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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疫情时代，人们对“陪伴”的情感诉求愈发强烈，音频媒介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作为音频媒介的播客节目在数量井喷式增长的同时，类型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财新《记录在案》的推出，填补了国内真实犯罪类播客的空白。本研究聚焦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叙事模式，探析其长久以来独具吸引力的原因，阐述其发展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关键词：音频媒介;播客;《记录在案》;《连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2021年3月中旬，财新传媒上线了一档名为《记录在案》的新播客。节目在形态上借鉴了过去几年风靡全球的真实犯罪类播客模式：以新闻报道为内核，通过采访相关当事人等展现案件的来龙去脉。财新称，期待《记录在案》在中国播客市场带来属于自己的“连载时刻”。《连载》是美国一档现象级真实罪案类播客，它直接带来了播客受众的增长，也影响了媒体对播客业务的判断。自此，真实犯罪类播客成为全球播客领域的热门大类，长期占据热门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么，真实犯罪类播客何以崛起与走红？其叙事模式具有怎样的吸引力？本文从叙事播客的崛起脉络出发，梳理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发展概况，分析其广受欢迎的原因以及面临的典型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1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崛起与走红
在媒介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1]，播客从2004年诞生开始已有17年的发展历史，但将播客带向主流大众的，是真实犯罪类播客的起源——《连载》。这档播客出自美国的全民电台节目《美国人的生活》，由具备多年广播制作经历的资深记者莎拉·柯尼格制作。《连载》在节目中引入新的证据和访谈，环环相扣讲述案情。《连载》一上线即成为现象级播客，在美国掀起播客浪潮，还获得了2015年的“广播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皮博迪奖，并于2018年创造了3.4亿下载量的记录。此后，真实犯罪类播客一度风靡全美。2019年，苹果美国区播客榜单在最佳播客节目类型设置中增添了“最佳真实犯罪播客”单项奖。
2 真实犯罪类播客走红的原因探析
2.1 真实的犯罪文本
从书籍、影视再到播客，真实犯罪类型的各种文本一直很受欢迎[2]。也因此，真实犯罪类播客天然具有这类文本自带的吸引力[3]。通常情况下，犯罪類播客包含这些元素：让人同情的受害者、可怕的犯罪行为、可疑的线索、执着的侦探。恐怖的罪行往往引起人们身体和心理的恐惧反应[4]。同时，由于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也很容易让听众变得脆弱、敏感，即这种特殊的播客类型会让听众担心，相似的犯罪行为可能发生在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身上[5]。这种担忧有时候会使人们出于“生存需求”收听播客[6]。
2.2 连续性的案件叙事
通常来说，一档真实犯罪类播客一季只讲一个故事。这种讲述方式赋予了这类播客独特的吸引力——在有限的时长中探索深度，用连续的叙述、奇异的故事吸引受众[7]。克里曼多也提到，犯罪本身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发生，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因此，连载故事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惊人的准确方式捕捉到犯罪的时间线[8]。以《连载》为例，它只报道了一个故事——被判有罪的嫌疑人安德南·赛义德的法律案件及其明显的前后矛盾。在多集报道中，播客既具有新闻的深度，同时又让听众着迷。作为调查过1978年俄亥俄州女子伊丽莎白·安第斯谋杀案的著名真实犯罪类播客《控告》的记者之一，安伯·亨特认为：“人们对播客比书面文字更宽容。”尽管连续故事的时间跨度大，但播客媒介加上短剧形式，能让故事变得细致和具体，也不至于让观众厌倦[9]。此外，主持者的个人体验或叙述者的个人探索，也在案件发展之外增强了连续性叙事的未知性[10]。在节目中，主持人详细阐述原委，但也在自我探索，始终和观众站在同一方。有时候，主持人甚至会判断错误，不过这也带来了顿悟和解决的反转时刻[11]。
