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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弘（544—610），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隋代名臣，历仕周、隋，在隋代先后任秘书监、礼部尚书、太常卿、吏部尚书、右光禄大夫等职。牛弘在隋朝的礼制建设和官吏选举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他倡言献书及典籍遭遇“五厄”之论更是高标史册，应该说，牛弘是一个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本文就牛弘的礼制建设、倡言献书与身后评价三个问题展开论析。
（一）领导隋朝的礼制建设
吉、凶、军、宾、嘉五礼，是古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系政权运行、指导士大夫乃至百姓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五礼的制定，尤其是新朝建立时，五礼制定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隋初，“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隋书·礼仪志一》），即牛弘、辛彦之等人在梁朝和北齐礼制基础上，修定了隋代五礼。显然，这次国家大典的修定，牛弘是核心领导者。为此，牛弘还撰写《仪礼》一百卷，他以北齐礼制为主体，辅以梁代礼制。
具体来说，比如隋代宣明政教的最隆重场所“明堂”，就是开皇三年由“礼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按：《隋书·礼仪志一》作“十三年”，误，当为“三年”）等论定建制，由将作大匠宇文恺建造模型，最后确定的。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封禅泰山，其封禅礼也是由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共同确定。史志目录著录有牛弘《明堂议》一卷、《封禅礼》（卷数不详），显然是牛弘撰写的论礼依据。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诏令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隋书·礼仪志五》），改革车辇制度。同年，隋炀帝还诏令“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隋书·礼仪志五》），即命令牛弘等人改革服饰制度。
（二）主持隋朝的乐制改革
开皇二年（582），颜之推说隋初的宫廷雅乐“并用胡声”，故建议改革乐制。于是，隋文帝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可是，牛弘等人一年多都没能拿出方案来，所以隋文帝大怒，说：“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猶歌前代功德邪？”（《隋书·音乐志中》）尽管隋文帝发怒，但开皇二年的乐制改革并未完成。
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获得了南朝宋、齐以来的雅乐系统。相对于北朝而言，南朝雅乐多有不同，所以，隋朝建立“清商署”以统理南朝乐系。借此机会，牛弘建言彻底制礼作乐。“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参照隋文帝意见，“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享用一调，迎气用五调。”也就是说，由于人才缺乏，旧乐难以系统恢复，隋朝宫廷雅乐仅仅完成了郊庙和迎节气的音乐部署，“其余乐律，皆不复通”（《隋书·音乐志下》）。
其实，乐制与历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之上的。牛弘虽然主持工作，“总知乐事”，但因“不能精知音律”，使他不能拍板定案，以致纷争不决，乐制建设也不够完整、彻底。如对于音律（律吕）问题，牛弘总领其事，但他不精音律，只能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隋书·律历志上》），最后，在开皇九年借灭陈之机，才得以参照南朝律度，做出黄钟之管（黄钟管的长度为十二律之基准，以下各律吕均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出来），进而确定音准。延宕至开皇十四年，乐制终于确定，曲词也随即写定，牛弘还是雅乐歌词的主要作者。另外，牛弘还修订了“皇后房内之乐”。
（三）参与制定隋朝的刑律
