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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无形之中是在补贴富人而伤害穷人,在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任后,这种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刚刚发布的《家庭收入的分配和联邦税》中,披露了2011年的几个关键数据(有延迟性):平均“市场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营业收入、资本利得收入)和平均每户转移支付(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付和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家庭支付的联邦税(包括收入税、工资税、企业税和消费税)。
该报告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联储在通过QE变相补贴富人的同时,还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补贴穷人。该报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富裕阶层人士立即通过各个渠道发出了他们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布该报告?在很多人看来这和美联储退出QE政策息息相关。
报告将美国家庭按收入依次分为5类,收入最低的三个20%家庭在2011年所接受的净转移支付平均分别为8600美元、12500美元和9100美元。可以说,美国收入最低的60%家庭接受的平均转移支付约10000美元。政府自己没有钱,那所有转移支付来自哪里?几乎全部来自收入最高的1/5美国家庭。美国60%低收入家庭是 “净接受者”,因为他们得到的转移支付比缴纳的联邦税多;而收入稍高的20%家庭所支付的联邦税平均为14800美元,而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4100美元,净支出为700美元。
另外,该报告的主要发现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是美国经济真正的“净纳税人”。按收入计,在顶部的20%美国家庭缴纳的联邦税平均为57500美元,而其在2011年接受的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1000美元,因此其平均净赋税贡献为46500美元。由于收入次高的20%家庭的户均净支付只有700美元,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转移支付都几乎全来自于收入最顶层的20%家庭。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差异:即每支付1美元税收收到的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最低的20%家庭在2011年获得了9100美元的政府转移支付,而联邦税收只有500美元,其比例为18.20。相比而言,另外四个收入阶层的家庭该比例分别为4.91、2.23、0.95和0.19。相比之下,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支付1美元赋税却只能获得19美分的联邦转移支付。
最后,再看看2011年各个阶层的实际税负(加上转移支付的影响)承担情况,即联邦税减去政府转移支付后每个家庭的实际税负。收入最低的20%家庭2011年“净接受”转移支付8600美元,税前平均收入为24600美元,税率为-35%,反映了他们的“净接收方”状况,其他两个收入较低的阶层家庭税率分别为-27.6%和-13.7%。
因此,该报告的出台为我们指出了QE结束前后的利益变化:在QE实施期间,社会保障系统平衡了量化宽松对于富人的财富转移倾向;当QE结束后,这种针对富裕家庭的重税也应当减免。但是,奥巴马的医改措施恰恰是在推进这种财富转移,因此在QE结束后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当然,阻力不仅来自于富人,还有必须为穷人提供“最低保险组合”方案的保险公司等机构。
不过,这份报告的出台在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削弱社会的反对之音。因为60%的家庭都是在受到政府转移支付的保护,加上承担并不重的另外20%人群,80%的人群乐意继续实施当前的财税政策而不会反对,而这些人的反对会使医改政策的推行雪上加霜。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刚刚发布的《家庭收入的分配和联邦税》中,披露了2011年的几个关键数据(有延迟性):平均“市场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营业收入、资本利得收入)和平均每户转移支付(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付和福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家庭支付的联邦税(包括收入税、工资税、企业税和消费税)。
该报告主要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联储在通过QE变相补贴富人的同时,还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补贴穷人。该报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富裕阶层人士立即通过各个渠道发出了他们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布该报告?在很多人看来这和美联储退出QE政策息息相关。
报告将美国家庭按收入依次分为5类,收入最低的三个20%家庭在2011年所接受的净转移支付平均分别为8600美元、12500美元和9100美元。可以说,美国收入最低的60%家庭接受的平均转移支付约10000美元。政府自己没有钱,那所有转移支付来自哪里?几乎全部来自收入最高的1/5美国家庭。美国60%低收入家庭是 “净接受者”,因为他们得到的转移支付比缴纳的联邦税多;而收入稍高的20%家庭所支付的联邦税平均为14800美元,而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4100美元,净支出为700美元。
另外,该报告的主要发现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是美国经济真正的“净纳税人”。按收入计,在顶部的20%美国家庭缴纳的联邦税平均为57500美元,而其在2011年接受的政府转移支付平均为11000美元,因此其平均净赋税贡献为46500美元。由于收入次高的20%家庭的户均净支付只有700美元,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转移支付都几乎全来自于收入最顶层的20%家庭。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差异:即每支付1美元税收收到的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最低的20%家庭在2011年获得了9100美元的政府转移支付,而联邦税收只有500美元,其比例为18.20。相比而言,另外四个收入阶层的家庭该比例分别为4.91、2.23、0.95和0.19。相比之下,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支付1美元赋税却只能获得19美分的联邦转移支付。
最后,再看看2011年各个阶层的实际税负(加上转移支付的影响)承担情况,即联邦税减去政府转移支付后每个家庭的实际税负。收入最低的20%家庭2011年“净接受”转移支付8600美元,税前平均收入为24600美元,税率为-35%,反映了他们的“净接收方”状况,其他两个收入较低的阶层家庭税率分别为-27.6%和-13.7%。
因此,该报告的出台为我们指出了QE结束前后的利益变化:在QE实施期间,社会保障系统平衡了量化宽松对于富人的财富转移倾向;当QE结束后,这种针对富裕家庭的重税也应当减免。但是,奥巴马的医改措施恰恰是在推进这种财富转移,因此在QE结束后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当然,阻力不仅来自于富人,还有必须为穷人提供“最低保险组合”方案的保险公司等机构。
不过,这份报告的出台在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削弱社会的反对之音。因为60%的家庭都是在受到政府转移支付的保护,加上承担并不重的另外20%人群,80%的人群乐意继续实施当前的财税政策而不会反对,而这些人的反对会使医改政策的推行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