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固本,提高农村党组织的科学化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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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核心,是团结带领群众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农村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强基固本"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内化为实际工作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农民脱贫增收致富,推动农村改革发展。
  关键词:农村党建;科学化;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111-004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肩负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细化与落实。怎样正确地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内化为实际工作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新时期新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决定及十二五规划纲要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强基固本”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科学化执政能力,领导推进农村各项事业改革发展。
  
  一、村级党组职权不清,直接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只有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1]。当前,我国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农民文化知识偏低,农村结构、地理、人文等诸多方面差异性很大,地区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层次性矛盾依然很突出,特别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权职不清,少数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高,工作粗暴简单,作风不实,严重偏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及领导水平。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发展,村级党组织的可控性资源的政治权益被逐渐分解,村民对村级党组织的依赖性和服从性减弱,不明晰的党组职权严重削弱党的领导力。
  (一)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下降
  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对村民的领导力,取决于村级党组织对村务活动的领导决策权。在以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公社化社会政治“一元”领导的治理下,村里的所有事务都是村党支部一手包揽。而现在,村民自治在农村全面推行,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遭遇挑战,农村部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不断下降。
  我国村级党组织在村务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减弱,极大地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后,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被弱化、被排斥和被否定的现象”[2]。
  (二)农村“两委”矛盾上升
  “强基固本”党建工程在农村取得明显成效,但伴随的各种矛盾和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特别是“村两委”的矛盾尤为明显,甚至出现了对立状态,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还有农村宗教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不断介入,也导致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对村级党组织工作的干扰,农村党组织应有的地位被削弱,影响了农村党组织的执行力。
  (三)党群关系出现了紧张状态
  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党群关系的好坏反映着党的形象与威信。农村欠发达及偏远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存有党群关系非常复杂的情形。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服务的意识淡薄;有的党员干部能力不强、先锋表率作用不好;还有的党员干部滥施权职、贪图享逸等等。
  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村级党组织层面上,但其负面的影响力却是很久远的。特别是当今社会人们对利益的多元化、多样性的追求,再加上改革发展中长期累积的矛盾与一些现实问题也在不断地呈现。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加剧矛盾的激化,诱发群体性的突发事件,给社会造成动荡,党就很有可能失去民心。因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新时代赋予党建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强基固本,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领导农民致富脱贫,走上幸福之路。我国目前虽然整体进入小康社会。但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还不富裕,有的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最实际的问题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此,党必须根据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变化,拓牢“强基工程”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领导力和党组活力。
  (一)科学调整设置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结构
  根据村镇分布情况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确立城乡统筹谋划推进基层党建的新思路。打破条块界限分割、整合城乡党建资源、实现城乡党建体制内外双向运行机制。首先,统筹组织设置。依托功能区、产业链、行业协会等有针对性地建立党组织,区域及行业党建资源配置加快优化调整设置,把党组织的设置形式转向为适应经济社会组织形态新变化的方向发展。第二,统筹城乡联姻。不断深化机关部门、城市社区和国有企业党组织与非公企业、村及农村社区党组织“一对一”、“多对一”的共建结对,实行双向辐射延伸。第三,统筹干部设置。实行机关、基层干部横、纵向之间的双向交流,激活人才资源。第四,统筹党建功能服务区。在村、社区建立党员服务中心(站),市(县、区)、镇、村三级建立信息平台,形成城乡一体化党员教育网络[3]。
  (二)着重规范农村党建标准化
  在新农村建设中,结合村镇撤并和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按党章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规范农村党建工作标准化。首先,规范党组织工作程序。根据党员数量和产业分工调整改建党组织,按其所担负的功能规定工作程序。改建的党总支,下设的产业党支部和功能党小组按党员特长与工作需要,由党总支提出支部设置和党员编组方案,经党员民主讨论通过后,按管理权限报批。做到党建组织工作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第二,明确党组隶属关系。新建的产业党组织,在建制村内的由村级党组织负责管理,跨村设置的由所在镇党委管理;跨镇成立的,由产业组织运营核心所在地党委管理;各功能党小组由各产业党支部直接管理。第三,理顺党员组织关系。做好对党员的管理服务是激发党员活力,增强党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抓手。直管党员、双重管理党员,在产业组织内活动的应将组织关系转移至产业党组织;对产业党组织活动时间短或本人临时不愿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员,采取“工作时间产业管、居家时间村里管”的办法;工业园区、示范基地工作的党员,按照从业情况、工作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党员意愿,合理转移组织关系。使党员能够充分享有组织关怀、管理与组织监督之中。
  (三)增强党建“三级联创”机制
  党的“三级联创”机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载体,是激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的平台。以争创“五个好”党支部为目标,按照“四有”标准(有正规的党员活动场所、有配套的便民服务组织、有带动能力强的示范项目、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创优争先”活动;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和村民需求,对党员进行“设岗定责”,可设立政策宣传、带头致富、公共服务等各类岗位;经常性地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三比双争”活动,比党性、争政治明白人,比技术、争科技带头人,比服务、争当群众贴心人。使党员干部都在组织关怀之中开展活动,农民个个都在党的组织领导之中,大大激发党员干部的内在动力。
  
