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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农民工问题为切入点，关注弱势群体，致力社会健康发展的团体，他们以“团结协作，助人自助”为理念，与农民工共同面对城市化与全球化挑战。
李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其前身为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创始人，他用“解放人性”描述社会工作，他心里怀着什么样的公益蓝图？他与“协作者”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会与公益》带你走进真实的李涛。
农民工“协作者”
2011年12月31日，“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在微博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终于没有能够在2011年最后一刻赶回家，而此时，我的同事们还在办公室中筹备年会。2011年最后一天，‘协作者’发布了‘农民工幸福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占78.2%；情感、事业位居二、三位。”关注农民工问题，是李涛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为困难群众搭建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李涛说“协作者”只是推动者、辅助者、协助者。“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是“协作者”的核心理念。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协作者”协助他们做，一方面“协作者”要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当农民工已经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己的能力，他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工友。
作为一个NGO——“协作者”在短暂的成长历史中，忘我地抗击了非典，尽心地深入农民工聚集地开展探访，在简陋的条件下如期开展了农民工能力建设工作，将歌声带到工地，将鼓励送给受伤的姐妹……他们透过实在的项目服务，实现帮助农民工维权赋权的目标，通过教育推广，提升农民工能力的同时，影响政策的变革与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农民工不仅肩负改变自己及家族命运的使命，而且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变革。比如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社会文化变革、消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而这样一个被称为“弱势的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与可怜，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
为此，李涛常常认为，权益问题很重要，而关乎权益背后，社会制度之命脉，外来工自身在城乡变异中的文化失落、灵魂无处寄放之落魄，却是人生幸福感的终极因素，这种无处停留的文化感觉是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个体农民被工人化之后，骨脉深处的失落，是最隐秘也最容易不被重视的心理变异。它无法依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解决，只有来自社会文化的再整和、群体文化的再塑造、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宽容才能完成。这也是他期望“协作者”必须超越制度万能视角，时刻保持的一种警醒。在倡导政策改革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关注社会政策背后社会城乡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的培育？否则，赋权的结果，是否会是一批具有城市化公民意识却无处停留的新的城市主义的奴隶的诞生？
前不久，李涛应邀去加拿大，看到大量到加拿大探望子女返程的中国老人。流动，正在成为全球化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不仅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城乡流动、从北京到上海的城际流动，还包括从中国到加拿大的国际流动。从这个角度看，服务农民工不仅对突破传统静态的社会管理服务模式有重大意义，也是每个人的自我救赎。
李涛始终记得，20多年前，一个小男孩从北方来到南京，他没有朋友，听不懂当地的话，那个春节下了很大的雪，他一个人站在江南的雪地上，无助而孤独。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青年走到小男孩的身边，用普通话与小男孩交流，鼓励小男孩和他一起打雪仗……那个小男孩还记得分手的时候，小伙子微笑着伸出手来与他握手，那是小男孩成人前的第一次握手。那个冰冷的下午从此变得温暖，支撑他走到今天。1998年，他作为《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应邀做河北张北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一做就是三年。李涛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大的收获者，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使他对中国基层乡村有了独特的认识，不仅摸索了很多专业发展方法，而且还对参与性发展理念有深深的感悟，使他坚信，只要能够秉承以人为本的参与性发展理念，以学习者和建设者的角色扎扎实实去行动，就不会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而孤独无力，也不会在未知的事物面前束手无策。
9年创新本土发展模式