2.3 播客形式的独特性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火热，不仅是因为罪案本身的吸引力，还因为案件在播客这种形式中展现出来的独特性。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相较于制作影像，播客生产操作起来更简单;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音频形式也有无法替代的体验[12]。这些独特的体验首先来自“要受众自己想象”的特点[13]。相较于直接呈现特定画面，音频需要听众在脑海中想象犯罪案件，因此会出现“千人千面”的情况。大多数时候，这些画面都会指向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想象[14]。其次，播客收听具有私密性，音效制作、原始录音等穿插其中，可以让听众产生极强的代入感[15]。旁白、当事人谈话、当年的法庭陈词录音、相关人员采访等诸多素材都汇集在节目里，使《连载》成了一部“声音纪录片”。声音的变化叙述也很容易体现情绪和节奏的变化，释放出密集的情感，这是文字很难实现的效果[16]，作为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里程碑，《城镇》就展现出了情感与音频紧密连接的力量 [17]。
2.4 受众的参与式体验
播客承载形式所带来的独特效果，让受众自己想象、释放情感，获得沉浸式体验[18]。这种体验加上犯罪案件环环相扣的连续叙事，能带给人参与性的快感：播客主持人作为“侦探”，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观众为其提供协助，双方共同参与破案过程[19]。在《城镇》第二集结尾，主持人瑞德被告知他的主人公约翰·麦克勒莫尔自杀了。这时候，新闻开始滚动播放，听众们开始思考麦克勒莫尔自杀的原因。故事充满反转、悬疑与谜团[20]。另外，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案件通过节目广泛曝光，优化了受众的参与性体验[21]。
3 真实犯罪类播客发展的困境及发展路径优化
3.1 困境：娱乐性与严肃性的矛盾
将真实犯罪转化为叙事形式一直存在伦理上的争议，这种争议也沿袭到了真实犯罪播客中[22]。其中，核心在于播客娱乐性与道德性之间的矛盾[23]。对于广大听众而言，节目提供了破案的娱乐体验，但观众也很容易陷入纯叙事层面的讨论，忽视对故事背后的创伤和悲剧性进行挖掘[24]。即便是《连载》也遭遇了普遍的指责，例如认为“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了娱乐”。开头提到的那期播客中的受害者李海民的兄弟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对听众们来说，这是一部谋杀悬疑剧、犯罪剧。”《卫报》的盖伊· 阿尔科恩也曾批评，《城镇》的主持人瑞德与团队“带着一定程度的傲慢把这个故事当成瑞德创作的故事，而不是麦克勒莫尔的人生故事，麦克勒莫尔所承受的痛苦就这么被摊开让我们窥视娱乐了”。 还有批评的声音认为，播客主持人有时会隐瞒信息，通过操纵观众来制造叙事紧张感[25]。同时，在真实罪案播客中，人们容易对故事中的人物投入情感，即便对方是潜在罪犯，这就出现了“犯罪名人”。另外，像《连载》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粉丝扮演业余侦探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于是保护信源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3.2 改进：创作者的职业规范
争议之下，真实犯罪类播客也在不断改进。虽然有诸多批评，但《连载》也展现了难得的透明。在每集节目中，主持人柯尼希会带领听众完成自己的报道过程——解释她在和谁谈话，尊重匿名的要求，并公开与被定罪的杀人犯讨论对其清白的怀疑[26]。一个有趣的犯罪新闻会吸引记者的注意力，但不容忽视的是，有多少无辜的人卷入了案件？而报道可能给这些人带去怎样的伤害？播客《控告》的记者安伯·亨特曾说，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名记者。真实犯罪播客的记者需要敏感和清晰的道德准则[27]。这些操作规范既是对报道对象的尊重，也是对受众的尊重[28]。另外，也可以把这些追求真实、透明的操作视为对塔奇曼所说的新闻生产客观性“仪式性策略”的继承——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记者本身的“职业风险”[29]。
4 结语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风靡在为播客市场的成长带来了强大助力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着播客的叙事方式。但欧美播客自2004年开始，发展不足20年，真实犯罪类播客的成长不足10年。而在中文领域，播客这一媒介形态尚处于发展初期，叙事类播客、真实犯罪类播客尚处于萌芽期，财新的尝试弥补了国内这一类型播客的空白。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供给独具魅力的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同时，要兼顾新闻操守、人文关怀以及播客节目的质量和热度。
参考文献：
[1] 冯广圣.报业“一体化”转型模型构建[J].新闻与写作，2018（03）：94-96.
