起梁生宝，更有他动机的真实性，但作者又无意中将他的真实动机与对他的道德叙述撕裂了。柳青是将乡村权力重建的过程中的先进分子身上私人性的行为动机全部放到了他所鄙视的另一些人如孙水嘴、白占魁等人身上了。对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作这种叙述，自然与柳青对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肯定有关。
这一处理在柳青本人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毕竟他对农民有太真切的了解。这从《创业史》的版本可以窥其一豹。载于《延河》的初刊本说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农民的革命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充分估计“农民的两面性”。但到单行本时就把这一说法删掉了。初刊本说要求改变贫困、希望富足起来是革命性，这是先进贫农杰出人物具有的，而一般贫农有落后的一面。“甚至于和中农一样只想发家”。初版本删去这些说法，换成农民一直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革命革到了要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时，主要就是克服农民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一面了。②显然，这种对农民的阶级等级的提升使他对农民的批判的力量大大减轻了。他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他想树立的先进人物身上，寄托了过多的道德理想。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道德因素在新的权力体系的构成中不起作用。五十年代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就带有深厚的道德色彩。带动贫困的农民发展生产与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规划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合格的带头人，在进行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时，必须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乡政府卢书记、区委王书记、县委杨书记一致看重梁生宝，首先就是因为梁生宝有郭振山所不具有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自己也知道这种道德的力量在讲究礼俗的乡村社会中会有多大的影响。他明明是对改霞十分喜欢，但是，“有人盯他和改霞说话，很担心他在衬里的威信受到损伤。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够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梁生宝非常能干，属于乡村中的能人之列，同时他又具有很强的“进步”欲望，这样的人正好符合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的选择标准。在对他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后，可以成为乡村权力体系的核心。随着郭振山的退坡，梁生宝取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里，柳青对梁生宝作了道德的提升，这种提升与对他所领导的互助组的成功程度的夸大是一致的。
三
但是，由于国家不断对乡村政治化，政治资源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郭振山虽然对政治失去了原有的热情，他却不愿失去革命给予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充分认识到：
只要和姚士杰居住在这同一个行政村，就永远也甭离开党!姚士杰和他的仇恨，在两人同时都在地球上活着的时候，是解不开的。他倒是经过土改，解了点心头之恨；姚士杰则更仇恨他了，其所以不敢向他呲牙嘴，仅仅因为他这阵站在好汉台上。对他来说，离开党等于自讨苦吃。一对一，他怎么能挤过姚士杰呢?
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点!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 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撒尿呀!
郭振山自认为在个人能力上并不亚于姚士杰，姚士杰的财力却是郭振山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在土改以后姚士杰可以放手大干的时候，郭振山受自己政治身份的限制，不能放手搞“自发”。“在党”的郭振山认识到了党对他的意义，同时也感觉到财富的积累对他在新的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至于非“在党”的其他人，要进入蛤蟆滩的权力体系，就需要成为积极分子，最好是党团员。因为这样的人被认为是接受了国家的理想，能够在乡村社会中带头执行国家的政策。国家通过运动制造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将这种压力沿着行政体系逐级落实，使乡村干部跟着国家同一步调，自愿的合作化过程最终以行政力量的主导来实现，这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余粮收购 中可以得到印证。柳青说，“只要对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地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起来的”，因此梁生宝在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是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党成熟了，而不是梁生宝成熟了”。“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始终徘徊着一个巨人的形象——党。”③柳青的这些话本是对梁生宝形象的拔高问题的辩解，但同时也正好说明了，乡村权力的重建，政治因素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国家权威要在乡村打破人际边缘的界限，仅用政治性强制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要重新建立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打破超血缘关系的劳动组织，以统一指挥的生产经营方式弱化家庭的生产职能。合作化的道路是适应这—需要的极好选择。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敏锐地预见到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业化的问题”④。和郭振山无法摆脱个人发家的欲望不同的是，梁生宝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互助组的组织和生产中。表面上看，他们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互助组形式中寓含的深广的政治内容。因为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在场是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的。互助组是一种初级的形式，但它却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以宗法、礼俗、财力等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结构。互助组还不是一个权力组织，但它却是国家形象在乡村的载体。所以，它得到了国家政权的鼓励和扶持：首先是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得到话语权，如梁生宝组织进山前与区委王书记、县委杨书记的长篇谈话(整个第十六章)，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的话语权力等级，王书记高于梁生宝，杨书记高于王书记，而杨书记又需要引用毛选作为根据。这个等级之塔是权威国家的表现。其次，是国家对互助组的经济支持，如给予互助组的贷款和预支款。还有就是国家提供的新技术。技术员韩培生在有些论者那里被视为知识分子，但其实他是“挂着县人民政府红底白字的圆证章”的“县干部”“韩同志”。这一初级的合作化形式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除了它可以发展成权力组织外，它还是经济组织。借助于它，国家可以渗入和控制基层社会各个领域，改变家庭及其所营造的传统文化，重新组织乡村社会，用梁生宝的话来说，就是“等咱们互助组的根扎稳，他们(自发势力)就张狂不起来了”。因此，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在打破传统组织力量，建构一种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中一批精英分子因为与国家权力下沉的要求相合，他们将成为新的权力执掌者。
《创业史》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从《题叙》中梁家三代创业失败的历史提出农民个人创业失败的必然性开始，到《第一部的结局》中引用毛泽东“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批语，以及关于办合作社的指示，说明梁生宝互助组的正确性。然后再叙述蛤蟆滩的粮食统购、梁生宝互助组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柳青用梁生宝轻易说服了郭振山无可奈何的虎头老二买余粮的细节说明他在衬里无比的威信，他的地位完全压倒了郭振山。而郭世富象土改时一样“又病了”，姚士杰则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他的精神也垮了。“能干、公道”的“领导骨干”梁生宝成了蛤蟆滩新的权力核心。国家权力终于以合作化的形式真正进入了乡村，并以“余粮”收购为标志，证明了它的高度调控能力。小说最后以梁三老汉穿上了新棉袄在镇上赶集作为结局，与他在郭世富架梁仪式上所受到的屈辱不同的是，这次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这一情节意味深长，它标志着梁生宝在乡村社会中权力的完全确立。梁生宝成为了国家权力的承载者，又标志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完全确立。柳青在这里完成了乡村权力结构转化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叙述。
注释
①柳青：《柳青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②金宏宇：《(创业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三峡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③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