2003年3月31日，“协作者”正式成立。“通过专业服务消除因为地域、职业、性别等差异造成的排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的行走在大地上”——李涛这样描述“协作者”的愿景。很多人认为“协作者”只是一个为农民工服务的机构，其实，“协作者”虽然是从农民工的问题来切入，但农民工的问题不只是农民工自己的问题，它是整个中国城市化发展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而城市化又是未来中国最具挑战性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健康的发展。
因为未来的中国会进入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不光农民在流动，城里人、大学生也会流动，在流动的社会状态之下，就需要通过组织、服务、技术和制度去有效地跟进保障。农民工是城市化中流动最早的群体，当这个最早和最庞大的群体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其他的流动群体也很难得到根本保障。所以李涛认为，对于农民工的问题，有必要来团结和凝聚不同的力量参与进来。这不是农民工自己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需要社会不同层面的人来参与进来，共同面对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由此，“协作者”制定了团结协作的理念。
之后李涛将工作重点放在探索服务与倡导的结合上，在服务的过程中进行行动研究，鼓励服务人群参与进来一起做。“协作者”倡导的理念是：通过具体的倡导行动，推动传统的社会观念与行为发生改变。
2005年，随着“协作者”团队的日益壮大，“协作者”开始回归到团队能力建设上来，开始一系列的志愿者培训和专业建设。到了2006年，“协作者”又创造了新的公众教育模式，以民众戏剧与图片的方式推动城乡人群相互交流与理解。2006年，“协作者”开始制定第二个战略规划，2007年开始启动，希望找到志愿者培育与组织推广相结合的一种民间组织发展模式。
学习社会工作的人都知道“人在情境中”，当案主的环境系统不能发生变化的话，这个人无论如何改变，都是没有用的。因此，李涛认为要有效地做推广，不光要有策略，还要有专业。
专业对“协作者”来讲到底指的是什么？李涛说：“首先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一种专业的精神，其次才是具体的专业技术。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再细微的小活动，我们都要不断尝试，从中找到有效的方法，并且不断地去改进完善。”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长三角和政府合作创建了南京“协作者”，后来在珠三角与企业合作建立珠海“协作者”，三个在同一个理念与组织模式下建立的机构，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治理属性、区域特点。“协作者”成功实现了自我复制。
2010年，“协作者”的第二个战略目标也一一实现。在此基础上，“协作者”于当年6月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开始在保持实务创新的基础上，向支持性社会组织转型。所谓支持性社会组织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探索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可以通过推广给社会解决同类问题带来启发、借鉴；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支持带动其他的社会组织或者做这样事情的人。
“协作者”刚刚完成注册就以协办单位的角色，投入到协助北京市政府购买公益服务暨资源配置大会筹备工作中，并在当年实现了政府采购。2011年，“协作者”继续协助政府深化采购服务，当年6月，“协作者”组织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管理专题培训”活动，李涛为各区县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干部，以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项目负责人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设计与开发的专题培训。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一次全新尝试，是政府在职能转变、创新机制上迈出的可喜一步。在我国，政府通过民间组织开展公共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合作目前还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民间慈善组织自行募集善款开展公益救助，或者用募集的善款与政府部门合作，对慈善项目进行管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是一种‘双赢’。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的健全完善，既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慈善意识，弘扬志愿精神，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既是新生事物，当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就包括：社会组织资源需求过大，与社会组织特点不符等诸多压力。
对此，李涛觉得，社会组织与政府对接首先双方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二是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三是社会组织要协助政府创新社会服务。李涛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在未来3~5年的重点是培育公益市场，探索购买服务运作体系，培育有能力的社会组织，促进公益市场形成。因为随着行业、技术与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化，传统的政府管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需要，政府不得不将相关职能逐渐转移给社会。而政府要将上述相关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首先必须培育社会组织，承认并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价值及其功能。这就有利于彰显一度被压抑的、沉默的社会力量，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的成长。
