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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通辽分校，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 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共性：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思想活跃，关注政治；个性鲜明、语言犀利。这一共性的形成源自留日作家群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认识：贫困的家庭背景造就了独立、自尊、敏感的性格；民族歧视强化了除旧布新的决心；部分留日同胞的辱国行为增强了其民族自省意识。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唤醒了民众并重塑民族自信心。从这一点来说，留日作家群对中国的贡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更应提升到思想意识层面来评价。
关键词： 中国现代 留日作家群 创作共性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名家名作云集。诸多现代作家在这一阶段创作出各具特色的名篇佳作。总的来说，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留学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创作风格虽因人而异，但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他們有着或深或浅的相似之处。其中，相同的留学地点与经历是构成不同风格的作家创作具有某种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笔者以留日作家为例，探讨了留学地点对作家创作共性的影响。
一、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共性
当时中国正值民族危机之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促使诸多爱国志士积极寻求救国之路，其中远渡重洋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亦是可寻之策。这一时期的中国掀起了留学浪潮，留学地点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美和前苏联三地。以日本为例：现代文学史上有留日经历的作家共57人，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陈独秀、夏衍、冯乃超、胡风、欧阳予倩、张资平、郑伯奇、成仿吾、穆木天、周扬、刘呐鸥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留日作家凭借数量丰厚的作品和斐然的成绩，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郭沫若据此评价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①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作家群的作家虽然人数众多，性格迥异，创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却存在一定的共性。
（一）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使命感。
无论归属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哪一流派，大部分留日作家都具有一个较鲜明的共性：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五四文学的领军人物魯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批判政府与国民劣根性，并为民众的觉醒奋斗一生。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留日期间正值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并起草号召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奋战到底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回国后和陈独秀一同从事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以“狂飙突进”式的作品全力表达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挞伐，以及对新生活的企盼。田汉在1928年秋组建以艺术上的革命运动为宗旨的南国社，并创作了一系列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夏衍在五四运动中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次年赴日本留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用作品表达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欧阳予倩归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旧道德的伪善、宣扬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作品。他在上海沦陷后编演的剧本《桃花扇》借古喻今，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思想。冯乃超在日本教会学校留学期间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接受富国强兵思想并从事文学创作。张资平的早期作品批判了封建礼教与金钱对人性的束缚，描写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成仿吾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战期间，他克服各种困难组建了“马背大学”和“火线大学”。时任华北联大英籍教授的林迈克评价说：“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这些留日作家凭借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影响和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
（二）思想活跃，关注政治。
在留日作家群中，相当一部分作家思想活跃，并热衷于政治活动，其中更有一部分作家信仰或倾向支持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作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过重要贡献。陈独秀早年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安徽俗话报》、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用以宣传革命思想。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郭沫若1926年参加北伐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统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冯乃超在留日期间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并接受前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1928年入党并于两年后加入“左联”，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革命形势恶化后改名留在上海从事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工作，是毛泽东所称道的白区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田汉参与发起和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当选为“左翼戏剧家联盟”执行委员并主持左翼剧联工作，其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郑伯奇曾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欧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与“左联”活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并担任一系列政治职务。他曾参加长征，是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鲁迅作为“左联”创建者之一，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胡风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回国后加入“左联”并任职，曾先后担任一系列职务。“颓废文人”郁达夫在南洋生活时在主编的《星报》副刊上发表许多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他所开办的赵豫记酒厂成为当地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作家们对政治的热衷也促使其作品充满了批判性与战斗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个性鲜明，语言犀利。
