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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张国焘继南下之后，公然另立党的“中央”。为使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但仍未有明显效果。1935年底，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积极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工作，并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答应北上，从而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为革命立了大功。他就是林育英。
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被派回国
林育英于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他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他扮作商人，携带密码，化名张浩，于11月初到达定边县，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先后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面。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会后，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做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说服争取工作。林育英决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的情况下，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张国焘难题”。
林育英的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的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所作的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告终。11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同心城，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在同心城迎接。此后一段時间里，林育英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在争取张国焘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为党和红军建立了特殊的功勋。1942年3月6日，林育英逝世。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被派回国
林育英于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1月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他参与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为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作为“国际代表”回国。他扮作商人，携带密码，化名张浩，于11月初到达定边县，然后由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先后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面。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会后，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做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更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是一个非法的“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说服争取工作。林育英决定，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授权的情况下，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解决“张国焘难题”。
林育英的来电，使张国焘惶恐不安
林育英给张国焘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这使“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敬重”的张国焘，感到惶恐不安。
但是，收到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心存侥幸，幻想林育英能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封电报，诬告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称：“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伪“中央”，反而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的表态，给张国焘当头一棒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电报中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使张国焘不得不认真考虑，否则就“违背共产国际指示”。
张国焘深知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所作的表态的分量，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表态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接受了成立中共西南局，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这一过渡性办法。
在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南下处处碰壁，他不得不承认：“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其取消伪“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第一为北上陕甘，并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动身离开莫斯科时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为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第三为四方面军南下转战。
接到电报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决定接受中央的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彻底成为孤家寡人。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失败告终。11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同心城，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在同心城迎接。此后一段時间里，林育英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在争取张国焘北上的过程中，林育英为党和红军建立了特殊的功勋。1942年3月6日，林育英逝世。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