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的地方，离冰心先生的家很近，信步走去，不消半个时辰，准能到达。然而，我已有好几年没有拜访她老人家了。这么大的年岁，应该时刻都处于宁静的氛围中，更何况她还在坚持写作，还在思索着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前景。时间对于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真像白金似的珍贵，怎么能忍心无端地打扰她老人家呢？因此，我虽然常常想起这位散文泰斗的音容笑貌，想起她晶莹剔透的文思，却不敢奢望去聆听她的謦欬了。我们已经有过好几次对话，早就成为我精神世界中的一笔财富。
　　记得是1985年举办“醉翁亭散文节”，曾请冰心先生题写了这几个字。在开会时，在攀登琅琊山时，多少散文家的胸前，都嵌上这块小巧玲珑的会徽，大家观赏着冰心隽秀而又苍劲的字迹，几乎都从心里涌出了洋洋得意的笑容。我至今保存着这块会徽，常常拿在手里摩娑一番，感到有一种莫大的慰藉和鼓舞。
　　一年夏天，我开始编选和结集自己在这几年中间发表过的文字，当然就很想得到冰心先生题写书名的墨宝，于是，跟妻子肖凤商量，她觉得这是个极有意义的纪念，认为冰心先生一定会慷慨挥毫的，果然，老人很欣然地答应了。肖凤放下电话，就摊开稿纸，整整齐齐地写上了几个书名，我也赶紧找出裁好的宣纸，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正在这时，台湾的散文家郭枫从南京飞来，跟我们欢聚之际，说起要拜访冰心先生的事，并且，拿出向冰心先生发问的提纲，想把这拟访中的对话，披露于他在台北主编的《新地》文学月刊上。还是由肖凤打电话相商，又同意了我们一起前往。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我们轻轻走进了冰心先生的书房。她坐在书桌旁边的转椅上，向我们微笑致意，还招呼看护她的一位大姐，给我们泡茶，夸这香片茶有一股的清新之气。
　　肖凤站在鞠躬致敬的郭枫身旁，向老人作了介绍。老人慈祥地指着前面的圈椅，招呼他坐下来。
　　肖凤接着又介绍我说：“林非来向您致敬。”
　　冰心先生仰起头来，装出生气的模样说：“我知道！”她扭过脖子，撅着嘴笑了，笑得像个顽皮的小姑娘。她当然会记得《冰心传》的作者肖凤，这样也就连带地记住了我，我是她记忆之树上一簇细小的枝叶。
　　为了不让老人过于劳累，我们在途中就商量定了，不多说一句废话，开门见山，节省时间。于是，我捧上自己刚刚出版的回忆录《读书心态录》，送给她留作纪念。她高兴地翻开书本，不用戴眼镜就看得清清楚楚，顷刻间，又合拢书本，天真地笑了起来，很神往地说道：“我年轻时先看《三国》，你也是先看的《三国》。”
　　她清脆的话音刚落，我又双手递上宣纸，还把肖凤写的底稿铺在书桌上。冰心先生吩咐那位大姐摆好砚台，就伸手紧紧握住毛笔，很快写成了“散文论”这三个潇洒的行书。
　　当她瞧着肖凤草写的《散文的使命》这几个字，往宣纸上落笔时，抿着小小的嘴，风趣地说：“散文的使命？这就难说了，我说不出来。”
　　这些趣事让我浮想联翩，大概到了1988年夏天，新落成的北京图书馆展览大厅，热闹非凡。“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周年展览”在这里隆重举行。京城里很多名家都出席了，其中既有雷洁琼、费孝通、艾青、萧乾，也有冯牧、黄宗江、王蒙、张洁等等。从已过古稀之年的第一代小读者，到十一二岁的第五代的小读者都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受到过冰心作品熏陶和影响的读者，聚集一堂，感受冰心先生身上散发出来的大爱情感。
　　终于，冰心先生来了。她坐在小推车上，慈祥地微笑着。北京图书馆前的台阶，小推车上不去，人们争着轻轻地将小推车抬起，围过来的人迅速让开，从旁边，从后面，簇拥着被抬起的小推车，簇拥着慈祥、乐观的冰心先生，缓缓地进入展览大厅。冰心先生风趣地说道：“出嫁时，我未坐过轿，这一回算是坐上轿了，补过来了。”当时，她身边的人们都快活地笑了。这些难忘的记忆恰恰说明，冰心先生的文学和生命，已经牢牢地长在了一起了。
　　如今，回想过去，我想，冰心老人实在是太谦逊了。对于熟悉的文学思考，她怎么会说不出来呢？因为她毕生的散文创作，早已出色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始终是在召唤读者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而且愈是写到了晚年，竟愈是关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愈是渴望建设一种更为健康合理的新文化。