刑法是历代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因此，各代都有自己的刑法。隋初开皇元年，隋文帝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熲、上柱国郑译、杨素等制定了新的刑律，主要是借鉴北齐律损益而定。虽然高熲等也在删减繁文苛法，去除鞭刑、枭首、车裂等酷刑，但还是条令繁多，不仅不便操作，而且也致使案件累积，经久不决。因此，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显然，这次新律废除高熲律达1200余条，只保留500余条，可见删繁就简的力度之大，但实用性却明显增加了，“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书·刑法志》）。与牛弘一起负责删定刑律的苏威，是继高熲之后的又一位隋朝宰相，位高权重，相比而言，作为秘书监（或者礼部尚书）的牛弘位望不及，但也许正因此，删定刑律的具体操作事宜很可能就出于牛弘之手，苏威可能只是确定原则和大纲，删定细节、起草文案之人应是牛弘。如此，则开皇三年的《隋律》十二卷，应更多出自牛弘之手。
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今完整保存在《隋书·牛弘传》中，这是一篇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其文化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一）上承班固《汉书·艺文志》，从理论上梳理了秦汉至隋之间典籍的命运，即“五厄”之论
牛弘论典籍“五厄”的内容是：一、秦始皇下令焚毁了自孔子以来积累的典籍；二、西汉末年长安战火焚毁了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的国家图籍；三、东汉末年董卓焚烧长安，也烧掉了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处藏书；四、永嘉丧乱尽毁荀勖等人经营的国家图书；五、江陵之变萧绎焚毁了梁朝积累五十余年的公私图籍。应该说牛弘的列举，典型地概括了秦、隋之间典籍的重大灾难，从书籍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正是填补了班固之后这方面论述的空白，此后，《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志》等继承了这一传统，典籍流传的命运清晰可观，而一些个人著述，如封演、洪迈、周密、胡应麟等人对此问题亦进行了深入论述（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首”之第二章“古人记书籍聚散者”，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中国典籍命运的论述始得完整而明晰。
（二）牛弘扼要概括出了造成典籍灾难的最重要原因——兵燹 五次典籍灾难，无一不是因兵燹引起，这令人触目惊心，也说明社会的战乱是典籍焚毁的罪魁祸首；而牛弘只不过是列举了其中破坏严重的事件，一些规模较小的尚不计算在内。文化的火种就是在这样纠集、焚毁、再纠集、再焚毁的循环中艰难前行。应该说牛弘这种朴素的概括，对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读者都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这比起后来史志序言客观冷静的叙述，更能震撼人心，所以，其作用更明显。
（三）牛弘此表对于典籍流传、对于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都有积极意义
牛弘表奏，“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牛弘传》），可见，牛弘的建议是被隋文帝采纳并发挥了作用。牛弘倡言献书之前，隋朝廷的图书除了北周从萧绎江陵灰烬之余得到的四千余卷图书外，就是平定东魏所获得的，这也只是“所益旧书，五千而已”（《隋书·牛弘传》），至于平陈所得图书可能几近于无，因为南朝图书基本让萧绎焚毁完毕；陈朝政权仅二十余年，不可能鸠聚大量图书。面对这种文化残破的现实，牛弘倡言献书无疑是统一和繁荣文化的重要举措，它与统一乐制、刑法、律历等措施一样意义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牛弘的倡言献书，是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潮流，代表了整理南北文献的呼声，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也就意味着关陇集团成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推动者，这与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下令修撰南北朝诸史，以及魏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的观点前后呼应，正是有识之士在文化上探索着走向盛唐的生动写照。