留日作家的创作共性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敢于揭露民族的伤疤，表现社会的腐朽黑暗和底层劳动者的苦难生活；鼓励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号召国民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救世济民的伟大情操铸就了他们作品中深厚的民族精神。 留日作家思想活跃甚至激进，因此个性极为鲜明。他们在陈述观点时与留学欧美的现代作家相比，語言更尖刻、犀利和攻击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鲁迅。他的杂文语言“像匕首、像投枪”，毫不隐忍和修饰地揭露和批判国家和民族的顽疾。如在《灯下漫笔》中，他谈到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当‘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个奴隶，到现在还如此，……”②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更见尖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③鲁迅的激进个性不仅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揭露上，对政见、学术观点、处世态度等意见不同的人士也直面争斗。他曾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高长虹、施蛰存、张资平等多位知名人士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胡风作为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同样个性独立、敢于坚持。三十年代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四十年“主观”问题的论争都和他有关。被鲁迅评为“太聪明、太大胆”的郭沫若，个性偏激、易冲动，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上表现的夸张、张扬尤其体现这一特征，他甚至以“天狗”自喻，要求自我的确立与个性的发展。文艺批评家成仿吾的文艺批评语言大胆、直露，不留情面，在文坛素有“黑旋风”之称。他曾于1922年在《学者的态度》、《雅典主义》和《戏剧与手势戏》三文中批评了胡适、佩韦和张东荪在翻译上的错误，被称为“三板斧”。1923年《文艺旬刊》便影射成仿吾为“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
二、留日作家群创作共性之成因
留日作家群在思想和创作上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的成因并非偶然，留日作家相似的家庭背景、成长历程和留日期间的生活经历是这一创作群体创作存在共性的主要原因。
（一）贫困的出身造就了独立、自尊、敏感的性格。
与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学子相比，留学生能够出洋留学固然显得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但是留日学生的家境与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就差得很多。除了个别作家如欧阳予倩、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出身比较富裕外，大多数作家出身寒门，即便出自乡绅家庭也属家道中落。鲁迅虽生于官宦家庭，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家境败落。留学七年中，鲁迅只有单、棉、夹三套衣服及一套外衣，棉被一褥一盖。郁达夫幼年丧父，祖孙六口全靠寡母陆氏缝补洗衣勤俭度日，他本人曾因交不起学费而晚半年入读杭府中学。夏衍出生于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三岁丧父，家贫到靠典质度日；田汉出身于贫农家庭；张资平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破落世家……贫困的家境使他们的基础教育相对较弱，特别是英语水平远远达不到欧美等国对留学生严格要求的学习基础和录取标准。1908年美国用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部分的款项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1911年，中方赴美留学生共计三批180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国内教会学校。留英学生的学费也是来自“庚子赔款”。庚款留英的应考者必须是大专以上毕业生，留学考试除中文外全部用英文答卷。因此，很多学子迫于学业基础与经济的压力，被迫放弃留学欧美的梦想。
与留学欧美相比，留日的条件要宽松得多：费用低、选拔标准宽松、对学生成分和来源没有统一要求等。因此，留日成为许多既想学习西洋文明，文化基础和经济收入又欠缺的人士的圆梦之地。许多留学生甚至不会说日语便踏上留学之路。
贫困生活造成的学业基础薄弱，使留日作家被迫放弃到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文化的梦想，也使他们对严峻的生活现实有了深切而清醒的认识，同时对他们独立、自尊、敏感、自卑等性格特征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是促成其日后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深刻、反叛、充满战斗性特点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民族歧视强化了除旧布新的决心。
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作家群虽然通过留日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这种选择是为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更包含着屈辱。这主要源自日本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对中国的侵略。教育家荒川五郎于1922年3月9日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就曾表示：“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对留日学生）亦持冷骂冷笑态度……”郁达夫以亲身经历说明：“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④贫困的物质生活、国格与人格双重受辱，使留日学生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正如郭沫若在写给宗白华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⑤
留日作家群遭受的民族歧视，使他们陷入边缘化和受排挤的困境。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留日学生有的萌发出民族自卑情结，但更多人被激发出强烈的励精图治的民族使命感。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领袖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发展与强化。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创办的以招收中国革命人士，培养革命干部的法政学校，更影响和造就一批立志励精图治、变革中国的革命进步青年。这些留学生怀着坚定的意志和爱国热情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迫切希望以文字为号角，唤醒任人欺辱的祖国和同胞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民族意识，共同保卫、建设和富强灾难深重的祖国。