  三、巩固党建成效,提高科学化执政水平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4]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将继续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也较为突出。尤其是产粮的主产区农民增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而有些纯农户的增收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拉大了地区差距,边远地区的农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线以下。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如此之大,在世界其他中等发达的国家是很难找到如此差别之先例。中央也反复强调:“把提升农民收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6]307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要从土地收益金中拿出10%用于水利工程建设”[7],以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增强农民丰产增收。因此,只有进一步巩固“强基固本”党建成效,才能提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科学化执政水平。
  (一)发挥功用,激发动力
  农民生活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产粮区的农民增收提不上去,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就会因收入上不去而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更是影响党在农民心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表现的却是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农村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发挥功能作用,实现“高动能、高货载、高速度”的强力推进,激发动力。安徽黄山区党委在全区提出“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新思路。创新发展“动车组工程建设”的新形式。具体工作中,乡镇党委注重班子建设、注重落实责任、注重工作创新;村级党组采取激发活力、以城带乡、调整设置;党组干部积极发展农村新党员、加强素质教育、实施农村党员议事会制度。开创了农村党建新局面,营造了“人人争当先进、个个不当短板”的浓厚氛围。而安徽省繁昌县注重改进服务方式,密切党群联系。县领导每人联系1个镇、1个村、2户困难户,每年不少于4次进行帮扶,各镇、村也制定相应的联系帮扶细则和措施,村“两委”每人包联一个村民小组,实行党员分户帮联。2008年,全县党员干部结对帮扶8310余户;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余元;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党员干部发展意识和“双带”能力。
  (二)加强领导,科学执政
  “促进农民增收是事关全局的大事”;[8]抓住农民收入幅度的大步提升,就能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民增收,对于运行整个宏观经济的意义十分重大;农村经济是影响国民经济的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中国的农民来说,在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很低,还不到社会零售额中所占比重的40%,这是国内市场扩大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把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作为经济转型增长的长期的立足点来考虑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9]。很显然,农民增收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就会激增,农村市场就会做大,扩大内需就能实现。农民的增收偏低,就会影响农民购买力,束缚农村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和工业的增长也将受到直接影响。农民纯收入、农民最终消费与GDP相互关连: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将拉动农民消费增长,农民最终消费增长增加GDP的总量,农民增收通过农民消费拉动GDP增长。反过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影响力也很大[10]。为此,中央出台了很多强农富民政策。而要具体地把中央的文件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组织来领导实施。而这个组织就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直接担负着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责任,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政策水平,没有一个凝聚力坚强的先进性战斗集体,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削弱,更谈不上党的科学化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当前,各地都在积极地破解农村经济发展和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发展难题,在很多方面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方法及措施。在招商引资、创办经济合作组织、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对农民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等方面,不断创新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通过拓牢“强基固本”工程,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化执政水平。如安徽黄山区党委通过加强农村党建自身建设,针对旅游区的发展实际,强化村级组织对“三项措施”进行规范性的落实。通过农村党组织的有力地带动,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出5000余元,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提升效力,引领发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的重要指导方针。”[6]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的增收水平。农民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农村社会进步与繁荣稳定的物质再现,物质丰足是硬性的指标,是农民幸福程度指数的一个量化指标,这个指数的指标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农民收入高低的标志。目前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要素首先是农民增收入幅度不高。在我国一些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因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落后的生产方式再加上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因贫困而导致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边远地区还有少数民族居住区存有文盲、半文盲率达30%以上,有的将超出50%以上[11]。因贫困引发对土地、森林、牧场、水源等资源的争夺纠纷的现象很多,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缺口。稳妥地处理好这些纠纷,增加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特别是偏远贫穷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刻不容缓;而要带领好这类群体,走出贫困,奔向小康,必须不断强化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基固本”工程建设,偏远地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更要千方百计地把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好落实;发达地区也要制定对偏远地区结对帮扶的计划组织,帮助他们走出贫困提升收入。因为,贫困不仅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更是制约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关键。因而,只有不断地巩固农村党建成效,才能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有的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在党建研讨会上所说:村党组书记就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宗旨,带领农民提升收入,把农村建设成为真正的人间天堂[5]。
  因此,全面推进“强基固本”党建工程,才能全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科学化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才能领导农民不断提升幸福指数,也是农村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参考文献:
  [1]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N].北京:新华社,2008-10-12(1).
  [2]徐建华.当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因素载[J].理论前沿,2008(11).
  [3]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N].新华日报,2009-6-26(1).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9-9-18(1).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307.
  [7]水利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4.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意见[N].北京:新华社,2009-2-1(1).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N].北京:新华社,2009-12-31(1).
  [10]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姚昆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状况的调查与建议[J].北京:民主与科学,1999(3).
  (责任编辑 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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