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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裔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河湾》讲述了几位主人公或者因观念与其民族相左,或者身份不被民族认同,或者不被群体接受的悲剧性人生经历,因此作品表现出很强的归属感缺失的倾向。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归属感是人们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基础上的更高一层的心理需求。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分别从观念归属、地域归属和群体归属等几个方面,探讨萨林姆、因达尔、梅迪等几位主人公在新近独立的殖民地这种特殊环境以及移民的特殊身份下的流亡状态,无根人生,漂泊心灵。
关键词:《大河湾》;观念归属;地域归属;群体归属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06-01
《大河湾》作为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评论家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品评与赏析,其中最常见的有后殖民主义视角,比较文学的视角以及象征主义视角。本文则试图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下,探究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后殖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由于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安全需求难以实现所面临的不同的归属感危机--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以及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进而揭示出由于归属感的缺失,他们的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造成的流亡状态,无根人生,漂泊心灵。
一、《大河湾》中主人公的归属感危机
作为后殖民文本,《大河湾》从来也没有展示过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摆脱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给非洲带来的不是美好生活的希望,而是战火频仍、混乱无序、血雨腥风的现实。独立后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1]在这样毫无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可言的境况下,又谈何社交需求,归属感哪里找,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凭什么来达到?因此,在小说的开篇,为寻找新生活深入非洲腹地的萨林姆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什么新生活。”[2](P4)而奈保尔也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后殖民社会的敏锐洞察力精神构建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处在后殖民社会境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生命个体或者因观念与其民族相左,或者身份不被民族认同,或者不被群体接受所面临的归属感缺失的危机: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以及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
(一)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萨林姆出生在一个非洲东海岸的印度籍商人家庭,在这个环境中,当地人们面对古老过时的生活方式和英国人发行的本地风土人情的漂亮邮票依然觉得一切都会照旧延续下去。“非洲也会像以前一样是我们的非洲。”(P15)只有他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打量它。他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不求发展,领悟到了平静的、封闭的生活方式已走到尽头,对眼前的现实怀着“大厦将倾”的恐惧。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非洲内陆大河湾边的小镇。
然而当他看到了欧洲的真正面目时,才发现原来这种完美的幻想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真正的欧洲并不是他以前所想像的欧洲,它“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一个萎缩的、庸俗的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P241)萨林姆心中乌托邦式的形象的瓦解标志着他再次面临着观念归属的危机。他在印度、英国之间寻找观念归属感,却又迷失在找寻的途中,对于萨林姆来讲,这样的流散身份带来的陌生感和无奈感是一生无法摆脱的,他将永远处于一种流亡状态。
(二)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作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因达尔的经历则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归属感的缺失--地域归属危机。和萨林姆一样,因达尔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富商家庭。他念完英语学院的全部课程后,被送往英国留学。然而,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因达尔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这个国家,因为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心安之地,不是他的归属。在英国,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一个被放逐者,感到彻底的失落和被误导,他只不过是一名被剥夺了民族和文化的忠诚的大城市居民。“所有神话般的土地都消失了,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局限于比我以前知晓的还要小的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名字”(P42)如此种种,无不体现着他的地域归属的缺失。因此,他要回归故土,为自己的民族--印度服务。他要求申请一份在印度驻英大使馆的工作。然而印度,他的民族却不再接纳他,而他也发现了故园的不可企及--这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精神的隔膜,他对祖辈们魂牵梦绕的故园,本应该是一往情深,却不期然地这样让他失望。就这样,他原本坚定的印度的归属感也被残酷的现实敲的粉碎,他再次面临着地域归属感危机,他最终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他永远无法摆脱边缘者的身份。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无路可退,没有身份没有自我永远过着无根人生的“局外人”。
(三)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在许多文学评论中,梅迪大多被看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被遗忘在角落里,鲜有人提起。而在笔者看来,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奈保尔实现了对另一层归属感缺失的展现--群体归属危机。
对于梅迪这一形象,布鲁斯·金持有独到的见解:“梅迪,具有象征意义的混血儿,不仅仅是亚裔族或者非洲部落的一员,而是那些众多没有依附于任何群体,并受到其保护的典型代表之一。”[3]可以说,群体归属感的缺失发生在梅迪出生之前,并且一直延续到他的后半生。这样说是因为他逃到非洲河湾小镇--他的半个故乡后却仍然得不到他的族群的认可,首先在长相上他就被排除在外“他的长相和体型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P31)另外在萨林姆的眼里梅迪也和他自己一样“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外乡人”,而做惯了奴隶的阿里又怎么会反抗自己的主人对他的定位呢?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群体归属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梅迪也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非洲人来看,他对那个非洲小姑娘的“态度粗鲁,有时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要把她赶走”,(P108)他甚至说“萨林姆,确实恶心,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P109)这些无不表现出他对非洲,自己的故乡的鄙视,不认同,这样还谈什么归属感呢?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群体归属感的缺失下,“他(梅迪)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自己,凡事给自己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酸楚”,(P112)而我们都知道,没变的是他的漂泊心灵。
二、结语