按常理，评价牛弘这样一位勤谨的重臣，应该不会有多少异议，但是，张溥在《牛奇章集题辞》中发表的文字，内容与《隋书·牛弘传》史臣评论有很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
《隋书·牛弘传》史臣曰：
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
这个评价要点有：1.牛弘学优而仕，坚持原则，夷险不渝，是大雅君子；2.牛弘成一代之典章，功在国家；3. 牛弘开物成务不足，即练达行政的能力不够。显然，这是个基本肯定的评价，所谓“开物成务”不足，史臣也是以包容的态度写出，言下之意，这不妨碍对牛弘的肯定评价。
张溥《牛奇章集题辞》云：
隋杨二帝，猜忌好杀，勋伐旧臣，动遭诛废。独牛里仁始终恩任，悔吝不及，赐诗赞扬，内帐饮食，礼爱尤殊。窃怪彼挟持何术，能当人主？生平文字，议礼居优，史臣遂谓其损益典章，汉叔孙通无以尚。然叔孙希世度务，委蛇儒宗，里仁得无有其遗意邪？非独于明堂郊庙能也，南北用兵，典籍沦丧，里仁详陈五厄，请开购赏，篇章稍备，其有功艺文，岂让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哉。文皇锐精作乐，何栖凤规时献议，里仁学疏量寛，依违其间，无所驳正，无咎无誉，其在坤之四爻乎？张苍寿考，公孙晩贵，里仁似之，此杨素所谓愚不可及也。
张溥评价的要点有：1.牛弘虚与委蛇，与时推迁，依违其间，才博得隋文帝、炀帝的尊宠；2.牛弘著述的主要贡献仅在礼制上，即“生平文字，议礼居优”；3.牛弘倡言献书，有功于艺文。张溥的态度是贬词多，褒赞少；其贬词，主要在牛弘虚与委蛇的行政作风上，在古代，这是一个很有否定力度的判词；另外，“生平文字，议礼居优”也包含着一定的否定含义，言下之意，牛弘议礼之外的文字价值不大。张溥还举了汉代叔孙通这个善于迎逢人主、从而博得高位的例子，说牛弘就是叔孙通一类的人，又举牛弘同时代的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何妥（字栖凤）来反衬，贬讽的态度十分明显。显然，两种评价反差很大。为什么会如此？对此，我们先分析这两种评价的前提，然后再就事论事讨论。
唐初诸史在评价南北朝人物时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对于关陇集团人物的普遍维护。因为修史诸人，包括下令修史的唐太宗，大多是关陇集团的嫡传，尤其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将北周政权看作是唐政权的正统源头，就是一个典型；因此，对于那些历仕二主甚至三主的关陇人物，唐初史臣多不置可否，而对南朝时期的类似人物则批评较多。这个倾向，应该是魏征等人评价牛弘的基本前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魏征等人就会因此而对牛弘曲意维护。而张溥生活的晚明时期则朝纲不振，阉竖横行，为此，张溥组织复社，抨击时政，崇尚气节，欲以此敦励天下，校正士风，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张溥会比唐初的魏征等人更看重个人名节，更在乎君臣伦理，更提倡直言进谏；因此，他对很少直谏的牛弘发出颇多贬词。可以说，张溥对牛弘的评价有其现实针对性。
今天来看，古代文臣对于牛弘的评价，其中值得采纳的，主要还是他们对牛弘在制度文化建设上的肯定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牛弘倡言献书，编纂书目，有功于文化传扬，“五厄”之论更是“在历史上有权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之“卷首”）；损益礼制，参定刑律，改定乐律，完善国家制度，“成一代之典章”，为开皇之治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些都功在国家，前人论述已多，不赘。魏征等人与张溥意见歧异的焦点，就是对于牛弘从政作风的评价，魏征等人评价为“夷险不渝”，张溥则认为是虚与委蛇。该如何看待？以现存资料而论，似乎都略有佐证，但仍显得十分贫乏。比如关于“夷险不渝”，《隋书》本传载，牛弘在任吏部尚书时，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吏部侍郎高孝基“推心委任”，从而形成“隋之选举，于斯为盛”的局面，这说明牛弘没有随波逐流、与时推迁。还有，本传载牛弘论六十律之不可行，认为六十律之法失传久已，现行者“与理未通”，应当改正，也说明牛弘并没有完全迎合隋文帝的意旨行事。
