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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春节期间对青岛市城阳区21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就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流动性原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本文还根据调查结果针对农民工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基本情况；工作满意度；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04-338-02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得知，我国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5 278万人。目前青岛市城阳区户籍人数49万余人，而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近40万余人[1]。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中，农民工过高的流动性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没有获得合理解释的问题。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流动性最高的群体，无论是工作还是就业地的变化都很频繁。劳动力适当的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但是过度频繁更换工作所呈现的就业不稳定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2]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3]，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整体素质的提升造成障碍[4]，对社会管理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笔者对城阳批发市场、流亭工业园、空港工业园、青大工业园、玉皇岭工业园、城阳火车站、城阳汽车站、青岛汽车北站等十余个站点发放调查问卷210份，收回21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198份，有效率达94.3%。另外，还通过个案访谈法、观察法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补充。流动性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不是指产业间、社会地位等的流动性，地区的流动仅限于是否返回城阳区，时间节点选择在春节。
1 调查结果
1.1 样本描述 受访者中有73.4%来自山东省，其中有54%来自鲁西南，来自鲁中和胶东半岛的分别占20%和17%；18岁以下占4.0%，18～23岁占44.7%，24～33岁占40.7%，33岁以上10.6%；男性占63.8%，女性占36.2%；未婚者占64.8%，已婚者35.2%；初中学历占42.2%，高中学历占15.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3.6%；基层普通员工占61.8%，基层管理人员占13.1%，技术人员占11.6%。
受访者每天工作不超过8 h的占23.1%，在8～10 h的占42.70%，10～12 h的占26.60%，更有5.5%的受访者工作时间超过12 h；5.1%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 000～4 000元，52.8%的在2 001～3 000元，10.6%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 240～2 000元[5]，为青岛市最低工资水平，调查显示仍有3%的受访者月收入低于该水平。
另外，个人想外出打工者占56.8%，受他人影响的占18.6%；独自来城阳打工的占62.3%，和家人一起来城阳的占23.1%。有28.6%的受访者表示春节后不回城阳工作，有64.8%的受访者到其他城市工作过，在该类受访者中年龄在18～23岁的占44.96%，年龄在24～33岁的占44.18%，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
1.2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及流动性 11.1%的受访者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69.8%表示基本满意，19.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其中有40.7%对工资待遇不满，受访者对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高强度、同事相处等有较高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有28.6%的受访者表示春节后不回城阳工作，其中32.3%离开城阳的原因主要是想改变生活环境，26.2%因自身职业规划与发展的需要而离开，23.1%因个人情感而离开。这表明农民工的流动不再简单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规划自身发展。
因为家人希望自己回家而离开城阳的受访者占36.4%，感觉和家人分开不好的占27.3%，认为离家近好办事的占15.2%。由此看出，以家为重的传统观念对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影响深远。另外，16.2%的受访者认为家乡经济迅速发展而返乡务工。
有32.9%的农民工由于收入有限而打算离开，认为工作不理想的占17.6%，感觉工作单调的占11.8%。
2 分析与讨论
2.1 受访者基本情况的相关性分析（表1）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工作时间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少。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46人中有18人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占总人数的39.1%。在中专技校、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中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分别占25%、16.67%、18.3%、11.1%（表1）。
工作时间与性别相关，男性工作时间少于女性工作时间。性别与文化程度负相关，即女性文化程度低于男性。文化程度与婚姻状况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结婚的比例越小。性别与年龄、婚姻、月收入呈现显著负相关，即在受访者中，女性年龄较低，男性结婚比例大，月收入更高。年龄与婚姻、月收入显著相关，年龄越大，结婚比例越高，月收入越高。
2.2 工作满意度与是否流动的关系分析
2.2.1 工作满意度分析整体满意度的分析（表2）。
访者年龄、工作时间、性别分别与满意度成显著相关。年龄越小，满意度越高。在18岁以下的受访农民工中对城阳表示满意的占该年龄段的100%，同样的18～23岁、23～33岁和33岁以上的农民工对城阳表示满意的分别占本年龄段的84.1%、79 %、66.7%，年龄在33岁以上的农民工满意度远低于近80%的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年龄小的农民工对城阳满意，认为城阳有发展前景，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关注就业的机会的同时，更注重实际的工资收入，且收入逐渐成为对工作满意首要考虑因素。工作收入和工作环境是农民工是否换工作的首要因素。 工作时间越少，满意度越高。工作时间在8 h以下的满意度达89.1%，同样的，8～10 h、10～12 h、12 h以上的满意度分别为86.2%、72.2%、45.5%。工作时间在10 h以下的受访者满意度关注重点为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在10 h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方面关注度增加，包括家乡经济、城阳的社会风气和城阳人友好程度。
女性受访者的满意度比男性的满意度高。女性受访者中有88.7%表示对城阳满意，但男性受访者表示满意的只有76.4%。可能原因是女性承受社会压力小、无买房等压力，对薪资水平等要求低，而男性大多数要养活家庭，承受压力大。数据显示，男性对工资的关注度较大，女性关注工资的同时对社会环境有所偏重，包括城阳发展前景和工作岗位和对其他城市的向往。
2.2.2 是否流动分析（表3）。
1代表婚姻，Y代表流动性。
是否流动与婚否相关，结婚的受访者回城阳的比例占80%，而未婚受访者回城阳的占66.4%。春节后是否返回城阳与满意度有相关性，满意度越高，返回城阳的可能性就越大（表4）。
3 对策建议