奈保尔在《大河湾》里描绘了跨东海岸到河湾小镇再到英国这样一幅宏大的场面,主人公萨林姆、因达尔、梅迪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无论是生活在自己的故土还是异乡,他们始终感到“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P58),从而揭示了在后殖民主义下特殊的环境下,到处弥漫的归属感危机。
参考文献:
[1]方杰.奈保尔《河湾》中的悲观主义历史观[J].当代外国文学,2006(4):31-37
[2]V.S.奈保尔:《大河湾》,方柏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版。
作者简介:仲巧巧(1991-),女,汉族,江苏连云港市人,在读研究生,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关键词:《大河湾》;观念归属;地域归属;群体归属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06-01
《大河湾》作为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评论家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品评与赏析,其中最常见的有后殖民主义视角,比较文学的视角以及象征主义视角。本文则试图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下,探究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后殖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由于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安全需求难以实现所面临的不同的归属感危机--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以及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进而揭示出由于归属感的缺失,他们的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造成的流亡状态,无根人生,漂泊心灵。
一、《大河湾》中主人公的归属感危机
作为后殖民文本,《大河湾》从来也没有展示过美好未来的可能性。摆脱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给非洲带来的不是美好生活的希望,而是战火频仍、混乱无序、血雨腥风的现实。独立后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1]在这样毫无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可言的境况下,又谈何社交需求,归属感哪里找,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凭什么来达到?因此,在小说的开篇,为寻找新生活深入非洲腹地的萨林姆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会有什么新生活。”[2](P4)而奈保尔也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后殖民社会的敏锐洞察力精神构建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处在后殖民社会境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生命个体或者因观念与其民族相左,或者身份不被民族认同,或者不被群体接受所面临的归属感缺失的危机: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以及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
(一)萨林姆的观念归属危机。萨林姆出生在一个非洲东海岸的印度籍商人家庭,在这个环境中,当地人们面对古老过时的生活方式和英国人发行的本地风土人情的漂亮邮票依然觉得一切都会照旧延续下去。“非洲也会像以前一样是我们的非洲。”(P15)只有他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打量它。他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落后、保守、不求发展,领悟到了平静的、封闭的生活方式已走到尽头,对眼前的现实怀着“大厦将倾”的恐惧。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非洲内陆大河湾边的小镇。
然而当他看到了欧洲的真正面目时,才发现原来这种完美的幻想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真正的欧洲并不是他以前所想像的欧洲,它“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一个萎缩的、庸俗的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P241)萨林姆心中乌托邦式的形象的瓦解标志着他再次面临着观念归属的危机。他在印度、英国之间寻找观念归属感,却又迷失在找寻的途中,对于萨林姆来讲,这样的流散身份带来的陌生感和无奈感是一生无法摆脱的,他将永远处于一种流亡状态。
(二)因达尔的地域归属危机。作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因达尔的经历则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归属感的缺失--地域归属危机。和萨林姆一样,因达尔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富商家庭。他念完英语学院的全部课程后,被送往英国留学。然而,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因达尔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这个国家,因为他清楚的意识到这不是他的心安之地,不是他的归属。在英国,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一个被放逐者,感到彻底的失落和被误导,他只不过是一名被剥夺了民族和文化的忠诚的大城市居民。“所有神话般的土地都消失了,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局限于比我以前知晓的还要小的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名字”(P42)如此种种,无不体现着他的地域归属的缺失。因此,他要回归故土,为自己的民族--印度服务。他要求申请一份在印度驻英大使馆的工作。然而印度,他的民族却不再接纳他,而他也发现了故园的不可企及--这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精神的隔膜,他对祖辈们魂牵梦绕的故园,本应该是一往情深,却不期然地这样让他失望。就这样,他原本坚定的印度的归属感也被残酷的现实敲的粉碎,他再次面临着地域归属感危机,他最终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他永远无法摆脱边缘者的身份。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而又无路可退,没有身份没有自我永远过着无根人生的“局外人”。
(三)梅迪的群体归属危机。在许多文学评论中,梅迪大多被看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被遗忘在角落里,鲜有人提起。而在笔者看来,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奈保尔实现了对另一层归属感缺失的展现--群体归属危机。
对于梅迪这一形象,布鲁斯·金持有独到的见解:“梅迪,具有象征意义的混血儿,不仅仅是亚裔族或者非洲部落的一员,而是那些众多没有依附于任何群体,并受到其保护的典型代表之一。”[3]可以说,群体归属感的缺失发生在梅迪出生之前,并且一直延续到他的后半生。这样说是因为他逃到非洲河湾小镇--他的半个故乡后却仍然得不到他的族群的认可,首先在长相上他就被排除在外“他的长相和体型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P31)另外在萨林姆的眼里梅迪也和他自己一样“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外乡人”,而做惯了奴隶的阿里又怎么会反抗自己的主人对他的定位呢?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群体归属的人。而最重要的是梅迪也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非洲人来看,他对那个非洲小姑娘的“态度粗鲁,有时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要把她赶走”,(P108)他甚至说“萨林姆,确实恶心,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P109)这些无不表现出他对非洲,自己的故乡的鄙视,不认同,这样还谈什么归属感呢?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群体归属感的缺失下,“他(梅迪)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自己,凡事给自己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酸楚”,(P112)而我们都知道,没变的是他的漂泊心灵。
二、结语
奈保尔在《大河湾》里描绘了跨东海岸到河湾小镇再到英国这样一幅宏大的场面,主人公萨林姆、因达尔、梅迪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无论是生活在自己的故土还是异乡,他们始终感到“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P58),从而揭示了在后殖民主义下特殊的环境下,到处弥漫的归属感危机。
参考文献:
[1]方杰.奈保尔《河湾》中的悲观主义历史观[J].当代外国文学,2006(4):31-37
[2]V.S.奈保尔:《大河湾》,方柏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版。
作者简介:仲巧巧(1991-),女,汉族,江苏连云港市人,在读研究生,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