2011年11月，“协作者”启动了“社区照护牵手行动”，以“协作者”为服务平台，组建志愿者团队，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参与式社区孤寡老人照顾服务和社区流动儿童专业服务，探索出社工引领社工、服务对象共同参与的社区照护服务模式。
2012年3月，受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委托，“协作者”主办的参与式民办社会工作事务所能力建设工作坊在东城区市民中心活动大厅举办，开展了包括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设计与开发、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志愿者管理等内容的专题培训，通过专业讲座、互动游戏、讨论分享等培训手法，有效地调动了学员们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北京协作者的专业支持性功能。通过系列专业服务活动推动我市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助力社会管理服务创新。
NGO不可承受之轻
提到中国的NGO,李涛认为真正的NGO必定是社区里有需要的人自发的组织起来、广泛参与进来的一种组织形态，而非简单的模仿东方或西方的治理模式。所以，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话题，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回归到前面提到的：去实践，去行动，去做！而不是没完没了地争论。
在当时的单位体系下，李涛认为很多东西是推不动的。因为当推到一定的程度时，它慢慢会丧失掉NGO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它的自主性，它的以社区需求为本、为导向，这些在体制内框架下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属性。
谈到在NGO里工作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李涛用了一个比喻：“脆弱的巨人”。这些人顶着重重压力，负重前行而不停歇。就像擎着巨石的大力士，然而这个大力士又是极其脆弱的，很可能因为再加上一根稻草，就压垮了。这根稻草，很多人会以为是来自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或者社会认同的压力，事实上，对于这三者，大家大都习以为常了。“真正形成致命压力的稻草往往来自我们身边最熟悉甚至最亲爱的人，她可能是你为之付出的救助对象，可能是你的挚友、父母、爱人、孩子……是我们认为彼此最应该理解与支持的人，也因此，针对来自他们的误解、排斥、伤害……使我们毫无抵抗力。爱与被爱之间，这根稻草成为NGO工作者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未来NGO的前景，李涛觉得是有条件的发展空间。这些“条件”是中性的，会推进也会制约。大体有三：一是政策环境；二是部门利益，更确切的说是相关部门能否突破各自部门利益局限，回归到社会利益角度，愿意培育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部门以什么为利益选择标准”，从而决定其是否让渡资源；三是公众认知。
李涛和他的“协作者”让我们坚信社会工作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趋势，然而趋势只是蓝图，而真正的道路却是曲折艰辛的，尤其是少有人走过的道路。同样是行走，走在前面的人不仅需要用脚，还要用手，甚至连滚带爬，他们披荆斩棘，开辟前方的荒芜，辨识正确的方向，摸索前行，使其成为道路，后来者才能轻松的前行。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其前身为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创始人，他用“解放人性”描述社会工作，他心里怀着什么样的公益蓝图？他与“协作者”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社会与公益》带你走进真实的李涛。
农民工“协作者”
2011年12月31日，“协作者”创始人李涛在微博中写下这样的话，“我终于没有能够在2011年最后一刻赶回家，而此时，我的同事们还在办公室中筹备年会。2011年最后一天，‘协作者’发布了‘农民工幸福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占78.2%；情感、事业位居二、三位。”关注农民工问题，是李涛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为困难群众搭建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李涛说“协作者”只是推动者、辅助者、协助者。“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是“协作者”的核心理念。困难群众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协作者”协助他们做，一方面“协作者”要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当农民工已经把这种能力转化成自己的能力，他还可以帮助身边的工友。
作为一个NGO——“协作者”在短暂的成长历史中，忘我地抗击了非典，尽心地深入农民工聚集地开展探访，在简陋的条件下如期开展了农民工能力建设工作，将歌声带到工地，将鼓励送给受伤的姐妹……他们透过实在的项目服务，实现帮助农民工维权赋权的目标，通过教育推广，提升农民工能力的同时，影响政策的变革与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农民工不仅肩负改变自己及家族命运的使命，而且推动着一个国家的变革。比如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社会文化变革、消除城乡差别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新。而这样一个被称为“弱势的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与可怜，而是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