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的日本在羽翼尚未完全丰满就参与对中国的疯狂打击与掠夺，打击之强烈，手段之残忍，让有志之士对昔日的小弟产生强烈仇视，同时也对本民族国民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恨。国恨家仇使他们产生极度期望变革现状的强国渴望。荒川五郎在演说中说：“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的确，留日作家的反日情结更多的是对日本民族侵略和民族歧视的仇恨。
（三）留日同胞的辱国行为加强了民族自省。
留日学生群中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求学报国为目的的，但也存在着不同目的的留学者。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当时留日华人的基本构成作如下分析：“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近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曾见报端，惡声时来耳里。”⑥ 清朝末期留学日本的学生中，相当多的学生忘記了国恨家仇与民族重任，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泥淖中，“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⑦这些留学生不仅在思想上不懂民族要义，在生活琐事上也素质低下，狎妓赌博、肮脏无礼、不学无术、恣意妄为。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假借日本警官之口，训斥了因聚赌被抓的胡庄之流：“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个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日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我真佩服你们贵国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么也知道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的，将来好回去整理的么？怎么还这般的和没事人一样哩。”⑧留日作家中的进步人士既对这些为中华民族蒙羞的留学生羞辱和愤怒，又认识到：从思想和精神上根治国民劣根性的毒瘤才是救国的关键。有些人甚至为此改变自己的留学初期所选择的专业：张资平放弃学地质，鲁迅、郭沫若放弃学医，郁达夫放弃学经济，成仿吾放弃學兵工，郑伯奇放弃学心理学……他们审视和反思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并通过作品深入思考和探讨民族存亡的出路。正如鲁迅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⑨
留日作家群坎坷的留日经历唤起了他们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热情，作品中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革命性，这种创作共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当时的时代，正因为留日作家群“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创作，才真正唤醒了被封建礼教压制下麻木的民众的思想，并重塑了民族自信心。从这一点来说，留日作家群对中国的贡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更应提升到思想意识层面上评价。
注释：
①郭沫若.沫若文集·（中）第10卷.桌子的跳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
②③鲁迅.灯下漫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75，174.
④郁达夫.沉沦[A].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48.
⑤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J].少年中国，1920.3（1）.
⑥⑧不肖生.留东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8：1.
⑦陈天华.绝命书[A].[日]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⑨鲁迅.呐喊（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江胜清.中国现代两大留学作家群及其文化性格[J].新闻爱好者，2008.12.
摘 要： 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共性：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思想活跃，关注政治；个性鲜明、语言犀利。这一共性的形成源自留日作家群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认识：贫困的家庭背景造就了独立、自尊、敏感的性格；民族歧视强化了除旧布新的决心；部分留日同胞的辱国行为增强了其民族自省意识。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唤醒了民众并重塑民族自信心。从这一点来说，留日作家群对中国的贡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更应提升到思想意识层面来评价。
关键词： 中国现代 留日作家群 创作共性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名家名作云集。诸多现代作家在这一阶段创作出各具特色的名篇佳作。总的来说，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留学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创作风格虽因人而异，但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他們有着或深或浅的相似之处。其中，相同的留学地点与经历是构成不同风格的作家创作具有某种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笔者以留日作家为例，探讨了留学地点对作家创作共性的影响。
一、留日作家群的创作共性
当时中国正值民族危机之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促使诸多爱国志士积极寻求救国之路，其中远渡重洋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亦是可寻之策。这一时期的中国掀起了留学浪潮，留学地点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美和前苏联三地。以日本为例：现代文学史上有留日经历的作家共57人，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陈独秀、夏衍、冯乃超、胡风、欧阳予倩、张资平、郑伯奇、成仿吾、穆木天、周扬、刘呐鸥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留日作家凭借数量丰厚的作品和斐然的成绩，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郭沫若据此评价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①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作家群的作家虽然人数众多，性格迥异，创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却存在一定的共性。
（一）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使命感。
