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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茉莉花开》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改编的。苏童小说中潮湿糜烂的氛围，挥之不去的绝望和哀痛，寒气逼人的人性，使得改编他的小说成为极富挑战的事情。侯咏却有极大的魄力，将故事场景从阴雨江南拉向了上海，尽管改编存在着一些纰漏之处，但他却用女性诠释了对这个城市的理解。
苏童的小说无处不氤氲着一种潮湿糜烂的感觉和氛围，这也是他的小说所独具的美学魅力。《妇女生活》，同他之前的小说一样，也是将故事设置在一个阴暗破败的小照相馆，潮湿阴冷的气氛，濒临绝望边缘和落于悲剧运命的女人。在原著中，“远一点的高处看江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女主人公们住的照相馆是潮湿破败闭塞压抑的。在电影中，江隆照相馆处于喧闹的上海街市旁，是富有与怀旧的见证，已不见苏童赋予其中的悲剧氛围。章子怡演绎的茉，明亮单纯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逆反，也已不见原著中不得不每天坐在照相馆中，终日看着画报做着明星梦的娴，百无聊赖的情态。从一开始，似乎就觉得候咏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非是悲情的。
莉的故事中，莉的神经质和抓狂，候咏似乎很接近苏童细腻的描摹。从落地那一刻起，莉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父亲对茉的始乱终弃，茉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婚姻的幸福破灭，自己的疑神疑鬼，终究落得丈夫自杀、自己精神崩溃的悲剧收场。电影传达出了一个神经质女人的生命悲剧，但与原作相比，这种传达却是温情的。电影处理莉的结局时，是从茉的口中说出的，她是去找邹杰了，而在苏童的笔下，芝最后是彻底的精神崩溃，芝没有死，而是留在箫的故事里，去刻画箫为了房子而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冷漠与无情。女人之间的那种掐得出水的仇恨和女人的自私与无情，苏童刻画得是入木三分的震撼人心。
到了花的故事，才明白候咏温情的初衷，他要讲的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与悲剧无关。痴情的花被丈夫抛弃之后，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坚强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花在雨中艰难地生子，这个片段作为故事发展的高潮就是要演绎出女性的坚强，影片结尾处，花灿烂而从容的笑，留给观众一个明亮的期待，也豁然明朗：候咏要诠释的是他自己对故事的理解。从故事的氛围到具体的人物命运，在候咏的故事里，不再是苏童式的绝望哀伤的阴霾，而是温情脉脉的明亮。从江南到上海，从悲伤到温情，从阴霾到明亮，候咏讲述的故事里，女人不再是主角，女人的命运承载着他对上海的文化理解。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候咏将苏童笔下女人的故事设置在上海，也许也是用女性来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来诠释他对这个城市的独特理解。
在茉的故事里，女孩子的明星梦、画报、老电影、片场、怀旧的音乐、舞会、秀美的旗袍、精致的发卷……候咏讲述的带点老套的旧上海的繁华旧梦里，茉不再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王琦瑶风月凋零的悲剧命运，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情在影片中成为一道风景。
苏童说，《妇女生活》是自己十几年前的作品，有着当时时代的特点，比如章子怡扮演的第三个女性，曾经想杀死熟睡的背叛的丈夫，但最后孩子的分娩逆转了她的举动，丈夫也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但电影却把第三部分做了大改动，让章子怡过起了单身妈妈的独立的妇女生活。苏童觉得这个改编也不错，更加符合剧情片电影化的表现。从茉的故事中，母亲自杀，茉抱着孩子风风火火跑到理发店的“撒泼”；到花的故事里，被背叛和抛弃的花坚强地挑起生活。候咏让我们看到了承载这上海这座城市背后的真正的力量，那就是上海女性身上的坚强和韧劲，就是这种力量使这座城市从30年代、50年代安然过渡到80年代，避开动乱的时局。所以在候咏的故事里，女人的命运不再是宿命的、悲剧的，而是女性自身从现实中的挣脱与坚韧。