张溥所言之虚与委蛇，主要是以何妥作为参照来说。何妥《隋书》卷七十五《儒林》有传，从传文看，何妥是一个博学的儒者，“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敢于直谏，排诋重臣苏威尤力，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文臣。不过他也因此而为朝臣所忌，他的建议能够被采纳的也就很少了。比起何妥，牛弘在直谏上显然不及，但是，退一步想，如果牛弘真像何妥那样直言敢谏，那么在隋政权的建设中，他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了。况且，牛弘一生“讷于言”，这与何妥的“有口才”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个角度看，張溥以何妥为对照评价牛弘，是太在乎君臣气节，而没有从“将以有为也”的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值得商榷；张溥本人的人生遭际也恰恰印证了他这种思考所带来的遗憾。
不过，炀帝时期的牛弘虽然受到恩遇，却不见有上奏、进谏和谋划，这难脱责难。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方面与炀帝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牛弘的职位有关，因为炀帝时牛弘担任的只是位处尊荣的右光禄大夫等职，而且此时他可能也趋于圆滑、世故，所以，包括对炀帝下江南这样的奢侈之举也不见有任何谏阻，反而是从幸江都以至病故于江都，对此，张溥的责难是合理的。
张溥还有一个评语，说牛弘“学疏量宽”，这应该是猜测得出的结论，因为从现存资料看，说牛弘的学问粗疏，似乎依据不多，即使像何妥这样被列入儒林传的人物，要说他与牛弘学问谁更精博，也非易事；何妥擅长经学、乐律，牛弘擅长史学、礼学、刑律。张溥评牛弘“生平文字，议礼居优”，虽语含贬义，但也指出了基本事实。说牛弘“量宽”，显然是从魏征等人“怀旷远之度”的评语脱胎而来，不过张溥显然隐含贬义。我们以为，牛弘的“量宽”似不应该作为贬讽的依据，尽管现在我们很难找到牛弘“量宽”的具体事例，可从他恩遇三十年，而不见与君主、宰辅、同僚之间有何抵牾的记载推断，当应属事实。而且，同是参与帷幄三十年的老臣苏威，位居宰辅，“好同恶异”，牛弘作为下属、合作者，能配合工作，一起删定刑律、礼制，促成了开皇之治，这说明牛弘这样的行政作风在当时是需要的；史臣批评苏威“疾风劲草，未见其人”，即对其人臣气节给予了否定，而这与对牛弘的评价是判然区别的，这也说明牛弘的“量宽”不是简单的依违，而是符合当时的行政需要，至少在隋文帝时期是如此。
总之，我们以为，牛弘是关陇集团的骨干分子，是一位勤谨的重臣，其为政基本符合刚柔相济的道理，也基本适合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当时的时代需要；他在隋朝的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开皇之治的形成，乃至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书法专业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牛弘与隋代礼制建设
（一）领导隋朝的礼制建设
吉、凶、军、宾、嘉五礼，是古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系政权运行、指导士大夫乃至百姓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五礼的制定，尤其是新朝建立时，五礼制定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隋初，“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隋书·礼仪志一》），即牛弘、辛彦之等人在梁朝和北齐礼制基础上，修定了隋代五礼。显然，这次国家大典的修定，牛弘是核心领导者。为此，牛弘还撰写《仪礼》一百卷，他以北齐礼制为主体，辅以梁代礼制。
具体来说，比如隋代宣明政教的最隆重场所“明堂”，就是开皇三年由“礼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按：《隋书·礼仪志一》作“十三年”，误，当为“三年”）等论定建制，由将作大匠宇文恺建造模型，最后确定的。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封禅泰山，其封禅礼也是由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共同确定。史志目录著录有牛弘《明堂议》一卷、《封禅礼》（卷数不详），显然是牛弘撰写的论礼依据。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诏令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隋书·礼仪志五》），改革车辇制度。同年，隋炀帝还诏令“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隋书·礼仪志五》），即命令牛弘等人改革服饰制度。
（二）主持隋朝的乐制改革
