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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四十年前，一九六八年的欧美，本来应该四海升平、八方宁靖。“二战”以后，欧美迎来从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三年长达二十八年的经济增长期，这种“黄金时代”，再往前追溯已经是“一战”以前一八九○至一九一三年的事了。谁料一九六八年竟然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一时之间，学生走上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街头，在帝国主义的心脏打出红旗，巴黎首当其冲，总统戴高乐甚至短暂消失，史称“五月风暴”。
如何理解“五月风暴”？有人把它看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有例为证，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一九六七）里，一位巴黎银行家的女儿在北京的无线电广播声中，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里堆放着一大堆红皮书，墙上还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这些细节预言了现实，次年的“五月风暴”比电影还要声势浩大。然而，尊崇伟大领袖的运动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么？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插曲：尼泊尔有一支武装力量自称“毛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此表示愤慨，指出尼泊尔“毛派”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里，程巍先生描绘了这场革命复杂的政治地质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冲突，其次陆续是代际冲突、时代冲突、地区冲突、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被贵族和左派控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冲突。虽然最表层的阶级冲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仿佛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走向穷途末路，最深层的阶级冲突却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把这种行动称作“打着红旗插白旗”。
程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的行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攻占了巴士底狱，获得政治霸权，但是文化领导权还在贵族阶级手里，即使伏尔泰、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级文化”上还是凡尔赛标准的遵从者。书中提到以《女权论》而著称的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她看到平时蔑视的路易十六即将身首异处，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这位一生都在反抗的女性竟然眼睛充满泪水，生平第一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法熄灭蜡烛。与其说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贵族阶级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跟路易十六有关，他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轻声向他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临刑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特意要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是冬天，他不想冻得发抖，以致被误解为恐惧。这些视死如归的细节，折服了充满革命气概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至少需要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着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资产阶级努力成为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贵族的胜利，说明贵族依然掌控着文化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革命之前，贵族文化蜗居在凡尔赛宫，与其他阶级处在隔绝状态，双方各自为政。资产阶级占领凡尔赛宫，是贵族的末日，也是贵族文化扩散的开始，它们溢出宫廷，对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培训，大学便是贵族培训资产阶级的重要场所。虽然贵族已经人数稀少，他们却可以“垂帘听政”，在大学里建立一套贵族文化的传销体系，不用自己出面，而是让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培养尚未脱贫的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孩子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贵族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而是作为贵族文化核心的等级制。贵族文化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高雅的，其他的文化都是粗俗的。虽然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都在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得符合贵族文化的标准，但也有一些孩子拒绝改造，并发动叛乱。这种叛乱粗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另立中央”，格林威治村就是这么一个“中央”，孩子们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这种世袭的文化空间之外自立门户、自得其乐。但是这个“中央”远离贵族文化，无法对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第二步是程巍所说的“分子入侵”，一九五九年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垮掉派诗歌朗诵会，那个夜晚选择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就说明这是一次主动打入敌人内部的夜袭。贵族文化走出凡尔赛宫一百多年，中产阶级的孩子先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深入敌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开始“全面夺权”的第三步，最终制造了“五月风暴”，拉开文化革命的序幕。“五月风暴”很快结束，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迅速成为中产阶级，但是这次文化革命的影响没有迅速消失，它的胜利成果不仅表现在摇滚乐这些亚文化上，更表现为文化等级制的取消，高雅和粗俗的界线被抹去。中产阶级的孩子终于发明了自己的文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
