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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利益与每个公民切身相关，公益维护有利于社会平稳、健康地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公益救济涉及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构建合理的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经济法公益保护理念的实现。
[关键词]公共利益；经济法；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92 — 02
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它着力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各个法律部门在产生之日起就和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对国家利益和私人权利的争论与保护自古以来是法学界的研究重点，直到20世纪自庞德提出的利益分类学说后，社会利益才与公共利益（相当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
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为基本价值本位，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微观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对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进行协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乃至促进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这就使得经济法处处都展现出公益维护的理念。
一、建立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经济法将公共利益作为其重点保护之法益，但由于缺乏可诉性，经济法义务常常未能执行，其权利受到侵害也缺乏保障，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公益也便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救济程序而影响到经济法实效的发挥。
（一）三大诉讼失灵
1.刑事诉讼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追诉犯罪和适用刑罚的活动，它对于公益保护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的受案范围狭窄，只有当行为违反了刑事法律，构成犯罪才予以制裁，而对严重侵害社会公益但却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却无能为力。第二，提请主体范围十分有限，除了法律中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以外，公民只能就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权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公共利益被侵害，公民不能作为公益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2.传统民事诉讼纯粹为私益诉讼，它以“个人本位”作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理念，旨在解决当事人就私人权益争议的纠纷，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与程序权利。然而与民事纠纷不同，公益纠纷则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公益救济中的原告除了主张自己的利益之外，还试图维护其他与之处于同一立场的社会群体的扩散性利益。这种权利救济模式不是以私人权益为中心，具有浓烈的公益性色彩。在公益诉讼过程中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民事诉讼的理念不能够完全包容公益救济。
3.行政诉讼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存在局限性。第一，从行政诉讼的性质上看，它所依据的行政法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侧重追究违法人的行政责任，难以兼顾对受害主体特定权益的补偿，不能达到全面维护公益之目的。第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认为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旨在解决行政争议，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现实中由于国家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公益侵害并不在少数，但却无法通过此途径得以救济。
（二）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理念具有契合性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公益救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灵的情形，无法达到全面维护公益的目的，诉讼作为社会成员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会中诉讼都以解决某种社会冲突为自身使命。换言之，当某类社会冲突大量出现，需要相应的解决手段时，一定的诉讼形式便获得了产生的根据。〔1〕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有其独特性，这是传统救济机制所无法与之相匹配的。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跳出传三大诉讼模式，在现有的体制之外构建一个能够体现经济法公益维护理念的诉讼机制势在必行。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与国家代表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和调控，相对应的是市场主体接受规制和调控的义务，这是个体对社会的义务；经济法责任是行为主体对社会的责任。因此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对经济法权利的救济便表现出强烈的公益色彩，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司法救济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2〕经济法公益诉讼作为新型诉讼模式，为我国解决经济法中的大量不可诉现象，走出社会经济利益保护途径缺失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二、如何构建新型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
（一）原告主体资格放宽
当事人适格是获得诉讼救济的重要限制。由于经济公益诉讼中当事人是基于维护公益的目的而参与诉讼，这与传统诉讼中的私益维护有较大差异，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其诉讼主体应当适当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逐渐成熟，逐渐进入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过程。〔3〕民间社会从国家权力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要求公共利益的代表不仅包括国家机关，更应将社会团体与个人纳入其中，将国家机关的强制性与社会团体的专业性和公民个人的广泛性相结合，优势互补，共同起到公益维护之目的。
例如，当诉讼涉及的利益群体较为广泛，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相较于被诉方力量悬殊，代表性有限时，或者当国家利益受损而无特定原告起诉维护时，国家机关作为传统公益代表人以其公权力适时介入来维护社会公益就成为必须。国家特设机关提起诉讼，不仅能够监督和有效遏制侵害公益的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还可以保证诉讼过程的统一公正，避免私人起诉可能产生的报复和滥诉弊端，实现诉讼的效率与效益；〔4〕而在公权力鞭长莫及的权利真空领域或公共利益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赋予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诉讼主体资格，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维护公益并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同时，为了防止滥用诉权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放宽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同时还需要设置一定的限制。相较于在诉讼前设定主体资格限制堵塞公益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限制原告部分处分权以预防其滥诉行为，防止诉讼主体范围扩大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样更加有利于公益的维护。
（二）既判力范围扩大
按照传统诉讼法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理论，判决的效力原则上仅限于诉讼的原告、被告，仅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