开皇二年（582），颜之推说隋初的宫廷雅乐“并用胡声”，故建议改革乐制。于是，隋文帝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可是，牛弘等人一年多都没能拿出方案来，所以隋文帝大怒，说：“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猶歌前代功德邪？”（《隋书·音乐志中》）尽管隋文帝发怒，但开皇二年的乐制改革并未完成。
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获得了南朝宋、齐以来的雅乐系统。相对于北朝而言，南朝雅乐多有不同，所以，隋朝建立“清商署”以统理南朝乐系。借此机会，牛弘建言彻底制礼作乐。“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参照隋文帝意见，“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享用一调，迎气用五调。”也就是说，由于人才缺乏，旧乐难以系统恢复，隋朝宫廷雅乐仅仅完成了郊庙和迎节气的音乐部署，“其余乐律，皆不复通”（《隋书·音乐志下》）。
其实，乐制与历法一样，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之上的。牛弘虽然主持工作，“总知乐事”，但因“不能精知音律”，使他不能拍板定案，以致纷争不决，乐制建设也不够完整、彻底。如对于音律（律吕）问题，牛弘总领其事，但他不精音律，只能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隋书·律历志上》），最后，在开皇九年借灭陈之机，才得以参照南朝律度，做出黄钟之管（黄钟管的长度为十二律之基准，以下各律吕均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出来），进而确定音准。延宕至开皇十四年，乐制终于确定，曲词也随即写定，牛弘还是雅乐歌词的主要作者。另外，牛弘还修订了“皇后房内之乐”。
（三）参与制定隋朝的刑律
刑法是历代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因此，各代都有自己的刑法。隋初开皇元年，隋文帝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熲、上柱国郑译、杨素等制定了新的刑律，主要是借鉴北齐律损益而定。虽然高熲等也在删减繁文苛法，去除鞭刑、枭首、车裂等酷刑，但还是条令繁多，不仅不便操作，而且也致使案件累积，经久不决。因此，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令“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显然，这次新律废除高熲律达1200余条，只保留500余条，可见删繁就简的力度之大，但实用性却明显增加了，“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书·刑法志》）。与牛弘一起负责删定刑律的苏威，是继高熲之后的又一位隋朝宰相，位高权重，相比而言，作为秘书监（或者礼部尚书）的牛弘位望不及，但也许正因此，删定刑律的具体操作事宜很可能就出于牛弘之手，苏威可能只是确定原则和大纲，删定细节、起草文案之人应是牛弘。如此，则开皇三年的《隋律》十二卷，应更多出自牛弘之手。
牛弘建言献书对文化传承的贡献
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今完整保存在《隋书·牛弘传》中，这是一篇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其文化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一）上承班固《汉书·艺文志》，从理论上梳理了秦汉至隋之间典籍的命运，即“五厄”之论
牛弘论典籍“五厄”的内容是：一、秦始皇下令焚毁了自孔子以来积累的典籍；二、西汉末年长安战火焚毁了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的国家图籍；三、东汉末年董卓焚烧长安，也烧掉了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处藏书；四、永嘉丧乱尽毁荀勖等人经营的国家图书；五、江陵之变萧绎焚毁了梁朝积累五十余年的公私图籍。应该说牛弘的列举，典型地概括了秦、隋之间典籍的重大灾难，从书籍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正是填补了班固之后这方面论述的空白，此后，《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志》等继承了这一传统，典籍流传的命运清晰可观，而一些个人著述，如封演、洪迈、周密、胡应麟等人对此问题亦进行了深入论述（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首”之第二章“古人记书籍聚散者”，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中国典籍命运的论述始得完整而明晰。
