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是越来越富了；但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了。本文旨在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当代；精神；嬗变；原因
　　回首历史，新中国成立已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后，人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富；但在精神上却迷失了自我，成为迷途的羔羊。按常理来说，日子过好了，生活宽裕了，精神生活理应随之而提高。但令人费解的是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不但没有与物质同步，反而衰退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价值观被改写了。前三十年（49-79）人们的思想观念是“祖国哪儿需要，哪儿就是我的家”，马瑞芳说这“不仅是热血青年，而且是白发父母的行动。我们不但不以远离桑梓为苦，还因为更苦的青藏、新疆被勇挑重担的同学捷足先登而抱愧！”①后三十五年（79-2014）人们的思想观念由过去的“一元化”到现在的“多元化”，90年代，尤其是进入93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全球经济浪潮的袭击，“社会转型”的出现，“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精英文化”突然边缘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这一切变革冲击了传统价值观：人们不再以“奉献与吃苦”作为人生目标了。这一价值观的改变，让“奉献”成为当下缺失的精神。所以“爱的奉献”这首歌从89年到现在，一直为人们所传唱。它是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惟利是图等不良倾向的矫正。个人总是不同程度地印有时代的烙印。那些曾怀有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老一辈人，也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他们的价值准则。当代人价值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对生活的评判标准上。亲戚朋友见了面常常问“你每月挣多少钱？做什么工作？”如果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一类的，总会被人青睐；最少也是商界的大款。钱和权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们是当代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对此，王晓明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堪与先秦时代比肩的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举凡五千年以来的信仰、信念和信条无一不受到怀疑、嘲弄，却又缺乏真正建设性的批判。不仅文学，整个人文文化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②当代人“利益”至上的人生目标导致了整个时代精神上的虚无和恐慌。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精神危机”和“精神荒漠”。崔健用他的歌“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③深刻表达了对当下的虚无感和恐慌感。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虚无感和恐慌感，也是当下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卫慧《上海宝贝》中那群都市男女，更是把这份虚无感演化到极限：他们完全沉醉于欲望的陷阱里，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有意无意中坠入巨大的虚空。成为都市中的另类——无“根”的一代。
　　第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下很多东西都被商品化了，包括人的思想。市场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很多人的心，人们变得越来重视个人利益，轻视道德，甚至不讲道德。真诚和厚道总是被无情地嘲弄。在市场经济的飞速运转中，一部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变得越来越道不讲道德。正如方方《风景》里的七哥那样不择手段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自己的成功是否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只要是能养肥自己的东西都要。可悲的是“七哥”这一类惟利是图的人，在当今社会却是随处可见。“假公济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以权谋私、假冒伪劣”等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更是屡教不改；并且赤裸裸地把无耻当崇高来使用。张承志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对物质享受的热衷、对文化商业化追求这三个方面让道德感匮乏。而余杰认为：以“利”为纽带的社会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社会好。或许他们的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但90年代以来，欲望横流、世风日下，却是不争的事实。道德感的缺失让人心变得异常复杂和冷漠。评论家郎伟对此也有自己深刻的感悟：即“在人心难测的年代，我们声称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可是能够让你掏出心窝子的人却越来越少了。”④前段时间，面对人本的核辐射，在手机短信中，流传着一首“大家不要担心日本核电站的辐射，这么多年来，我们吃三聚氰胺，毒大米，喝地沟油是为了什么呀？就是在下一场生化战争中活下来！”民谣。这首民谣以诙谐的笔调讽刺了当下伪劣食品、有毒食品猖獗这一现象。我们不能断言“人心越来越坏；一代不如一代”，但五六十年代，至少没有听说过奶粉里加有毒化学物。无视人的生命，只顾赚钱，这不是严重的道德败坏吗？
　　第三，人治、权治大于法治。余杰认为当下社会不是缺道德而是缺法治。在《皇帝的新衣——關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一文里，他说：“在健全的法制约束下的商业运作，也必然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律。”⑤正是法治监管不利、不严，才致使有毒玩具、有毒食品、有毒文化等商品充斥市场，严重害危害着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正是法治的缺席，让一部分犯罪分子利用关系和金钱而逃脱法律的制裁，逍遥法外，继续做着罪恶的勾当。正是法治监管的不到位，使得许多官员无视法律的存在，随意贪污受贿，并且受贿数目极其惊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不但没有随着物质而富裕，反而还迷失了自我。追寻当代中国人精神嬗变的原因，除了本文所分析的三点外，还有很多。例如，“酱缸”文化孕育下的畸形人格。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放弃改革。而是坚持徐友渔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是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坚持社会公正，坚持人文理想、价值。”⑥如果觉得这不过是徐友渔的“另一种理想主义”，那么就姑且像王晓明呼吁的“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危机。”⑦通俗来讲，我们需要精神自救。我们需要物质富裕，更需要精神富足。因为只有两个方面都好，我们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住脚。
　　注释：
　　①马瑞芳：《煎饼花儿》，第2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3版。
　　②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71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95年3月第1版。
　　③崔健：《不是我不明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放歌六十年》，高虹编撰，第256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④郎伟：《过去的亲情——电影<我的兄弟姐妹>观后》第29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⑤余杰：《心灵独白》，第26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⑥徐友渔：《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与时代同行》，第9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⑦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刺丛里的求索》，第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