按照惯例，革命的原因通常是贫困，革命的主体大都是工人，革命的形式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抛头颅、洒热血。一九六八年一举打破了所有这些历史规律，它发生在欧美经济的“黄金时代”，主体是学生，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抄袭了一八七一年的工人，修建起街垒，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没有再次出现。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通常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原型，但一九六八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这些任务都已经完成之后的文化转型。只有把这场文化革命理解为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九六八年引发的诸多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全面夺权”夺取的只是贵族的文化权力，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没有太多诉求，这些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父辈手里，迟早都是他们的。按照韦尔南的说法，有好几天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者敢于让它倒台”。“五月风暴”不是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一九六八年是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两者的结果自然不同。一直为没有进入巴黎高师而遗憾的巴黎警察局长，如此评论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街头冲突：“这种暴力越激烈，便越能控制和取代杀人的欲望……我深切感到，暴力是我们双方为拒绝屠杀而付出的代价。”这位冷静的警察局长，深刻把握了“五月风暴”乃至一九六八年的本质，我甚至怀疑他是巴黎高师学生特意安插在政府机构的卧底，双方内应外合，把文化权力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当年英国国王的荷兰女婿威廉无意把岳父詹姆士二世送上断头台，一路大张旗鼓从荷兰进军英格兰，岳父自知无力抵抗，识趣出逃，没想到有渔夫“不解风情”，把他活捉送回京城伦敦，最后只能再上演一出“捉放曹”的戏剧，詹姆士二世再次顺利逃亡。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就此完成。一九六八年，警察和学生更加默契，仿佛动画片《猫和老鼠》，双方是敌人，也是玩伴，这是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不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不需要脱胎换骨，它更像一次集体裸奔。中产阶级的孩子扔掉了贵族文化厚重的装束，在一九六八年的阳光下奔跑。在他们看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并且抬高前者、贬低后者，这本身就是贵族文化等级制的产物。所以，一九六八年不仅是文化革命，也是身体革命。“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性等于“革命＋性”。
在每一次大规模的街头运动里，能够立即认清运动本质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多为雷蒙·阿隆所说的“入戏的观众”。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群众演员，理解力远在巴黎警察局长之下，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借机挥发青春的热量，有的要满足亲历历史的愿望，有的只是不想错过那个时代最酷的街头时尚。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拒绝“献身”。这次革命不再以真枪实弹为主，更多的是沙盘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虽然被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视为“形象大使”，但两者之间并无太多关联。正如我前面所说，学生们虽然“打着红旗”，最终的结果却是在贵族文化的领地里插上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这是“全面夺权”的白旗，不是缴械投降的白旗。
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自诩为“新左派”，很多学者也把这场革命等同于新左派运动。程巍对此持疑义，他指出：“新左派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实际是新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个观察非常细致，新左派虽然沿用了左派的形式，比如撒传单、贴标语、筑街垒，但这些是“通货膨胀”的革命形式，它们被大量复制，也迅速贬值。程巍没有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以左派立场批评新左派。他指出，夺回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以新社会学术语取代左派术语，用“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用“白领”、“蓝领”替换“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用“劳动密集型企业”替换“血汗工厂”，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用“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这些新社会学术语具有“价值中立”的面目，实质上是为了消除左派意识形态。