（二）牛弘扼要概括出了造成典籍灾难的最重要原因——兵燹 五次典籍灾难，无一不是因兵燹引起，这令人触目惊心，也说明社会的战乱是典籍焚毁的罪魁祸首；而牛弘只不过是列举了其中破坏严重的事件，一些规模较小的尚不计算在内。文化的火种就是在这样纠集、焚毁、再纠集、再焚毁的循环中艰难前行。应该说牛弘这种朴素的概括，对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读者都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这比起后来史志序言客观冷静的叙述，更能震撼人心，所以，其作用更明显。
（三）牛弘此表对于典籍流传、对于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都有积极意义
牛弘表奏，“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书·牛弘传》），可见，牛弘的建议是被隋文帝采纳并发挥了作用。牛弘倡言献书之前，隋朝廷的图书除了北周从萧绎江陵灰烬之余得到的四千余卷图书外，就是平定东魏所获得的，这也只是“所益旧书，五千而已”（《隋书·牛弘传》），至于平陈所得图书可能几近于无，因为南朝图书基本让萧绎焚毁完毕；陈朝政权仅二十余年，不可能鸠聚大量图书。面对这种文化残破的现实，牛弘倡言献书无疑是统一和繁荣文化的重要举措，它与统一乐制、刑法、律历等措施一样意义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牛弘的倡言献书，是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潮流，代表了整理南北文献的呼声，隋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也就意味着关陇集团成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推动者，这与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下令修撰南北朝诸史，以及魏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的观点前后呼应，正是有识之士在文化上探索着走向盛唐的生动写照。
牛弘的身后评价
按常理，评价牛弘这样一位勤谨的重臣，应该不会有多少异议，但是，张溥在《牛奇章集题辞》中发表的文字，内容与《隋书·牛弘传》史臣评论有很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
《隋书·牛弘传》史臣曰：
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
这个评价要点有：1.牛弘学优而仕，坚持原则，夷险不渝，是大雅君子；2.牛弘成一代之典章，功在国家；3. 牛弘开物成务不足，即练达行政的能力不够。显然，这是个基本肯定的评价，所谓“开物成务”不足，史臣也是以包容的态度写出，言下之意，这不妨碍对牛弘的肯定评价。
张溥《牛奇章集题辞》云：
隋杨二帝，猜忌好杀，勋伐旧臣，动遭诛废。独牛里仁始终恩任，悔吝不及，赐诗赞扬，内帐饮食，礼爱尤殊。窃怪彼挟持何术，能当人主？生平文字，议礼居优，史臣遂谓其损益典章，汉叔孙通无以尚。然叔孙希世度务，委蛇儒宗，里仁得无有其遗意邪？非独于明堂郊庙能也，南北用兵，典籍沦丧，里仁详陈五厄，请开购赏，篇章稍备，其有功艺文，岂让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哉。文皇锐精作乐，何栖凤规时献议，里仁学疏量寛，依违其间，无所驳正，无咎无誉，其在坤之四爻乎？张苍寿考，公孙晩贵，里仁似之，此杨素所谓愚不可及也。
张溥评价的要点有：1.牛弘虚与委蛇，与时推迁，依违其间，才博得隋文帝、炀帝的尊宠；2.牛弘著述的主要贡献仅在礼制上，即“生平文字，议礼居优”；3.牛弘倡言献书，有功于艺文。张溥的态度是贬词多，褒赞少；其贬词，主要在牛弘虚与委蛇的行政作风上，在古代，这是一个很有否定力度的判词；另外，“生平文字，议礼居优”也包含着一定的否定含义，言下之意，牛弘议礼之外的文字价值不大。张溥还举了汉代叔孙通这个善于迎逢人主、从而博得高位的例子，说牛弘就是叔孙通一类的人，又举牛弘同时代的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何妥（字栖凤）来反衬，贬讽的态度十分明显。显然，两种评价反差很大。为什么会如此？对此，我们先分析这两种评价的前提，然后再就事论事讨论。
唐初诸史在评价南北朝人物时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对于关陇集团人物的普遍维护。因为修史诸人，包括下令修史的唐太宗，大多是关陇集团的嫡传，尤其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将北周政权看作是唐政权的正统源头，就是一个典型；因此，对于那些历仕二主甚至三主的关陇人物，唐初史臣多不置可否，而对南朝时期的类似人物则批评较多。这个倾向，应该是魏征等人评价牛弘的基本前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魏征等人就会因此而对牛弘曲意维护。而张溥生活的晚明时期则朝纲不振，阉竖横行，为此，张溥组织复社，抨击时政，崇尚气节，欲以此敦励天下，校正士风，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张溥会比唐初的魏征等人更看重个人名节，更在乎君臣伦理，更提倡直言进谏；因此，他对很少直谏的牛弘发出颇多贬词。可以说，张溥对牛弘的评价有其现实针对性。
