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一生坎坷,饱尝人世辛酸,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亲情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世无朋友更凄凉”。陈独秀历史上留下了数不尽的关于友谊的传奇佳话,他与“桐城怪杰”——著名诗人潘赞化之间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
　　
　　一
　　
　　1901年,刚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与主张变法维新的爱国知识分子潘晋华等,在安徽安庆组织成立了“青年励志社”。“青年励志社”成立后,陈独秀利用他从东京、上海带回的《时务报》等时政报刊,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他还组织每周集会,讨论国事,鼓吹变革图新思想。一时间,“青年励志社”声名鹊起,安庆也成了安徽各地进步青年的向往之地。正是通过“青年励志社”,陈独秀结识了潘赞化,并由此写就了历史上的一段友谊佳话。
　　潘赞化号世璧,晚号仰聃,字珊华,后改名赞化,1885年出生于安徽桐城西乡(今练潭乡潘楼村)。他自幼父母双亡,由伯母戴氏抚养长大,后由舅父方信伯转送到上海同文馆就读。潘赞化身高体魁,长髯拂胸,举止潇洒,与僧尼、居士交往甚密,主张儒、释、道三元合一,加之行为怪异,遂被乡人称为“桐城怪杰”。
　　在堂兄潘晋华的引荐下,潘赞化见到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皖城志士”——安庆同乡陈独秀。初次见面时,潘赞化便为陈独秀那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吸引。当时潘赞化还很年轻,但他那离经叛道的秉性,很快就让誓与封建科举制度相决裂的陈独秀引为知己。两人迅速超越年龄界限,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由于当时潘赞化涉世未深,对维新思想、社会现实了解得并不深刻,因此,“青年励志社”成员开会、演说时,他经常被安排在门外望风。
　　“青年励志社”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逐渐引起了清廷的注意。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视革命思想为“洪水猛兽”,更视陈独秀等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志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在其授意下,安徽地方当局开始密谋逮捕陈独秀、潘赞化等人。
　　陈独秀和潘赞化在安徽无法安身,被迫于1902年秋天离开安庆,转道前往日本,进行政治避难。到达日本后,他们一起进入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学习。虽然远在日本,但他们依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活动。两人常常聚在一起,评论国内时事,抒发人生感慨。
　　一天,陈独秀、张继、潘赞化等人在一起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能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表示赞成。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正对陈独秀的胃口。中国青年会成立后,在陈独秀、潘赞化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会员日渐增多,逐渐成为当时留日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政治团体之一。也正是从参加青年会开始,陈独秀完成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的转变。
　　这年除夕之夜,远在他乡的陈独秀思念故乡,顿生万千感慨:“赞化,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记挂妻子高晓岚生产的事,便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即陈独秀嫂子——编者注),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想了想说:“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说不定还要找我的麻烦,对她们也会很不利的。”从不轻易流露感情的陈独秀在潘赞化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可见他对潘赞化的信任之深。潘赞化亦是如此,两人的知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组织保皇党,有人劝潘赞化参加,潘赞化就此征询陈独秀的意见。对康梁维新思想已经失去兴趣的陈独秀建议潘赞化不要参加,潘赞化遂接受好友的建议,断然拒绝参加康梁的保皇党。不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兴中会,潘赞化即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加入,成为会员。
　　稍后,孙中山谋划在浙江、安徽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发动起义,潘赞化被孙中山选中,派回安庆开展革命活动。不久,陈独秀也于1903年4月底回到安庆。
　　
　　二
　　
　　陈独秀回到安庆时,正值中国国内反俄情绪高涨之际。事情起源于俄国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趁机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1902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曾与俄国签订《东北三省交收条约》,商定俄国应在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将东三省交还中国。然而,协约到期后,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无理要求。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陈独秀十分关注安徽反俄斗争形势的发展,他时常约潘赞化等革命志士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一天,卫国桢、潘赞化等进步青年应邀来到陈独秀家。陈独秀对他们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赞化等听后均说好。