在娴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娴不慎怀孕，但她怕疼不肯打胎，以致于后来被孟老板抛弃，“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电影中，这个细节却被忽略掉，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也随之一并被“忽略”掉了。在原著中，娴、芝、箫的悲剧命运皆被归咎于无情的孟老板、脆弱的邹杰和没有责任心的小杜，女性的主体地位在这里是缺失的；在电影中，男性都是软弱无力的，油头粉面“娘舅”、遇事逃避的孟老板、心理脆弱的邹杰、猥琐不堪的小杜。电影中，女性从宿命的悲剧中挣脱出来，从男性的笼罩中独立坚强起来，男性的“不在场”，正是对女性独立的肯定，也是对女性演绎的城市力量的肯定。
当然，电影还有一些细节的不足。比如，姜文演绎的孟老板的出场，没头没尾没有来由，只是给人突兀的感觉。一个著名的大导演的独特之处就是不时地冒出一句英语，更让人感觉啼笑皆非。苏童很推崇陈冲演绎的角色，正是因为她能够活现世俗气的上海小女人，其中的尖酸刻薄却又精致优雅的气质，尤其是她随口而来的上海话，而章子怡满口的普通话就让人感觉像郑秀文演绎的王琦瑶，缺少海上女子的那份神韵。
罗伯特·潘·沃伦曾经说，“把一部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时，小说只是素材而已，而影片则是一部新的创作，是毁是誉，都与小说作者全无关系”。作为影像，如何传达出原著的神韵和如何通过原著构筑一个全新的故事，对导演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尤其对苏童的作品进行的改编。看完电影后，对于后两部分的改动，苏童非常满意。“侯咏对《妇女生活》后两部分改得非常好，特别是第三部分，侯咏完全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把三个跨度很大的不同的时代给做在整部电影中，他的胆子很大，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拍，看得出他下的功夫很大。”候咏剧里的上海风情虽然没有太多推陈出新的内容，但是他却从女性的命运波动中演绎和诠释出了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理解。这也许就是改编最成功的地方。
苏童的小说无处不氤氲着一种潮湿糜烂的感觉和氛围，这也是他的小说所独具的美学魅力。《妇女生活》，同他之前的小说一样，也是将故事设置在一个阴暗破败的小照相馆，潮湿阴冷的气氛，濒临绝望边缘和落于悲剧运命的女人。在原著中，“远一点的高处看江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女主人公们住的照相馆是潮湿破败闭塞压抑的。在电影中，江隆照相馆处于喧闹的上海街市旁，是富有与怀旧的见证，已不见苏童赋予其中的悲剧氛围。章子怡演绎的茉，明亮单纯的笑容和无忧无虑的逆反，也已不见原著中不得不每天坐在照相馆中，终日看着画报做着明星梦的娴，百无聊赖的情态。从一开始，似乎就觉得候咏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非是悲情的。
莉的故事中，莉的神经质和抓狂，候咏似乎很接近苏童细腻的描摹。从落地那一刻起，莉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父亲对茉的始乱终弃，茉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婚姻的幸福破灭，自己的疑神疑鬼，终究落得丈夫自杀、自己精神崩溃的悲剧收场。电影传达出了一个神经质女人的生命悲剧，但与原作相比，这种传达却是温情的。电影处理莉的结局时，是从茉的口中说出的，她是去找邹杰了，而在苏童的笔下，芝最后是彻底的精神崩溃，芝没有死，而是留在箫的故事里，去刻画箫为了房子而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冷漠与无情。女人之间的那种掐得出水的仇恨和女人的自私与无情，苏童刻画得是入木三分的震撼人心。