我赞同程巍对新左派的描述，也可以理解他以西方左派立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批判。但是，作为一名来自第三世界的读者，我对他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不敢完全赞同。在一个曾经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如何使词语“去意识形态化”，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去意识形态化”不等于“价值中立”，使用“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球化”、“西方民主社会”这些词语，不等于把它们理想化，更不等于放弃批判。一个“价值中立”的词语，完全可以通过上下文赋予它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像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价值判断是封闭的。
到了全书即将结束的时候，程巍突然“把一切价值等级归于意识形态”，这与他笔下的新左派有些相似。以“血汗工厂”为例，程巍称这个词语令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内疚，他们把“血汗工厂”从西方转移到第三世界，换了一个使人联想不到剥削和压迫的名称“劳动密集型企业”。他表示，“这种企业还受到第三世界的欢迎，被认为是给第三世界带去了资金和就业的机会”。让我不解的是，“血汗工厂”单纯是资本主义殖民的结果么？第三世界为何会欢呼殖民？如果说第三世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时接受资产阶级面对“血汗工厂”的不安和内疚？他们缺乏不安和内疚，仅仅因为“血汗工厂”被更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么？“血汗工厂”的剥削与压迫，主要归咎于西方，还是归咎于那些缺乏独立工会、无视劳工权利保障、坚持本国特色的第三世界？再以“全球化”为例，程巍认为这个令人愉快的词掩盖了令人不快的现实，“西方文化正日益向地球各个角落渗透，灭绝当地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只是西方化和殖民化。这种判断与中学政治教科书无异，充满简单的道德快感，我不太清楚“全球化”怎么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词，作者刚刚说过这是“中性”词汇。程巍最后提到一个现象，就是“把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毫无痛苦的社会”。他认为由于左派的意识形态多少还在起一点作用，这种词语替换还在遮遮掩掩之中，一旦中产阶级彻底完成这个工程，他们就彻底控制了文化领导权。在我看来，这种话语美容工程，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而是属于那些不问“姓左姓右”的政府。把责任归咎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却放过第三世界的政府，很有一些避重就轻的感觉。
“五月风暴”接续的是光荣革命而非巴黎公社的脉络，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程巍最后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些旧调重弹的感觉。不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吸引我的不仅是观点，还有文体，这使我虽然与作者有不少分歧，却有耐心读下去。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此书极具特色的文体，只能留下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兼具文体之美和思想之清晰（这种清晰又无损于思想的丰富性）？当作者以文体为重，他表达的思想不够清晰；当作者放弃文体，他表达的思想又有些单调——这是无法打开的话语死结么？
二○○七年十一月至二○○八年一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程巍著，三联书店二○○六年版，28.00元）
如何理解“五月风暴”？有人把它看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有例为证，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一九六七）里，一位巴黎银行家的女儿在北京的无线电广播声中，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房里堆放着一大堆红皮书，墙上还挂着手写的毛泽东语录。这些细节预言了现实，次年的“五月风暴”比电影还要声势浩大。然而，尊崇伟大领袖的运动就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么？这让我想起一则小插曲：尼泊尔有一支武装力量自称“毛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此表示愤慨，指出尼泊尔“毛派”盗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在历史上不是一次两次了。
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里，程巍先生描绘了这场革命复杂的政治地质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的阶级冲突，其次陆续是代际冲突、时代冲突、地区冲突、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被贵族和左派控制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冲突。虽然最表层的阶级冲突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象，仿佛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走向穷途末路，最深层的阶级冲突却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我把这种行动称作“打着红旗插白旗”。