　　当她写到“云游随笔”这四个字时，又抬头问我：“到哪里去云游了？”
　　“在祖国的大地上云游。”我笼统地回答着，不去讲那些琐碎的细节，叙述如何在报纸上连载，以及怎样联系出版社付印的情况。此外，还得赶紧让位于贤，提醒郭枫开始跟老人对话。
　　瞅着郭枫写在稿纸上的几个问题，冰心很爽朗地说了起来：“下个月初，在福州有个讨论我作品的会，希望他们不要把我放大，而要挑出缺点和不足，好当作后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一贯主张写作必须真诚，不能为写作而写作，要有迸涌的感情，才动笔去写。三言两语能表达的，就不写许多不必要的话。当然，如果有很多的感情，想短也不行。我曾在上海《文汇报》开了个‘想到就写’的专栏，越写越短了，不写废话，也不写风花雪月。”
　　听着冰心先生的话，我正思考在她的写作中，可以说是充满了一种严肃和崇高的社会使命感时，郭枫又向她提出关于当前新诗创作的问题。
　　“真不敢说当前的新诗，看得太少了。”冰心掉转话头说：“我历来信服‘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话。新诗不管多好，总是背不下来，连我自己写的，也背不下来，旧诗却很好背。”
　　冰心先生这些话，立即使我想起鲁迅“押大致相近的韵”、“容易记”和“唱得出来”的主张。他们这些很相似的见解，恰巧是抓住“五四”运动之后新诗创作的缺陷。文学大师的眼光总是如此犀利地切中要害，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话都说得很朴素，而且似乎还含着浓厚的古典主义味道。
　　当郭枫询问她如何估价当前的散文创作时，她很从容地说：“散文最能够表现作家的性格，对读者来说，和自己相似，或者能够引起共鸣的，就更容易欣赏和喜欢，却很难说谁好谁坏……”
　　老人这番简短的说明，同样给我很大的启迪。艺术批评既有客观的尺度，又有主观的倾向，只强调前者，肯定会人云亦云，毫无创见；光强调后者，却又肯定会随心所欲，遁入魔道。如何掌握二者之间巧妙的融合呢？冰心先生只说了几句话，自然无法对此作出系统的界说，但是，她十分注意主观和客观“相似”和“共鸣”，还强调“很难说谁好谁坏”，说得多么审慎。从这种冷静地剖析主客观关系的心态出发，肯定就能够得出解开人们疑窦的见解。
　　郭枫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要她预测当前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冰心先生沉吟了片刻，很坦率地回答说：“不知道，批评当前的文学，要等待后人来做，我们不好说。”回答得多么洒脱和睿智，想要完整地评价今天的创作，确实是只有后代的文学史家才能够做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当同时代的评论家探讨自己的创作时，更要采取超脱和虚心听取的态度，今天还有少数年老或年轻的作家，热衷于干预评论家对自己的估价，甚至给他们订好调子，硬要他们狠狠拔高自己。比起这位智慧和豁达的老人来说，真是幼稚可笑和恣睢横暴得令人咋舌了。
　　郭枫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和台湾文学交流，以及西方商业性文化介绍来大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冰心充满自信地回答：“和台湾文学的交流越多越好，至于西方商业性文化的涌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相信大家的选择，引导人们去接受健康的影响。”
　　多么开放和宽广的胸怀，真是洋溢着泱泱大国的气魄，她像江河那样潺潺流淌的话语，使我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我觉得这位满头黑发的老人，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真应该成为我们许多后辈人生道路上的榜样。
　　还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却怕她太劳累了，只好在依依不舍的情怀中，向她鞠躬告别。这时，我瞧见一丝秋日的阳光，正从阔大的窗口渗透进来，把她丰满而又柔和的鬓角映照得通明透亮。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多么希望永远读到冰心先生闪烁着阳光，闪烁着理想的新篇，好使自己的精神获得更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