无论归属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哪一流派，大部分留日作家都具有一个较鲜明的共性：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五四文学的领军人物魯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无畏精神批判政府与国民劣根性，并为民众的觉醒奋斗一生。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留日期间正值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并起草号召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奋战到底的《警告全国父老书》。回国后和陈独秀一同从事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以“狂飙突进”式的作品全力表达对旧制度、旧秩序的挞伐，以及对新生活的企盼。田汉在1928年秋组建以艺术上的革命运动为宗旨的南国社，并创作了一系列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夏衍在五四运动中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次年赴日本留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用作品表达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考。欧阳予倩归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旧道德的伪善、宣扬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作品。他在上海沦陷后编演的剧本《桃花扇》借古喻今，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思想。冯乃超在日本教会学校留学期间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接受富国强兵思想并从事文学创作。张资平的早期作品批判了封建礼教与金钱对人性的束缚，描写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成仿吾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战期间，他克服各种困难组建了“马背大学”和“火线大学”。时任华北联大英籍教授的林迈克评价说：“在敌人后方的解放区，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这些留日作家凭借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影响和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
（二）思想活跃，关注政治。
在留日作家群中，相当一部分作家思想活跃，并热衷于政治活动，其中更有一部分作家信仰或倾向支持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作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过重要贡献。陈独秀早年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安徽俗话报》、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用以宣传革命思想。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郭沫若1926年参加北伐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统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冯乃超在留日期间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并接受前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1928年入党并于两年后加入“左联”，担任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革命形势恶化后改名留在上海从事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工作，是毛泽东所称道的白区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田汉参与发起和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当选为“左翼戏剧家联盟”执行委员并主持左翼剧联工作，其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郑伯奇曾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欧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与“左联”活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并担任一系列政治职务。他曾参加长征，是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鲁迅作为“左联”创建者之一，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胡风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回国后加入“左联”并任职，曾先后担任一系列职务。“颓废文人”郁达夫在南洋生活时在主编的《星报》副刊上发表许多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他所开办的赵豫记酒厂成为当地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作家们对政治的热衷也促使其作品充满了批判性与战斗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个性鲜明，语言犀利。
留日作家的创作共性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敢于揭露民族的伤疤，表现社会的腐朽黑暗和底层劳动者的苦难生活；鼓励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号召国民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救世济民的伟大情操铸就了他们作品中深厚的民族精神。 留日作家思想活跃甚至激进，因此个性极为鲜明。他们在陈述观点时与留学欧美的现代作家相比，語言更尖刻、犀利和攻击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鲁迅。他的杂文语言“像匕首、像投枪”，毫不隐忍和修饰地揭露和批判国家和民族的顽疾。如在《灯下漫笔》中，他谈到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当‘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个奴隶，到现在还如此，……”②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更见尖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③鲁迅的激进个性不仅表现在对民族问题的揭露上，对政见、学术观点、处世态度等意见不同的人士也直面争斗。他曾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高长虹、施蛰存、张资平等多位知名人士展开过激烈的论战。胡风作为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同样个性独立、敢于坚持。三十年代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四十年“主观”问题的论争都和他有关。被鲁迅评为“太聪明、太大胆”的郭沫若，个性偏激、易冲动，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上表现的夸张、张扬尤其体现这一特征，他甚至以“天狗”自喻，要求自我的确立与个性的发展。文艺批评家成仿吾的文艺批评语言大胆、直露，不留情面，在文坛素有“黑旋风”之称。他曾于1922年在《学者的态度》、《雅典主义》和《戏剧与手势戏》三文中批评了胡适、佩韦和张东荪在翻译上的错误，被称为“三板斧”。1923年《文艺旬刊》便影射成仿吾为“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
二、留日作家群创作共性之成因
留日作家群在思想和创作上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的成因并非偶然，留日作家相似的家庭背景、成长历程和留日期间的生活经历是这一创作群体创作存在共性的主要原因。
（一）贫困的出身造就了独立、自尊、敏感的性格。