[2] 王灿，冯广圣.情感唤醒与乡村认同——从《向往的生活》看“慢综艺”热[J].新闻知识，2020（07）：62-65.
[3] 王灿.基于营销3.0视角的企业整合品牌传播研究——以宜家家居为例[J].东南传播，2019（05）：136-138.
[4] 卜嘉敏，戴蔓琳.乡村文化振兴语境下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研究——基于对淮安市Y镇的调查[J].东南传播，2020（05）：59-62.
[5] 徐娉婷，冯菊香.大學生时尚杂志电子刊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行为特征[J].东南传播，2020（09）：89-92.
[6] 吕志文.构建与解构：“男性向”网络小说改编剧分析[J].艺海，2020（07）：82-83.
[7] 张嫚.社会化媒体对家庭伦理剧的撕裂与弥合——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J].艺海，2020（08）：96-97.
[8] 李惠敏.经营体验类综艺节目的叙事特色分析——以《潮流合伙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179-181.
[9] 位云玲.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持续走红的原因探究——以《上新了！故宫》为例[J].艺术评鉴，2019（07）：169-170，76.
[10]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11] 杜彦洁.浅析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色彩运用[J].戏剧之家，2019（06）：75-77.
[12] 杜彦洁.浅析美国电影新英雄形象——以《蝙蝠侠：黑暗骑士》为例[J].大众文艺，2019（08）：158.
[13] 丁月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83-84.
[14] 位云玲.观察类综艺节目走俏的原因探究——以《我家那闺女》为例[J].艺术科技，2019（3）：115.
[15] 位云玲.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24-125.
[16] 王灿.以《风味人间》为例探究饮食文化类纪录片传播新走向[J].戏剧之家，2019（15）：79-80.
[17] 位云玲，冯广圣.算法新闻推荐的社会责任反思[J].新闻知识，2020（09）：23-26.
[18] 冯广圣.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02）：91-101.
[19] 葛婷婷.绿色广告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研究——以L村为例[J].东南传播，2020（11）：50-54.
[20] 刘雯.浅析巴金小说《家》中反封建文化的体系建构[J].汉字文化，2020（15）：58-59，61.
[21] 丁月明.危机与转机：网络综艺节目叙事策略的优化——以《心动的信号》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222-223.
[22] 王灿.融合、精准、细化——对国产化妆品企业营销渠道设计的思考[J].艺术科技，2019，32（04）：227，274.
[23] 孙梦婷，何晴，黄蓉.故宫文创的跨媒介传播策略[J].东南传播，2020（09）：83-85.
[24] 李惠敏.助力乡村文化自信：涉农纪录片的当代价值研究——以《记住乡愁》为例[J].东南传播，2020（06）：35-37.
[25] 冯菊香，邹嘉楠.认同与重塑：网络游戏社区中拟态关系的影响研究[J].新闻知识，2021（02）：21-26.
[26] 丁月明.试论网络直播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J].东南传播，2020（05）：56-58.
[27] 位云玲.新闻反转的内在机理、影响及治理探究[J].新闻知识，2019（04）：86-89.
[28] 李越，吴斯，冯广圣. UGC视角下的网络社区内容分层管理个案研究——以站酷社区为例[J].东南传播，2019（07）：121-123.
[29] 丁月明.试论网络直播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J].东南传播，2020（05）：56-58.