经济公益纠纷中当事人人数众多，并且具有潜在性和不特定性，若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坚守传统既判力理论，就会导致判决结果仅在当事人双方间具有约束力。那么在公益侵权案件中，其他当事人为了维权仍需单独提起诉讼，法院将就不同当事人因同一事件提起的诉讼而疲于奔命，这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违背了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初衷。此外，从权利腐败理论出发，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如果部分当事人出于“搭便车”的动机而放任公益侵害于不顾，当其他当事人以公益代言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后，法院的判决结果对其不利时，再以既判力主观范围进行抗辩，笔者认为，该主张在公益诉讼的制度下不应当成立。
（三）举证责任分配理论
在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实力与信息占有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能力有限或者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在诉讼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若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理论，公共利益将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经济法作为“抑强扶弱”之法，它致力于协调社会权利冲突，其实质是对社会强弱势主体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化解，通过对市场强势主体和市场弱势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将失衡的天平重新扶正，恢复利益均衡状态。〔5〕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必须构建符合经济法理念的举证责任制度。让较少有条件获得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6〕因此，经济公益诉讼中，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形下，可考虑适用举证责任部分或全部倒置原则。在审查证据时，法庭如果认定当事人双方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占有更多证据资源的当事人承担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四）法律责任形式多样化
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它可以分为补偿性和惩罚性方式。
首先，经济法以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即是对社会利益的损害，经济法违法者应遵循“损公益者自受损”的原则承担责任。其次，从公益的属性来看，公共利益是由公民的不同利益凝聚而成的，但不是私人利益的总和，经济公益诉讼除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外，更加注重的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单纯的补偿性赔偿不仅难以达到补偿每个受害人的目标，更无法实现对被侵害的社会公益的救济。最后，一些行为对公益的侵害是不可逆的，无法通过补偿性法律责任来达到权利救济的目的。因此，在经济法责任中，罚性法律责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中介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最大化，更加符合经济法公益维护之理念。
惩罚性法律责任包括了财产性和非财产性的法律责任形式。目前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过低的情况下，财产性惩罚赔偿的数额往往小于企业从经济违法行为中获取的收益，企业仍将以身试法，财产性惩罚赔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此时，便体现出了非财产性惩罚措施的优越性：通过产品召回制度将已经投入市场的不合格产品回收，防止公益侵害行为进一步扩大，尽量减少损失；通过资格减等、公布其不良信誉措施对违法的市场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企业主体资格丧失后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所造成的公益保护缺失，以重整企业为目的，使企业积极承担弥补公益的义务；另一方面，企业被处以资格减等、公布其不良信誉等责任后，企业从事市场行为将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起到教育、警示作用，从而整顿整个行业的秩序，有利于行业形象的恢复和产业的重振。
〔参 考 文 献〕
〔1〕顾培东，等.经济诉讼理念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2〕颜运秋.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J〕.北方法学.2007，（03）：97.
〔3〕李卓.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6.
〔4〕颜运秋.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的思考〔J〕.法商研究.2008，（03）：34.
〔5〕陈婉玲.经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5.
〔6〕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76）.
〔责任编辑：陈玉荣〕
[关键词]公共利益；经济法；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92 — 02
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它着力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各个法律部门在产生之日起就和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对国家利益和私人权利的争论与保护自古以来是法学界的研究重点，直到20世纪自庞德提出的利益分类学说后，社会利益才与公共利益（相当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
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为基本价值本位，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微观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对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进行协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乃至促进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这就使得经济法处处都展现出公益维护的理念。
一、建立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经济法将公共利益作为其重点保护之法益，但由于缺乏可诉性，经济法义务常常未能执行，其权利受到侵害也缺乏保障，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公益也便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救济程序而影响到经济法实效的发挥。
（一）三大诉讼失灵
1.刑事诉讼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追诉犯罪和适用刑罚的活动，它对于公益保护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的受案范围狭窄，只有当行为违反了刑事法律，构成犯罪才予以制裁，而对严重侵害社会公益但却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却无能为力。第二，提请主体范围十分有限，除了法律中明确授权检察机关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以外，公民只能就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权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公共利益被侵害，公民不能作为公益的代表人提起诉讼。
2.传统民事诉讼纯粹为私益诉讼，它以“个人本位”作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理念，旨在解决当事人就私人权益争议的纠纷，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与程序权利。然而与民事纠纷不同，公益纠纷则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公益救济中的原告除了主张自己的利益之外，还试图维护其他与之处于同一立场的社会群体的扩散性利益。这种权利救济模式不是以私人权益为中心，具有浓烈的公益性色彩。在公益诉讼过程中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民事诉讼的理念不能够完全包容公益救济。
3.行政诉讼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同样存在局限性。第一，从行政诉讼的性质上看，它所依据的行政法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侧重追究违法人的行政责任，难以兼顾对受害主体特定权益的补偿，不能达到全面维护公益之目的。第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认为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旨在解决行政争议，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现实中由于国家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公益侵害并不在少数，但却无法通过此途径得以救济。