为此，李涛常常认为，权益问题很重要，而关乎权益背后，社会制度之命脉，外来工自身在城乡变异中的文化失落、灵魂无处寄放之落魄，却是人生幸福感的终极因素，这种无处停留的文化感觉是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个体农民被工人化之后，骨脉深处的失落，是最隐秘也最容易不被重视的心理变异。它无法依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解决，只有来自社会文化的再整和、群体文化的再塑造、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宽容才能完成。这也是他期望“协作者”必须超越制度万能视角，时刻保持的一种警醒。在倡导政策改革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关注社会政策背后社会城乡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的培育？否则，赋权的结果，是否会是一批具有城市化公民意识却无处停留的新的城市主义的奴隶的诞生？
前不久，李涛应邀去加拿大，看到大量到加拿大探望子女返程的中国老人。流动，正在成为全球化下，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不仅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城乡流动、从北京到上海的城际流动，还包括从中国到加拿大的国际流动。从这个角度看，服务农民工不仅对突破传统静态的社会管理服务模式有重大意义，也是每个人的自我救赎。
李涛始终记得，20多年前，一个小男孩从北方来到南京，他没有朋友，听不懂当地的话，那个春节下了很大的雪，他一个人站在江南的雪地上，无助而孤独。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青年走到小男孩的身边，用普通话与小男孩交流，鼓励小男孩和他一起打雪仗……那个小男孩还记得分手的时候，小伙子微笑着伸出手来与他握手，那是小男孩成人前的第一次握手。那个冰冷的下午从此变得温暖，支撑他走到今天。1998年，他作为《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应邀做河北张北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一做就是三年。李涛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大的收获者，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使他对中国基层乡村有了独特的认识，不仅摸索了很多专业发展方法，而且还对参与性发展理念有深深的感悟，使他坚信，只要能够秉承以人为本的参与性发展理念，以学习者和建设者的角色扎扎实实去行动，就不会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而孤独无力，也不会在未知的事物面前束手无策。
9年创新本土发展模式
2003年3月31日，“协作者”正式成立。“通过专业服务消除因为地域、职业、性别等差异造成的排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劳动者的尊严和梦想，自由的行走在大地上”——李涛这样描述“协作者”的愿景。很多人认为“协作者”只是一个为农民工服务的机构，其实，“协作者”虽然是从农民工的问题来切入，但农民工的问题不只是农民工自己的问题，它是整个中国城市化发展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而城市化又是未来中国最具挑战性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健康的发展。
因为未来的中国会进入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不光农民在流动，城里人、大学生也会流动，在流动的社会状态之下，就需要通过组织、服务、技术和制度去有效地跟进保障。农民工是城市化中流动最早的群体，当这个最早和最庞大的群体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其他的流动群体也很难得到根本保障。所以李涛认为，对于农民工的问题，有必要来团结和凝聚不同的力量参与进来。这不是农民工自己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需要社会不同层面的人来参与进来，共同面对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由此，“协作者”制定了团结协作的理念。
之后李涛将工作重点放在探索服务与倡导的结合上，在服务的过程中进行行动研究，鼓励服务人群参与进来一起做。“协作者”倡导的理念是：通过具体的倡导行动，推动传统的社会观念与行为发生改变。
2005年，随着“协作者”团队的日益壮大，“协作者”开始回归到团队能力建设上来，开始一系列的志愿者培训和专业建设。到了2006年，“协作者”又创造了新的公众教育模式，以民众戏剧与图片的方式推动城乡人群相互交流与理解。2006年，“协作者”开始制定第二个战略规划，2007年开始启动，希望找到志愿者培育与组织推广相结合的一种民间组织发展模式。
学习社会工作的人都知道“人在情境中”，当案主的环境系统不能发生变化的话，这个人无论如何改变，都是没有用的。因此，李涛认为要有效地做推广，不光要有策略，还要有专业。
专业对“协作者”来讲到底指的是什么？李涛说：“首先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一种专业的精神，其次才是具体的专业技术。无论我们做什么，哪怕再细微的小活动，我们都要不断尝试，从中找到有效的方法，并且不断地去改进完善。”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长三角和政府合作创建了南京“协作者”，后来在珠三角与企业合作建立珠海“协作者”，三个在同一个理念与组织模式下建立的机构，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治理属性、区域特点。“协作者”成功实现了自我复制。
2010年，“协作者”的第二个战略目标也一一实现。在此基础上，“协作者”于当年6月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开始在保持实务创新的基础上，向支持性社会组织转型。所谓支持性社会组织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探索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且可以通过推广给社会解决同类问题带来启发、借鉴；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支持带动其他的社会组织或者做这样事情的人。