3.1 提高农民工满意度，增强认同感 减少工作时间。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近两成的受访者对城阳表示不满，主要是工作时间太长。所以企业要减少工作时间，把农民工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随之来的问题是总工作量的减少，企业应该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来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减少工作时间并不是降低工资待遇的理由。企业应该完善工作分配方式优化分配结构，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
3.2 提高工资待遇，保证就业质量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最关注的是工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不仅与当地的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与企业效益有关和农民工个人创造的价值有关也相关密切。
政府应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方法，它应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对于企业来说，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建立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和奖励机制，不能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借口，故意降低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有盼头，有干劲，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另外，从个案访谈中了解到，企业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还大打折扣。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及鼓励创业也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重要方法。
3.3 提升农民工的求职竞争力 在个案调查中，进行磨具设计的潘某月工资水平在七千元以上，而且老板还不断加价，并通过各种途径招揽相关人才。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课题组在《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中提到，当前农民工总量过剩，结构短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固定资本。学习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6]，对于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法律培训非常必要。另外，政府应加紧建立健全培训体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笔者认为，出现结构短缺重要原因是没有企业对口人才，或者达不到相关技术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技能培训的关注度不高，这是由于多数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是加工制造业，需要简单劳动力，不需要技能。同时这也反映出农民工的短视行为，只注重眼前利益，没有为自己将来考虑。对于农民工来说首先要志向远大，自立自强，积极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提升自己在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力。农民工还应增
强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往往农民工的过分忍让和愚昧滋生了违法犯罪。
参考文献
[1] 刘振兴.城阳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网格化”消除死角和盲区[N]青岛日报，2011-06-06（4）.
[2] FALLICK B，FLEISCHMAN C A.Employer-to-Employer，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R].2004.
[3] 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53-62.
[4] 王春超，吴佩勋.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双重决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5）：77-87.
[5] 李伟伟.青岛上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N].半岛都市报，2013-03-01（A6）.
[6]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7-258.
关键词 农民工；基本情况；工作满意度；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04-338-02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得知，我国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5 278万人。目前青岛市城阳区户籍人数49万余人，而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近40万余人[1]。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中，农民工过高的流动性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没有获得合理解释的问题。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流动性最高的群体，无论是工作还是就业地的变化都很频繁。劳动力适当的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但是过度频繁更换工作所呈现的就业不稳定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2]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3]，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整体素质的提升造成障碍[4]，对社会管理也带来很大的挑战。
笔者对城阳批发市场、流亭工业园、空港工业园、青大工业园、玉皇岭工业园、城阳火车站、城阳汽车站、青岛汽车北站等十余个站点发放调查问卷210份，收回21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198份，有效率达94.3%。另外，还通过个案访谈法、观察法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补充。流动性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不是指产业间、社会地位等的流动性，地区的流动仅限于是否返回城阳区，时间节点选择在春节。
1 调查结果
1.1 样本描述 受访者中有73.4%来自山东省，其中有54%来自鲁西南，来自鲁中和胶东半岛的分别占20%和17%；18岁以下占4.0%，18～23岁占44.7%，24～33岁占40.7%，33岁以上10.6%；男性占63.8%，女性占36.2%；未婚者占64.8%，已婚者35.2%；初中学历占42.2%，高中学历占15.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3.6%；基层普通员工占61.8%，基层管理人员占13.1%，技术人员占11.6%。
受访者每天工作不超过8 h的占23.1%，在8～10 h的占42.70%，10～12 h的占26.60%，更有5.5%的受访者工作时间超过12 h；5.1%的农民工月收入在3 000～4 000元，52.8%的在2 001～3 000元，10.6%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 240～2 000元[5]，为青岛市最低工资水平，调查显示仍有3%的受访者月收入低于该水平。
另外，个人想外出打工者占56.8%，受他人影响的占18.6%；独自来城阳打工的占62.3%，和家人一起来城阳的占23.1%。有28.6%的受访者表示春节后不回城阳工作，有64.8%的受访者到其他城市工作过，在该类受访者中年龄在18～23岁的占44.96%，年龄在24～33岁的占44.18%，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
1.2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及流动性 11.1%的受访者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69.8%表示基本满意，19.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其中有40.7%对工资待遇不满，受访者对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高强度、同事相处等有较高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有28.6%的受访者表示春节后不回城阳工作，其中32.3%离开城阳的原因主要是想改变生活环境，26.2%因自身职业规划与发展的需要而离开，23.1%因个人情感而离开。这表明农民工的流动不再简单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规划自身发展。