作者简介：林辰（1996—），男，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
指导老师：冯广圣
关键词：音频媒介;播客;《记录在案》;《连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2
2021年3月中旬，财新传媒上线了一档名为《记录在案》的新播客。节目在形态上借鉴了过去几年风靡全球的真实犯罪类播客模式：以新闻报道为内核，通过采访相关当事人等展现案件的来龙去脉。财新称，期待《记录在案》在中国播客市场带来属于自己的“连载时刻”。《连载》是美国一档现象级真实罪案类播客，它直接带来了播客受众的增长，也影响了媒体对播客业务的判断。自此，真实犯罪类播客成为全球播客领域的热门大类，长期占据热门榜单的半壁江山。那么，真实犯罪类播客何以崛起与走红？其叙事模式具有怎样的吸引力？本文从叙事播客的崛起脉络出发，梳理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发展概况，分析其广受欢迎的原因以及面临的典型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1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崛起与走红
在媒介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1]，播客从2004年诞生开始已有17年的发展历史，但将播客带向主流大众的，是真实犯罪类播客的起源——《连载》。这档播客出自美国的全民电台节目《美国人的生活》，由具备多年广播制作经历的资深记者莎拉·柯尼格制作。《连载》在节目中引入新的证据和访谈，环环相扣讲述案情。《连载》一上线即成为现象级播客，在美国掀起播客浪潮，还获得了2015年的“广播界的普利策新闻奖”皮博迪奖，并于2018年创造了3.4亿下载量的记录。此后，真实犯罪类播客一度风靡全美。2019年，苹果美国区播客榜单在最佳播客节目类型设置中增添了“最佳真实犯罪播客”单项奖。
2 真实犯罪类播客走红的原因探析
2.1 真实的犯罪文本
从书籍、影视再到播客，真实犯罪类型的各种文本一直很受欢迎[2]。也因此，真实犯罪类播客天然具有这类文本自带的吸引力[3]。通常情况下，犯罪類播客包含这些元素：让人同情的受害者、可怕的犯罪行为、可疑的线索、执着的侦探。恐怖的罪行往往引起人们身体和心理的恐惧反应[4]。同时，由于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也很容易让听众变得脆弱、敏感，即这种特殊的播客类型会让听众担心，相似的犯罪行为可能发生在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身上[5]。这种担忧有时候会使人们出于“生存需求”收听播客[6]。
2.2 连续性的案件叙事
通常来说，一档真实犯罪类播客一季只讲一个故事。这种讲述方式赋予了这类播客独特的吸引力——在有限的时长中探索深度，用连续的叙述、奇异的故事吸引受众[7]。克里曼多也提到，犯罪本身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发生，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因此，连载故事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惊人的准确方式捕捉到犯罪的时间线[8]。以《连载》为例，它只报道了一个故事——被判有罪的嫌疑人安德南·赛义德的法律案件及其明显的前后矛盾。在多集报道中，播客既具有新闻的深度，同时又让听众着迷。作为调查过1978年俄亥俄州女子伊丽莎白·安第斯谋杀案的著名真实犯罪类播客《控告》的记者之一，安伯·亨特认为：“人们对播客比书面文字更宽容。”尽管连续故事的时间跨度大，但播客媒介加上短剧形式，能让故事变得细致和具体，也不至于让观众厌倦[9]。此外，主持者的个人体验或叙述者的个人探索，也在案件发展之外增强了连续性叙事的未知性[10]。在节目中，主持人详细阐述原委，但也在自我探索，始终和观众站在同一方。有时候，主持人甚至会判断错误，不过这也带来了顿悟和解决的反转时刻[11]。