“协作者”刚刚完成注册就以协办单位的角色，投入到协助北京市政府购买公益服务暨资源配置大会筹备工作中，并在当年实现了政府采购。2011年，“协作者”继续协助政府深化采购服务，当年6月，“协作者”组织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管理专题培训”活动，李涛为各区县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干部，以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项目负责人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设计与开发的专题培训。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一次全新尝试，是政府在职能转变、创新机制上迈出的可喜一步。在我国，政府通过民间组织开展公共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合作目前还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民间慈善组织自行募集善款开展公益救助，或者用募集的善款与政府部门合作，对慈善项目进行管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是一种‘双赢’。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的健全完善，既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慈善意识，弘扬志愿精神，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既是新生事物，当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就包括：社会组织资源需求过大，与社会组织特点不符等诸多压力。
对此，李涛觉得，社会组织与政府对接首先双方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二是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三是社会组织要协助政府创新社会服务。李涛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在未来3~5年的重点是培育公益市场，探索购买服务运作体系，培育有能力的社会组织，促进公益市场形成。因为随着行业、技术与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化，传统的政府管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需要，政府不得不将相关职能逐渐转移给社会。而政府要将上述相关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首先必须培育社会组织，承认并强调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价值及其功能。这就有利于彰显一度被压抑的、沉默的社会力量，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的成长。
2011年11月，“协作者”启动了“社区照护牵手行动”，以“协作者”为服务平台，组建志愿者团队，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参与式社区孤寡老人照顾服务和社区流动儿童专业服务，探索出社工引领社工、服务对象共同参与的社区照护服务模式。
2012年3月，受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委托，“协作者”主办的参与式民办社会工作事务所能力建设工作坊在东城区市民中心活动大厅举办，开展了包括政府购买社会组织项目设计与开发、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志愿者管理等内容的专题培训，通过专业讲座、互动游戏、讨论分享等培训手法，有效地调动了学员们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北京协作者的专业支持性功能。通过系列专业服务活动推动我市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助力社会管理服务创新。
NGO不可承受之轻
提到中国的NGO,李涛认为真正的NGO必定是社区里有需要的人自发的组织起来、广泛参与进来的一种组织形态，而非简单的模仿东方或西方的治理模式。所以，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话题，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回归到前面提到的：去实践，去行动，去做！而不是没完没了地争论。
在当时的单位体系下，李涛认为很多东西是推不动的。因为当推到一定的程度时，它慢慢会丧失掉NGO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它的自主性，它的以社区需求为本、为导向，这些在体制内框架下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属性。
谈到在NGO里工作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李涛用了一个比喻：“脆弱的巨人”。这些人顶着重重压力，负重前行而不停歇。就像擎着巨石的大力士，然而这个大力士又是极其脆弱的，很可能因为再加上一根稻草，就压垮了。这根稻草，很多人会以为是来自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或者社会认同的压力，事实上，对于这三者，大家大都习以为常了。“真正形成致命压力的稻草往往来自我们身边最熟悉甚至最亲爱的人，她可能是你为之付出的救助对象，可能是你的挚友、父母、爱人、孩子……是我们认为彼此最应该理解与支持的人，也因此，针对来自他们的误解、排斥、伤害……使我们毫无抵抗力。爱与被爱之间，这根稻草成为NGO工作者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未来NGO的前景，李涛觉得是有条件的发展空间。这些“条件”是中性的，会推进也会制约。大体有三：一是政策环境；二是部门利益，更确切的说是相关部门能否突破各自部门利益局限，回归到社会利益角度，愿意培育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部门以什么为利益选择标准”，从而决定其是否让渡资源；三是公众认知。
李涛和他的“协作者”让我们坚信社会工作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趋势，然而趋势只是蓝图，而真正的道路却是曲折艰辛的，尤其是少有人走过的道路。同样是行走，走在前面的人不仅需要用脚，还要用手，甚至连滚带爬，他们披荆斩棘，开辟前方的荒芜，辨识正确的方向，摸索前行，使其成为道路，后来者才能轻松的前行。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