今天来看，古代文臣对于牛弘的评价，其中值得采纳的，主要还是他们对牛弘在制度文化建设上的肯定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牛弘倡言献书，编纂书目，有功于文化传扬，“五厄”之论更是“在历史上有权威”（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之“卷首”）；损益礼制，参定刑律，改定乐律，完善国家制度，“成一代之典章”，为开皇之治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些都功在国家，前人论述已多，不赘。魏征等人与张溥意见歧异的焦点，就是对于牛弘从政作风的评价，魏征等人评价为“夷险不渝”，张溥则认为是虚与委蛇。该如何看待？以现存资料而论，似乎都略有佐证，但仍显得十分贫乏。比如关于“夷险不渝”，《隋书》本传载，牛弘在任吏部尚书时，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吏部侍郎高孝基“推心委任”，从而形成“隋之选举，于斯为盛”的局面，这说明牛弘没有随波逐流、与时推迁。还有，本传载牛弘论六十律之不可行，认为六十律之法失传久已，现行者“与理未通”，应当改正，也说明牛弘并没有完全迎合隋文帝的意旨行事。
张溥所言之虚与委蛇，主要是以何妥作为参照来说。何妥《隋书》卷七十五《儒林》有传，从传文看，何妥是一个博学的儒者，“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敢于直谏，排诋重臣苏威尤力，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文臣。不过他也因此而为朝臣所忌，他的建议能够被采纳的也就很少了。比起何妥，牛弘在直谏上显然不及，但是，退一步想，如果牛弘真像何妥那样直言敢谏，那么在隋政权的建设中，他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了。况且，牛弘一生“讷于言”，这与何妥的“有口才”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个角度看，張溥以何妥为对照评价牛弘，是太在乎君臣气节，而没有从“将以有为也”的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值得商榷；张溥本人的人生遭际也恰恰印证了他这种思考所带来的遗憾。
不过，炀帝时期的牛弘虽然受到恩遇，却不见有上奏、进谏和谋划，这难脱责难。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方面与炀帝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牛弘的职位有关，因为炀帝时牛弘担任的只是位处尊荣的右光禄大夫等职，而且此时他可能也趋于圆滑、世故，所以，包括对炀帝下江南这样的奢侈之举也不见有任何谏阻，反而是从幸江都以至病故于江都，对此，张溥的责难是合理的。
张溥还有一个评语，说牛弘“学疏量宽”，这应该是猜测得出的结论，因为从现存资料看，说牛弘的学问粗疏，似乎依据不多，即使像何妥这样被列入儒林传的人物，要说他与牛弘学问谁更精博，也非易事；何妥擅长经学、乐律，牛弘擅长史学、礼学、刑律。张溥评牛弘“生平文字，议礼居优”，虽语含贬义，但也指出了基本事实。说牛弘“量宽”，显然是从魏征等人“怀旷远之度”的评语脱胎而来，不过张溥显然隐含贬义。我们以为，牛弘的“量宽”似不应该作为贬讽的依据，尽管现在我们很难找到牛弘“量宽”的具体事例，可从他恩遇三十年，而不见与君主、宰辅、同僚之间有何抵牾的记载推断，当应属事实。而且，同是参与帷幄三十年的老臣苏威，位居宰辅，“好同恶异”，牛弘作为下属、合作者，能配合工作，一起删定刑律、礼制，促成了开皇之治，这说明牛弘这样的行政作风在当时是需要的；史臣批评苏威“疾风劲草，未见其人”，即对其人臣气节给予了否定，而这与对牛弘的评价是判然区别的，这也说明牛弘的“量宽”不是简单的依违，而是符合当时的行政需要，至少在隋文帝时期是如此。
总之，我们以为，牛弘是关陇集团的骨干分子，是一位勤谨的重臣，其为政基本符合刚柔相济的道理，也基本适合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当时的时代需要；他在隋朝的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开皇之治的形成，乃至文化统一和走向盛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书法专业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