2.3 播客形式的独特性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火热，不仅是因为罪案本身的吸引力，还因为案件在播客这种形式中展现出来的独特性。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相较于制作影像，播客生产操作起来更简单;另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音频形式也有无法替代的体验[12]。这些独特的体验首先来自“要受众自己想象”的特点[13]。相较于直接呈现特定画面，音频需要听众在脑海中想象犯罪案件，因此会出现“千人千面”的情况。大多数时候，这些画面都会指向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想象[14]。其次，播客收听具有私密性，音效制作、原始录音等穿插其中，可以让听众产生极强的代入感[15]。旁白、当事人谈话、当年的法庭陈词录音、相关人员采访等诸多素材都汇集在节目里，使《连载》成了一部“声音纪录片”。声音的变化叙述也很容易体现情绪和节奏的变化，释放出密集的情感，这是文字很难实现的效果[16]，作为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里程碑，《城镇》就展现出了情感与音频紧密连接的力量 [17]。
2.4 受众的参与式体验
播客承载形式所带来的独特效果，让受众自己想象、释放情感，获得沉浸式体验[18]。这种体验加上犯罪案件环环相扣的连续叙事，能带给人参与性的快感：播客主持人作为“侦探”，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观众为其提供协助，双方共同参与破案过程[19]。在《城镇》第二集结尾，主持人瑞德被告知他的主人公约翰·麦克勒莫尔自杀了。这时候，新闻开始滚动播放，听众们开始思考麦克勒莫尔自杀的原因。故事充满反转、悬疑与谜团[20]。另外，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也使案件通过节目广泛曝光，优化了受众的参与性体验[21]。
3 真实犯罪类播客发展的困境及发展路径优化
3.1 困境：娱乐性与严肃性的矛盾
将真实犯罪转化为叙事形式一直存在伦理上的争议，这种争议也沿袭到了真实犯罪播客中[22]。其中，核心在于播客娱乐性与道德性之间的矛盾[23]。对于广大听众而言，节目提供了破案的娱乐体验，但观众也很容易陷入纯叙事层面的讨论，忽视对故事背后的创伤和悲剧性进行挖掘[24]。即便是《连载》也遭遇了普遍的指责，例如认为“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了娱乐”。开头提到的那期播客中的受害者李海民的兄弟说：“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对听众们来说，这是一部谋杀悬疑剧、犯罪剧。”《卫报》的盖伊· 阿尔科恩也曾批评，《城镇》的主持人瑞德与团队“带着一定程度的傲慢把这个故事当成瑞德创作的故事，而不是麦克勒莫尔的人生故事，麦克勒莫尔所承受的痛苦就这么被摊开让我们窥视娱乐了”。 还有批评的声音认为，播客主持人有时会隐瞒信息，通过操纵观众来制造叙事紧张感[25]。同时，在真实罪案播客中，人们容易对故事中的人物投入情感，即便对方是潜在罪犯，这就出现了“犯罪名人”。另外，像《连载》这样的现象级作品，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粉丝扮演业余侦探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于是保护信源也会变得异常艰难。 3.2 改进：创作者的职业规范
争议之下，真实犯罪类播客也在不断改进。虽然有诸多批评，但《连载》也展现了难得的透明。在每集节目中，主持人柯尼希会带领听众完成自己的报道过程——解释她在和谁谈话，尊重匿名的要求，并公开与被定罪的杀人犯讨论对其清白的怀疑[26]。一个有趣的犯罪新闻会吸引记者的注意力，但不容忽视的是，有多少无辜的人卷入了案件？而报道可能给这些人带去怎样的伤害？播客《控告》的记者安伯·亨特曾说，自己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名记者。真实犯罪播客的记者需要敏感和清晰的道德准则[27]。这些操作规范既是对报道对象的尊重，也是对受众的尊重[28]。另外，也可以把这些追求真实、透明的操作视为对塔奇曼所说的新闻生产客观性“仪式性策略”的继承——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记者本身的“职业风险”[29]。
4 结语
真实犯罪类播客的风靡在为播客市场的成长带来了强大助力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着播客的叙事方式。但欧美播客自2004年开始，发展不足20年，真实犯罪类播客的成长不足10年。而在中文领域，播客这一媒介形态尚处于发展初期，叙事类播客、真实犯罪类播客尚处于萌芽期，财新的尝试弥补了国内这一类型播客的空白。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供给独具魅力的真实犯罪类播客的同时，要兼顾新闻操守、人文关怀以及播客节目的质量和热度。
参考文献：
[1] 冯广圣.报业“一体化”转型模型构建[J].新闻与写作，2018（03）：94-96.