程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的行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攻占了巴士底狱，获得政治霸权，但是文化领导权还在贵族阶级手里，即使伏尔泰、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级文化”上还是凡尔赛标准的遵从者。书中提到以《女权论》而著称的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她看到平时蔑视的路易十六即将身首异处，居然还保持着几分尊严，这位一生都在反抗的女性竟然眼睛充满泪水，生平第一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无法熄灭蜡烛。与其说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不如说贵族阶级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跟路易十六有关，他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了刽子手的脚，立即轻声向他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临刑的时候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特意要多穿一件衣服，当时是冬天，他不想冻得发抖，以致被误解为恐惧。这些视死如归的细节，折服了充满革命气概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夜之间攻下巴士底狱，至少需要三代才能成为贵族。第一代被称为暴发户，第二代学着弹钢琴，第三代才仿佛有些优雅，如果其中有一代自甘堕落，那就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资产阶级努力成为贵族，这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贵族的胜利，说明贵族依然掌控着文化的最高标准。在政治革命之前，贵族文化蜗居在凡尔赛宫，与其他阶级处在隔绝状态，双方各自为政。资产阶级占领凡尔赛宫，是贵族的末日，也是贵族文化扩散的开始，它们溢出宫廷，对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培训，大学便是贵族培训资产阶级的重要场所。虽然贵族已经人数稀少，他们却可以“垂帘听政”，在大学里建立一套贵族文化的传销体系，不用自己出面，而是让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培养尚未脱贫的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孩子最难以忍受的不是贵族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而是作为贵族文化核心的等级制。贵族文化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是高雅的，其他的文化都是粗俗的。虽然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都在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得符合贵族文化的标准，但也有一些孩子拒绝改造，并发动叛乱。这种叛乱粗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另立中央”，格林威治村就是这么一个“中央”，孩子们在大学、博物馆、图书馆这种世袭的文化空间之外自立门户、自得其乐。但是这个“中央”远离贵族文化，无法对之构成根本性的挑战。第二步是程巍所说的“分子入侵”，一九五九年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垮掉派诗歌朗诵会，那个夜晚选择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就说明这是一次主动打入敌人内部的夜袭。贵族文化走出凡尔赛宫一百多年，中产阶级的孩子先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深入敌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开始“全面夺权”的第三步，最终制造了“五月风暴”，拉开文化革命的序幕。“五月风暴”很快结束，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迅速成为中产阶级，但是这次文化革命的影响没有迅速消失，它的胜利成果不仅表现在摇滚乐这些亚文化上，更表现为文化等级制的取消，高雅和粗俗的界线被抹去。中产阶级的孩子终于发明了自己的文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
按照惯例，革命的原因通常是贫困，革命的主体大都是工人，革命的形式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抛头颅、洒热血。一九六八年一举打破了所有这些历史规律，它发生在欧美经济的“黄金时代”，主体是学生，虽然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抄袭了一八七一年的工人，修建起街垒，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没有再次出现。我们对革命的理解通常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原型，但一九六八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这些任务都已经完成之后的文化转型。只有把这场文化革命理解为工业革命（也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九六八年引发的诸多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全面夺权”夺取的只是贵族的文化权力，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没有太多诉求，这些权力已经掌握在他们父辈手里，迟早都是他们的。按照韦尔南的说法，有好几天政权出现了真空，就差有人把它夺过来了，“政权之所以还没有垮台，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打算或者敢于让它倒台”。“五月风暴”不是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一九六八年是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两者的结果自然不同。一直为没有进入巴黎高师而遗憾的巴黎警察局长，如此评论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街头冲突：“这种暴力越激烈，便越能控制和取代杀人的欲望……我深切感到，暴力是我们双方为拒绝屠杀而付出的代价。”这位冷静的警察局长，深刻把握了“五月风暴”乃至一九六八年的本质，我甚至怀疑他是巴黎高师学生特意安插在政府机构的卧底，双方内应外合，把文化权力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当年英国国王的荷兰女婿威廉无意把岳父詹姆士二世送上断头台，一路大张旗鼓从荷兰进军英格兰，岳父自知无力抵抗，识趣出逃，没想到有渔夫“不解风情”，把他活捉送回京城伦敦，最后只能再上演一出“捉放曹”的戏剧，詹姆士二世再次顺利逃亡。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就此完成。一九六八年，警察和学生更加默契，仿佛动画片《猫和老鼠》，双方是敌人，也是玩伴，这是一场文化的光荣革命。
这场文化革命不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不需要脱胎换骨，它更像一次集体裸奔。中产阶级的孩子扔掉了贵族文化厚重的装束，在一九六八年的阳光下奔跑。在他们看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并且抬高前者、贬低后者，这本身就是贵族文化等级制的产物。所以，一九六八年不仅是文化革命，也是身体革命。“我越是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这些口号的革命性不在于大声喊出“做爱”、“性交”这些词语，而是赋予“做爱”以革命的涵义、赋予“性交”以存在的涵义，精神和肉体不再是敌人，而是“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推动。革命性等于“革命＋性”。