　　5月17日这一天大雨倾盆,陈独秀冒雨于中午由南关到达藏书楼,潘赞化等人已在此等待多时,楼里楼外都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待大家稍微安静下来后,陈独秀便开始登台演讲。他先讲述了自己在东北耳闻目睹的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潘赞化、葛光庭等人也都发表了演讲。待诸人演说完毕,陈独秀提议“趁热打铁”,成立爱国学社,众人均表示赞同,遂推举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即起草社章,当场便有126人签名入社。其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以及何春台等人。这次群众大会在安庆乃至安徽全省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第二天,安徽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学生停止上课,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端方闻讯大惊失色,急电安徽巡防营统领韩大武,称爱国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消息,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陈仲甫(即陈独秀)、潘晋华、潘赞化等学社的为首分子一体缉获,无任逃遁。幸亏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字守一)也是爱国学社社员,他看到电文后,立即赶到社友房秩五家,两人连夜通知陈独秀等人转移。次日清晨,吴汝澄才将端方来电呈送韩大武,待韩派出侦骑搜捕时,陈独秀等早已离开安庆,避往上海。后来安庆知府桂英在端方的电令下,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遂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爱国学生。
　　在腐败清政府的镇压下,这一次爱国民主运动的火焰刚刚点燃,便被扑灭了。但陈独秀等点燃的革命火种,却激励了无数的安徽热血青年,日后更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焰。
　　1904年,潘赞化在陈独秀的嘱托下,以考察北洋警察的名义到保定联络吴越,策划暗杀清廷中掌握兵权的重臣铁良。到达保定后,他和吴越、张啸岑等朝夕聚谈,交换南北革命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商讨革命举措。他还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仁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怯懦,要有勇气而不急躁。”这些话激励了吴越等革命志士以暗杀的形式来实现革命目标的信心。
　　辛亥革命胜利后,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他委任潘赞化为芜湖海关监督。当时社会上走私风气严重,稽查人员徇私舞弊,关税日益减少。潘赞化到任后,在陈独秀等人的建议下,严厉打击走私,使关税收入大增。此时的财政大权握在北洋军阀手中,但潘赞化不愿将关税解缴北京,他与陈独秀商议后,将税款悉数汇寄给上海同盟会。潘赞化此举受到孙中山的当面称赞。
　　1913年,柏文蔚举旗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委派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柏文蔚被解职,潘赞化也被免去了芜湖海关监督职务,寓居上海渔阳里。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闻知陈独秀来沪,潘赞化连忙来见。他乡遇故知,陈独秀异常高兴,两人彻夜长谈,过从更密。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时,便向潘赞化约稿。接到陈独秀的稿约后,潘赞化奋笔疾书,接连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上发表《兴登堡元帅》、《霞飞将军》等人物传记体文章。而当其不顾“同盟会会员”、“芜湖海关监督”身份,顶着世俗的压力为芜湖一青楼女子潘玉良(本名张玉良)赎身、并进而与之结婚时,也是老友陈独秀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潘赞化结婚后,夫妇俩与陈独秀交往更加密切。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独秀发现了潘玉良的艺术潜能,遂力荐潘赞化送潘玉良进上海美专学习,并对他俩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后来,潘玉良果然不负陈独秀的厚望,一生中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成为中国画坛第一才女。
　　
　　三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娱乐场散发传单时被北洋军阀政府便衣警察当场逮捕。闻知此事,潘赞化心急如焚,他于6月23日写信给李辛白和胡适急询陈独秀的情况,还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守一等著名人士设法营救陈独秀。
　　在胡适、潘赞化等人的大力营救下,迫于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特许保释陈独秀。出狱后的陈独秀倾全力进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很少顾家,于是,照顾陈独秀家庭的这一重任便又落在了潘赞化的肩上。为了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潘赞化倾其所有,对陈独秀一家关怀备至。
　　当时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均在上海学习法文,陈独秀对他们要求严格,不允许延年、乔年与他同住。延年、乔年兄弟俩便寄宿于亚东图书馆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内,白天在外打工,饿了吃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冬天夹衣过冬,夏日光头曝晒。长年劳累和营养不良使延年、乔年两兄弟颜色憔枯,体瘦骨立。
　　陈独秀第二位夫人高君曼是其原配夫人高晓岚之妹。高君曼秉性善良,视姐子如己出。当她看到延年、乔年兄弟俩的艰难窘状时,不禁潸然泪下,泣诉于潘赞化:“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他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了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言之流涕不已。
　　潘赞化亦觉于心不忍,便直言相告陈独秀。但陈独秀以“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为由予以拒绝。潘赞化与其强争数次,无奈,陈独秀个性偏执,事情终究未办成。这虽然不是潘赞化的错,但他却常常内疚。尤其是每次见到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陈延年、乔年兄弟俩,他都倍觉心酸,禁不住落泪。
　　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长女陈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当局不让收尸,看到兄弟们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医院。闻听此事,潘赞化担心陈独秀承受不住,忙去陈独秀家里看望。
　　到陈独秀家,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灵位,剪纸招魂。”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座,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陈独秀听后,面无表情,一脸呆滞。可与其相交多年的潘赞化能看得出来,一年内接连失去3个儿女,从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感情的陈独秀内心是多么的悲痛、苍凉!