[2] 王灿，冯广圣.情感唤醒与乡村认同——从《向往的生活》看“慢综艺”热[J].新闻知识，2020（07）：62-65.
[3] 王灿.基于营销3.0视角的企业整合品牌传播研究——以宜家家居为例[J].东南传播，2019（05）：136-138.
[4] 卜嘉敏，戴蔓琳.乡村文化振兴语境下老年人的媒介使用偏好研究——基于对淮安市Y镇的调查[J].东南传播，2020（05）：59-62.
[5] 徐娉婷，冯菊香.大學生时尚杂志电子刊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行为特征[J].东南传播，2020（09）：89-92.
[6] 吕志文.构建与解构：“男性向”网络小说改编剧分析[J].艺海，2020（07）：82-83.
[7] 张嫚.社会化媒体对家庭伦理剧的撕裂与弥合——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J].艺海，2020（08）：96-97.
[8] 李惠敏.经营体验类综艺节目的叙事特色分析——以《潮流合伙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0）：179-181.
[9] 位云玲.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持续走红的原因探究——以《上新了！故宫》为例[J].艺术评鉴，2019（07）：169-170，76.
[10] 杜彦洁.电影作品的叙事特色分析——以侯孝贤电影为例[J].汉字文化，2019（03）：36-37，48.
[11] 杜彦洁.浅析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色彩运用[J].戏剧之家，2019（06）：75-77.
[12] 杜彦洁.浅析美国电影新英雄形象——以《蝙蝠侠：黑暗骑士》为例[J].大众文艺，2019（08）：158.
[13] 丁月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电影女性形象塑造分析——以电影《霸王别姬》为例[J].戏剧之家，2019（15）：83-84.
[14] 位云玲.观察类综艺节目走俏的原因探究——以《我家那闺女》为例[J].艺术科技，2019（3）：115.
[15] 位云玲.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人物角色分析[J].汉字文化，2020（12）：124-125.
[16] 王灿.以《风味人间》为例探究饮食文化类纪录片传播新走向[J].戏剧之家，2019（15）：79-80.
[17] 位云玲，冯广圣.算法新闻推荐的社会责任反思[J].新闻知识，2020（09）：23-26.
[18] 冯广圣.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02）：91-101.
[19] 葛婷婷.绿色广告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研究——以L村为例[J].东南传播，2020（11）：50-54.
[20] 刘雯.浅析巴金小说《家》中反封建文化的体系建构[J].汉字文化，2020（15）：58-59，61.
[21] 丁月明.危机与转机：网络综艺节目叙事策略的优化——以《心动的信号》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222-223.
[22] 王灿.融合、精准、细化——对国产化妆品企业营销渠道设计的思考[J].艺术科技，2019，32（04）：227，274.
[23] 孙梦婷，何晴，黄蓉.故宫文创的跨媒介传播策略[J].东南传播，2020（09）：83-85.
[24] 李惠敏.助力乡村文化自信：涉农纪录片的当代价值研究——以《记住乡愁》为例[J].东南传播，2020（06）：35-37.
[25] 冯菊香，邹嘉楠.认同与重塑：网络游戏社区中拟态关系的影响研究[J].新闻知识，2021（02）：21-26.
[26] 丁月明.试论网络直播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J].东南传播，2020（05）：56-58.
[27] 位云玲.新闻反转的内在机理、影响及治理探究[J].新闻知识，2019（04）：86-89.
[28] 李越，吴斯，冯广圣. UGC视角下的网络社区内容分层管理个案研究——以站酷社区为例[J].东南传播，2019（07）：121-123.
[29] 丁月明.试论网络直播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J].东南传播，2020（05）：56-58.
作者简介：林辰（1996—），男，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
指导老师：冯广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