与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学子相比，留学生能够出洋留学固然显得经济实力较为雄厚，但是留日学生的家境与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就差得很多。除了个别作家如欧阳予倩、郭沫若、冯乃超等人出身比较富裕外，大多数作家出身寒门，即便出自乡绅家庭也属家道中落。鲁迅虽生于官宦家庭，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家境败落。留学七年中，鲁迅只有单、棉、夹三套衣服及一套外衣，棉被一褥一盖。郁达夫幼年丧父，祖孙六口全靠寡母陆氏缝补洗衣勤俭度日，他本人曾因交不起学费而晚半年入读杭府中学。夏衍出生于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三岁丧父，家贫到靠典质度日；田汉出身于贫农家庭；张资平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破落世家……贫困的家境使他们的基础教育相对较弱，特别是英语水平远远达不到欧美等国对留学生严格要求的学习基础和录取标准。1908年美国用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部分的款项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1911年，中方赴美留学生共计三批180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国内教会学校。留英学生的学费也是来自“庚子赔款”。庚款留英的应考者必须是大专以上毕业生，留学考试除中文外全部用英文答卷。因此，很多学子迫于学业基础与经济的压力，被迫放弃留学欧美的梦想。
与留学欧美相比，留日的条件要宽松得多：费用低、选拔标准宽松、对学生成分和来源没有统一要求等。因此，留日成为许多既想学习西洋文明，文化基础和经济收入又欠缺的人士的圆梦之地。许多留学生甚至不会说日语便踏上留学之路。
贫困生活造成的学业基础薄弱，使留日作家被迫放弃到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文化的梦想，也使他们对严峻的生活现实有了深切而清醒的认识，同时对他们独立、自尊、敏感、自卑等性格特征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矛盾复杂的性格是促成其日后文学创作所具有的深刻、反叛、充满战斗性特点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民族歧视强化了除旧布新的决心。
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作家群虽然通过留日间接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这种选择是为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更包含着屈辱。这主要源自日本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对中国的侵略。教育家荒川五郎于1922年3月9日在众议院就《关于退还庚子赔款之建议》发表演说时就曾表示：“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对留日学生）亦持冷骂冷笑态度……”郁达夫以亲身经历说明：“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④贫困的物质生活、国格与人格双重受辱，使留日学生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正如郭沫若在写给宗白华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⑤
留日作家群遭受的民族歧视，使他们陷入边缘化和受排挤的困境。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留日学生有的萌发出民族自卑情结，但更多人被激发出强烈的励精图治的民族使命感。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领袖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发展与强化。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创办的以招收中国革命人士，培养革命干部的法政学校，更影响和造就一批立志励精图治、变革中国的革命进步青年。这些留学生怀着坚定的意志和爱国热情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迫切希望以文字为号角，唤醒任人欺辱的祖国和同胞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民族意识，共同保卫、建设和富强灾难深重的祖国。
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的日本在羽翼尚未完全丰满就参与对中国的疯狂打击与掠夺，打击之强烈，手段之残忍，让有志之士对昔日的小弟产生强烈仇视，同时也对本民族国民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恨。国恨家仇使他们产生极度期望变革现状的强国渴望。荒川五郎在演说中说：“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是以彼等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是亦不得已者也。”的确，留日作家的反日情结更多的是对日本民族侵略和民族歧视的仇恨。
（三）留日同胞的辱国行为加强了民族自省。
留日学生群中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求学报国为目的的，但也存在着不同目的的留学者。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当时留日华人的基本构成作如下分析：“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近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曾见报端，惡声时来耳里。”⑥ 清朝末期留学日本的学生中，相当多的学生忘記了国恨家仇与民族重任，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泥淖中，“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⑦这些留学生不仅在思想上不懂民族要义，在生活琐事上也素质低下，狎妓赌博、肮脏无礼、不学无术、恣意妄为。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假借日本警官之口，训斥了因聚赌被抓的胡庄之流：“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个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日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我真佩服你们贵国人的性情，柔和得好。你么也知道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送你们来求学的，将来好回去整理的么？怎么还这般的和没事人一样哩。”⑧留日作家中的进步人士既对这些为中华民族蒙羞的留学生羞辱和愤怒，又认识到：从思想和精神上根治国民劣根性的毒瘤才是救国的关键。有些人甚至为此改变自己的留学初期所选择的专业：张资平放弃学地质，鲁迅、郭沫若放弃学医，郁达夫放弃学经济，成仿吾放弃學兵工，郑伯奇放弃学心理学……他们审视和反思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并通过作品深入思考和探讨民族存亡的出路。正如鲁迅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就想提倡文化运动了。”⑨
留日作家群坎坷的留日经历唤起了他们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热情，作品中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革命性，这种创作共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当时的时代，正因为留日作家群“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创作，才真正唤醒了被封建礼教压制下麻木的民众的思想，并重塑了民族自信心。从这一点来说，留日作家群对中国的贡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更应提升到思想意识层面上评价。
注释：
①郭沫若.沫若文集·（中）第10卷.桌子的跳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3.
②③鲁迅.灯下漫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75，174.
④郁达夫.沉沦[A].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48.
⑤郭沫若.写给宗白华的信[J].少年中国，1920.3（1）.
⑥⑧不肖生.留东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8：1.
⑦陈天华.绝命书[A].[日]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⑨鲁迅.呐喊（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江胜清.中国现代两大留学作家群及其文化性格[J].新闻爱好者，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