　　1930年7月,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承受不住失去儿女的打击,在安庆去世。高君曼获悉姐姐去世,急忙带着子美、哲民一双儿女回安庆奔丧。安庆之行给高君曼带来无限伤心和悲痛,加上旅途劳顿,宿疾病情急剧恶化,咯血复发,兼又患上子宫癌并发症,以致一病不起,翌年病逝于南京。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未敢露面,不能亲临殡殓,便托付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安顿善后。
　　九一八事变后,潘赞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极为反感。目睹国土沦丧,他常作“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叹。国恨家愁,壮志难酬,一时意志消沉,他慕道家始祖老子清静无为,自取法号“仰聃”。他曾作七律一首寄陈独秀以明志,陈独秀接诗后,欣然命笔,草书立轴以应,落款为“仰聃兄命书其自九华山寄来诗•独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潘赞化辗转至重庆,任职于农矿部。此时,避难于重庆的安徽文教人员和学生很多,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安徽流亡师生在重庆的毗邻江津县德感坝设立了国立第二安徽中学(后改为国立江津九中),潘赞化应时任校长的邓石如后裔邓季宣之邀,赴江津任该校总务处主任。当时陈独秀亦客居江津,潘赞化即荐其幼子陈松年至九中,在总务处任职员,以就近照顾陈独秀的起居生活。
　　潘赞化非常关心避难于江津、穷愁潦倒的陈独秀,他不仅直接给予陈独秀生活接济,还常常带学生去拜访陈独秀。一次,他带着几个仰慕陈独秀之名的学生去拜访。临行前,他嘱咐学生:“你们要向陈仲甫先生要字,他的字写得很好。你们只要买3斤白糖、2斤猪肉,再带些蛋送给他就行。”于是,学生们凑钱买了些薄礼送给陈独秀。陈独秀见到学生们诚意送来的礼物,在潘赞化的劝说下慨然收下。学生们向他要字,他欣然同意,当场用些杂乱的纸张即兴挥毫。学生们得到字高兴万分,视作珍宝。中午时分,陈独秀招呼妻子潘兰珍留潘赞化和学生们在家里吃饭。当时陈独秀穷困潦倒,处境艰难,但他还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潘赞化和他的学生们。看到困境中的老友如此诚挚地对待自己,潘赞化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1942年5月26日,陈独秀因病逝世于四川江津鹤山坪。噩耗传来,潘赞化号啕大哭,两天粒米未进,晕厥数次。
　　稍后,鉴于自己30多年来励志奋斗从未遂愿,潘赞化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想到老友陈独秀“欲启民智,必先兴办教育”的谆谆教导,他毅然离开政界,由四川返回故乡安徽桐城,任孟侠(吴越号孟侠)中学常务副董事长,并代行校长职务,勉励学生缅怀革命先烈。他还在故乡潘家楼创办了两所小学,亲自筹措经费,与师生同甘共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受到乡亲们的称赞。解放后,经章士钊举荐,潘赞化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后于1959年8月病故于安庆,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