在每一次大规模的街头运动里，能够立即认清运动本质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且多为雷蒙·阿隆所说的“入戏的观众”。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群众演员，理解力远在巴黎警察局长之下，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借机挥发青春的热量，有的要满足亲历历史的愿望，有的只是不想错过那个时代最酷的街头时尚。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拒绝“献身”。这次革命不再以真枪实弹为主，更多的是沙盘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格瓦拉虽然被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视为“形象大使”，但两者之间并无太多关联。正如我前面所说，学生们虽然“打着红旗”，最终的结果却是在贵族文化的领地里插上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这是“全面夺权”的白旗，不是缴械投降的白旗。
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自诩为“新左派”，很多学者也把这场革命等同于新左派运动。程巍对此持疑义，他指出：“新左派与左派的区别在于：前者实际是新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个观察非常细致，新左派虽然沿用了左派的形式，比如撒传单、贴标语、筑街垒，但这些是“通货膨胀”的革命形式，它们被大量复制，也迅速贬值。程巍没有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以左派立场批评新左派。他指出，夺回文化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以新社会学术语取代左派术语，用“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用“白领”、“蓝领”替换“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用“劳动密集型企业”替换“血汗工厂”，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用“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这些新社会学术语具有“价值中立”的面目，实质上是为了消除左派意识形态。
我赞同程巍对新左派的描述，也可以理解他以西方左派立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批判。但是，作为一名来自第三世界的读者，我对他关于第三世界的论述不敢完全赞同。在一个曾经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如何使词语“去意识形态化”，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去意识形态化”不等于“价值中立”，使用“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球化”、“西方民主社会”这些词语，不等于把它们理想化，更不等于放弃批判。一个“价值中立”的词语，完全可以通过上下文赋予它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像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价值判断是封闭的。
到了全书即将结束的时候，程巍突然“把一切价值等级归于意识形态”，这与他笔下的新左派有些相似。以“血汗工厂”为例，程巍称这个词语令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内疚，他们把“血汗工厂”从西方转移到第三世界，换了一个使人联想不到剥削和压迫的名称“劳动密集型企业”。他表示，“这种企业还受到第三世界的欢迎，被认为是给第三世界带去了资金和就业的机会”。让我不解的是，“血汗工厂”单纯是资本主义殖民的结果么？第三世界为何会欢呼殖民？如果说第三世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时接受资产阶级面对“血汗工厂”的不安和内疚？他们缺乏不安和内疚，仅仅因为“血汗工厂”被更名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么？“血汗工厂”的剥削与压迫，主要归咎于西方，还是归咎于那些缺乏独立工会、无视劳工权利保障、坚持本国特色的第三世界？再以“全球化”为例，程巍认为这个令人愉快的词掩盖了令人不快的现实，“西方文化正日益向地球各个角落渗透，灭绝当地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全球化只是西方化和殖民化。这种判断与中学政治教科书无异，充满简单的道德快感，我不太清楚“全球化”怎么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词，作者刚刚说过这是“中性”词汇。程巍最后提到一个现象，就是“把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毫无痛苦的社会”。他认为由于左派的意识形态多少还在起一点作用，这种词语替换还在遮遮掩掩之中，一旦中产阶级彻底完成这个工程，他们就彻底控制了文化领导权。在我看来，这种话语美容工程，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而是属于那些不问“姓左姓右”的政府。把责任归咎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却放过第三世界的政府，很有一些避重就轻的感觉。
“五月风暴”接续的是光荣革命而非巴黎公社的脉络，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程巍最后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些旧调重弹的感觉。不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六十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吸引我的不仅是观点，还有文体，这使我虽然与作者有不少分歧，却有耐心读下去。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讨论此书极具特色的文体，只能留下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兼具文体之美和思想之清晰（这种清晰又无损于思想的丰富性）？当作者以文体为重，他表达的思想不够清晰；当作者放弃文体，他表达的思想又有些单调——这是无法打开的话语死结么？
二○○七年十一月至二○○八年一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程巍著，三联书店二○○六年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