（二）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理念具有契合性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公益救济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灵的情形，无法达到全面维护公益的目的，诉讼作为社会成员寻求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冲突进行司法控制的基本手段。在任何社会中诉讼都以解决某种社会冲突为自身使命。换言之，当某类社会冲突大量出现，需要相应的解决手段时，一定的诉讼形式便获得了产生的根据。〔1〕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有其独特性，这是传统救济机制所无法与之相匹配的。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益，跳出传三大诉讼模式，在现有的体制之外构建一个能够体现经济法公益维护理念的诉讼机制势在必行。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与国家代表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和调控，相对应的是市场主体接受规制和调控的义务，这是个体对社会的义务；经济法责任是行为主体对社会的责任。因此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对经济法权利的救济便表现出强烈的公益色彩，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司法救济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2〕经济法公益诉讼作为新型诉讼模式，为我国解决经济法中的大量不可诉现象，走出社会经济利益保护途径缺失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二、如何构建新型经济法公益诉讼制度
（一）原告主体资格放宽
当事人适格是获得诉讼救济的重要限制。由于经济公益诉讼中当事人是基于维护公益的目的而参与诉讼，这与传统诉讼中的私益维护有较大差异，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其诉讼主体应当适当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逐渐成熟，逐渐进入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过程。〔3〕民间社会从国家权力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这要求公共利益的代表不仅包括国家机关，更应将社会团体与个人纳入其中，将国家机关的强制性与社会团体的专业性和公民个人的广泛性相结合，优势互补，共同起到公益维护之目的。
例如，当诉讼涉及的利益群体较为广泛，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相较于被诉方力量悬殊，代表性有限时，或者当国家利益受损而无特定原告起诉维护时，国家机关作为传统公益代表人以其公权力适时介入来维护社会公益就成为必须。国家特设机关提起诉讼，不仅能够监督和有效遏制侵害公益的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还可以保证诉讼过程的统一公正，避免私人起诉可能产生的报复和滥诉弊端，实现诉讼的效率与效益；〔4〕而在公权力鞭长莫及的权利真空领域或公共利益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赋予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诉讼主体资格，则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维护公益并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同时，为了防止滥用诉权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在放宽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同时还需要设置一定的限制。相较于在诉讼前设定主体资格限制堵塞公益救济的途径，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通过限制原告部分处分权以预防其滥诉行为，防止诉讼主体范围扩大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样更加有利于公益的维护。
（二）既判力范围扩大
按照传统诉讼法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理论，判决的效力原则上仅限于诉讼的原告、被告，仅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
经济公益纠纷中当事人人数众多，并且具有潜在性和不特定性，若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坚守传统既判力理论，就会导致判决结果仅在当事人双方间具有约束力。那么在公益侵权案件中，其他当事人为了维权仍需单独提起诉讼，法院将就不同当事人因同一事件提起的诉讼而疲于奔命，这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违背了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初衷。此外，从权利腐败理论出发，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如果部分当事人出于“搭便车”的动机而放任公益侵害于不顾，当其他当事人以公益代言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后，法院的判决结果对其不利时，再以既判力主观范围进行抗辩，笔者认为，该主张在公益诉讼的制度下不应当成立。
（三）举证责任分配理论
在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实力与信息占有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复杂，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能力有限或者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在诉讼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若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理论，公共利益将难以得到切实维护。
经济法作为“抑强扶弱”之法，它致力于协调社会权利冲突，其实质是对社会强弱势主体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化解，通过对市场强势主体和市场弱势主体进行权利义务的倾斜配置，将失衡的天平重新扶正，恢复利益均衡状态。〔5〕为了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必须构建符合经济法理念的举证责任制度。让较少有条件获得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6〕因此，经济公益诉讼中，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形下，可考虑适用举证责任部分或全部倒置原则。在审查证据时，法庭如果认定当事人双方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让占有更多证据资源的当事人承担对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
（四）法律责任形式多样化
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它可以分为补偿性和惩罚性方式。
首先，经济法以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即是对社会利益的损害，经济法违法者应遵循“损公益者自受损”的原则承担责任。其次，从公益的属性来看，公共利益是由公民的不同利益凝聚而成的，但不是私人利益的总和，经济公益诉讼除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外，更加注重的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单纯的补偿性赔偿不仅难以达到补偿每个受害人的目标，更无法实现对被侵害的社会公益的救济。最后，一些行为对公益的侵害是不可逆的，无法通过补偿性法律责任来达到权利救济的目的。因此，在经济法责任中，罚性法律责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中介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最大化，更加符合经济法公益维护之理念。
惩罚性法律责任包括了财产性和非财产性的法律责任形式。目前在我国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额过低的情况下，财产性惩罚赔偿的数额往往小于企业从经济违法行为中获取的收益，企业仍将以身试法，财产性惩罚赔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此时，便体现出了非财产性惩罚措施的优越性：通过产品召回制度将已经投入市场的不合格产品回收，防止公益侵害行为进一步扩大，尽量减少损失；通过资格减等、公布其不良信誉措施对违法的市场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一方面可以防止企业主体资格丧失后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所造成的公益保护缺失，以重整企业为目的，使企业积极承担弥补公益的义务；另一方面，企业被处以资格减等、公布其不良信誉等责任后，企业从事市场行为将会受到一定限制，也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起到教育、警示作用，从而整顿整个行业的秩序，有利于行业形象的恢复和产业的重振。
〔参 考 文 献〕
〔1〕顾培东，等.经济诉讼理念与实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2〕颜运秋.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J〕.北方法学.2007，（03）：97.
〔3〕李卓.公益诉讼与社会公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6.
〔4〕颜运秋.重构我国经济法诉讼理论与制度体系的思考〔J〕.法商研究.2008，（03）：34.
〔5〕陈婉玲.经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5.
〔6〕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76）.
〔责任编辑：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