因为家人希望自己回家而离开城阳的受访者占36.4%，感觉和家人分开不好的占27.3%，认为离家近好办事的占15.2%。由此看出，以家为重的传统观念对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影响深远。另外，16.2%的受访者认为家乡经济迅速发展而返乡务工。
有32.9%的农民工由于收入有限而打算离开，认为工作不理想的占17.6%，感觉工作单调的占11.8%。
2 分析与讨论
2.1 受访者基本情况的相关性分析（表1）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工作时间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工作时间越少。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46人中有18人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占总人数的39.1%。在中专技校、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的受访者中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的分别占25%、16.67%、18.3%、11.1%（表1）。
工作时间与性别相关，男性工作时间少于女性工作时间。性别与文化程度负相关，即女性文化程度低于男性。文化程度与婚姻状况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结婚的比例越小。性别与年龄、婚姻、月收入呈现显著负相关，即在受访者中，女性年龄较低，男性结婚比例大，月收入更高。年龄与婚姻、月收入显著相关，年龄越大，结婚比例越高，月收入越高。
2.2 工作满意度与是否流动的关系分析
2.2.1 工作满意度分析整体满意度的分析（表2）。
访者年龄、工作时间、性别分别与满意度成显著相关。年龄越小，满意度越高。在18岁以下的受访农民工中对城阳表示满意的占该年龄段的100%，同样的18～23岁、23～33岁和33岁以上的农民工对城阳表示满意的分别占本年龄段的84.1%、79 %、66.7%，年龄在33岁以上的农民工满意度远低于近80%的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年龄小的农民工对城阳满意，认为城阳有发展前景，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关注就业的机会的同时，更注重实际的工资收入，且收入逐渐成为对工作满意首要考虑因素。工作收入和工作环境是农民工是否换工作的首要因素。 工作时间越少，满意度越高。工作时间在8 h以下的满意度达89.1%，同样的，8～10 h、10～12 h、12 h以上的满意度分别为86.2%、72.2%、45.5%。工作时间在10 h以下的受访者满意度关注重点为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在10 h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方面关注度增加，包括家乡经济、城阳的社会风气和城阳人友好程度。
女性受访者的满意度比男性的满意度高。女性受访者中有88.7%表示对城阳满意，但男性受访者表示满意的只有76.4%。可能原因是女性承受社会压力小、无买房等压力，对薪资水平等要求低，而男性大多数要养活家庭，承受压力大。数据显示，男性对工资的关注度较大，女性关注工资的同时对社会环境有所偏重，包括城阳发展前景和工作岗位和对其他城市的向往。
2.2.2 是否流动分析（表3）。
1代表婚姻，Y代表流动性。
是否流动与婚否相关，结婚的受访者回城阳的比例占80%，而未婚受访者回城阳的占66.4%。春节后是否返回城阳与满意度有相关性，满意度越高，返回城阳的可能性就越大（表4）。
3 对策建议
3.1 提高农民工满意度，增强认同感 减少工作时间。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近两成的受访者对城阳表示不满，主要是工作时间太长。所以企业要减少工作时间，把农民工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随之来的问题是总工作量的减少，企业应该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来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减少工作时间并不是降低工资待遇的理由。企业应该完善工作分配方式优化分配结构，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
3.2 提高工资待遇，保证就业质量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最关注的是工资待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不仅与当地的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与企业效益有关和农民工个人创造的价值有关也相关密切。
政府应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方法，它应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对于企业来说，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还要建立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和奖励机制，不能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借口，故意降低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有盼头，有干劲，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另外，从个案访谈中了解到，企业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时还大打折扣。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及鼓励创业也是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重要方法。
3.3 提升农民工的求职竞争力 在个案调查中，进行磨具设计的潘某月工资水平在七千元以上，而且老板还不断加价，并通过各种途径招揽相关人才。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课题组在《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中提到，当前农民工总量过剩，结构短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固定资本。学习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6]，对于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法律培训非常必要。另外，政府应加紧建立健全培训体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笔者认为，出现结构短缺重要原因是没有企业对口人才，或者达不到相关技术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工对于技能培训的关注度不高，这是由于多数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是加工制造业，需要简单劳动力，不需要技能。同时这也反映出农民工的短视行为，只注重眼前利益，没有为自己将来考虑。对于农民工来说首先要志向远大，自立自强，积极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提升自己在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力。农民工还应增
强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往往农民工的过分忍让和愚昧滋生了违法犯罪。
参考文献
[1] 刘振兴.城阳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网格化”消除死角和盲区[N]青岛日报，2011-06-06（4）.
[2] FALLICK B，FLEISCHMAN C A.Employer-to-Employer，Flows in the U.S.Labor Market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Gross Worker Flows.（May 2004）.FEDS Working Paper[R].2004.
[3] 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53-62.
[4] 王春超，吴佩勋.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双重决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5）：77-87.
[5] 李伟伟.青岛上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N].半岛都市报，2013-03-01（A6）.
[6]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