到了花的故事，才明白候咏温情的初衷，他要讲的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与悲剧无关。痴情的花被丈夫抛弃之后，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坚强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花在雨中艰难地生子，这个片段作为故事发展的高潮就是要演绎出女性的坚强，影片结尾处，花灿烂而从容的笑，留给观众一个明亮的期待，也豁然明朗：候咏要诠释的是他自己对故事的理解。从故事的氛围到具体的人物命运，在候咏的故事里，不再是苏童式的绝望哀伤的阴霾，而是温情脉脉的明亮。从江南到上海，从悲伤到温情，从阴霾到明亮，候咏讲述的故事里，女人不再是主角，女人的命运承载着他对上海的文化理解。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候咏将苏童笔下女人的故事设置在上海，也许也是用女性来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来诠释他对这个城市的独特理解。
在茉的故事里，女孩子的明星梦、画报、老电影、片场、怀旧的音乐、舞会、秀美的旗袍、精致的发卷……候咏讲述的带点老套的旧上海的繁华旧梦里，茉不再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王琦瑶风月凋零的悲剧命运，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情在影片中成为一道风景。
苏童说，《妇女生活》是自己十几年前的作品，有着当时时代的特点，比如章子怡扮演的第三个女性，曾经想杀死熟睡的背叛的丈夫，但最后孩子的分娩逆转了她的举动，丈夫也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但电影却把第三部分做了大改动，让章子怡过起了单身妈妈的独立的妇女生活。苏童觉得这个改编也不错，更加符合剧情片电影化的表现。从茉的故事中，母亲自杀，茉抱着孩子风风火火跑到理发店的“撒泼”；到花的故事里，被背叛和抛弃的花坚强地挑起生活。候咏让我们看到了承载这上海这座城市背后的真正的力量，那就是上海女性身上的坚强和韧劲，就是这种力量使这座城市从30年代、50年代安然过渡到80年代，避开动乱的时局。所以在候咏的故事里，女人的命运不再是宿命的、悲剧的，而是女性自身从现实中的挣脱与坚韧。
在娴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娴不慎怀孕，但她怕疼不肯打胎，以致于后来被孟老板抛弃，“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电影中，这个细节却被忽略掉，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也随之一并被“忽略”掉了。在原著中，娴、芝、箫的悲剧命运皆被归咎于无情的孟老板、脆弱的邹杰和没有责任心的小杜，女性的主体地位在这里是缺失的；在电影中，男性都是软弱无力的，油头粉面“娘舅”、遇事逃避的孟老板、心理脆弱的邹杰、猥琐不堪的小杜。电影中，女性从宿命的悲剧中挣脱出来，从男性的笼罩中独立坚强起来，男性的“不在场”，正是对女性独立的肯定，也是对女性演绎的城市力量的肯定。
当然，电影还有一些细节的不足。比如，姜文演绎的孟老板的出场，没头没尾没有来由，只是给人突兀的感觉。一个著名的大导演的独特之处就是不时地冒出一句英语，更让人感觉啼笑皆非。苏童很推崇陈冲演绎的角色，正是因为她能够活现世俗气的上海小女人，其中的尖酸刻薄却又精致优雅的气质，尤其是她随口而来的上海话，而章子怡满口的普通话就让人感觉像郑秀文演绎的王琦瑶，缺少海上女子的那份神韵。
罗伯特·潘·沃伦曾经说，“把一部小说改编成一部电影时，小说只是素材而已，而影片则是一部新的创作，是毁是誉，都与小说作者全无关系”。作为影像，如何传达出原著的神韵和如何通过原著构筑一个全新的故事，对导演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尤其对苏童的作品进行的改编。看完电影后，对于后两部分的改动，苏童非常满意。“侯咏对《妇女生活》后两部分改得非常好，特别是第三部分，侯咏完全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把三个跨度很大的不同的时代给做在整部电影中，他的胆子很大，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拍，看得出他下的功夫很大。”候咏剧里的上海风情虽然没有太多推陈出新的内容，但是他却从女性的命运波动中演绎和诠释出了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理解。这也许就是改编最成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