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一
　　1955年7月我从北京以支宁移民的身份，携老母弱妹来宁夏，至今已有四十三年了。当时刚刚年满十八岁，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生活习惯，也就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田间阡陌替换了都市平坦的柏油马路，赤脚板走在上面，一种与土地的肌肤之亲油然而生。黄河的波涛和被波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么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远远的山坡上经常扬起龙卷风，孤傲挺拔，间或还有一两只鹰在高高的风柱周围盘旋。风居然也有影子，像一把巨尺投射在山峦上，一寸寸地丈量着那条被称作贺兰山的山脉。山上没有树，坦率得惊人，然而移民坎坷的路上却开满淡紫色的马莲花，迎风摇曳，景色诱人。还有一种类似地衣的芦苇，俗名“趴地虎”，长着荆棘般尖利的小叶子，不动声色地匍匐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使人有一种前途叵测的感觉。后来，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果然艰难曲折。1958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这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但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的狂热势必造成的恶果已露端倪，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好像只有延长劳动时间，于是凡能劳动的人都必须夜以继日地钉在工作岗位上。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大自然都被险恶的命运与政治玷污了。庆祝自治区成立的那晚，银川市市区放起了焰火，我在四十里外的劳改农场饿着肚子割稻，遥望五彩缤纷的天空，心中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是悲是喜，不知是何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奇特的是，我和国家的命运是那么紧密相连，仿佛一片永远飘荡在河中间的落叶，从来都没有被浪头推到岸边停顿下来。活下来的每一个当时“打击的对象”，实际上都是事件的见证，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次次地，历史的行程总违反个人希望过安宁生活的意愿，强行地在我身上刻划下一块块疤痕。1976年后，伤痛稍稍平复，转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农场广播的大喇叭突然传出给农村地富分子“摘帽”的决定。我不禁披衣而起，坐在冰凉的土炕上把握中国那条微弱的命脉，发觉它已有些暖意。接着，又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给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令人振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今天，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中国才可说真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宁夏，至少是银川，是我近半个世纪与她共命运的地方。我和这块土地一起经历了一系列历史过程，每一条大街小巷当年残破的模样都在我脑海中留下磨损不掉的印迹，我个人的历史不可剥离地附着有它一部分历史。譬如，七十年代初，农场领导批准我进一趟城，我就得乘6路公共汽车来回，从银川“老城”回农场的票价是四角五，在“新城”乘车则为三角五，每次我回农场都为了省一角钱而步行十五公里到“新城”上车，肩上还扛着沉重的麻袋。那年月人们喜欢用铝制的平底锅烙玉米面饼子，锅不是卖的，要拾些破铜烂铁到银川去换，这苦差使交给我这个“分子”最合适不过，这也是批准我进城的条件。我去城里时扛着一大堆破铜烂铁，回农场时背着一口口铝锅。锋利的锅沿割破麻袋，割破我的衬衣，割破我的背。这条去“新城”十五公里的碎石路上不止洒有我的汗水，还有我点点血迹。一次进城，错过了回农场的公共汽车，到旅店租一铺炕要五角钱，嫌贵，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明，只能流落银川街头。这晚，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报纸糊的窗户透出的黄色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外面的世界虽然波涛汹涌，家总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那灯光如同一家几口子聚在一起窥探外界的眼睛。然而回顾自己，年已不惑，却仍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总是被人窥探而没有一个人和我依偎在一起共同承受命运的拨弄，唯一亲近的东西是一个化肥口袋做的枕头，不禁泪洒襟怀。
　　今天，那条去“新城”的碎石路已成了宽阔的大道，并且不止一条，每次我驱车到我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听着沙沙的车轮声，总令我有一番感慨。汗水血迹都被磨灭了，只有记忆留下来。解放东西街两边低矮的土坯房已荡然无存，好像隔几天就有一座大厦拔地而起。夜晚，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我有时在那里散步，到回家的时间，想想，颇让我欣慰：终于有个家可回了。一般人，只要不是波黑人或科索沃人，有家可归似乎没有什么稀罕，而对我，却有深一层感情因素。
　　前二十多年我和中国的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二十年我又和中国的改革及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改革共命运，一同享受阳光，一同栉风沐雨。在中国一个被称为宁夏或银川的地方，我现在已经能参与她的变化，我的想象已经有可能化为现实。我本身不仅成了她的一道风景线，还能够真正为她增添一座风景。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吧。从浅层次上说，这里的一草一木，在我眼里都有纵深感，和我在国外见到的所有美丽诱人的景物不同。当然，外国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平面的。宁夏或银川却会在我视网膜上出现叠影，我的视线能够穿透她，像穿糖葫芦般地形成一条“时光隧道”，即俗话说将她“看透”，从而，哪怕她一处单薄的线条，也非常厚重，非常丰富多彩。很多人不解我平反后为何不离开这个偏远的宁夏。不去外国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外地也拒绝搬迁呢？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使我留恋，相反，在中国其它省市都腾飞的时候，她倒是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令壮士扼腕。然而，在深层次上，她好像与我已有着血肉的关系，在我的生命中，已很难和她剥离。现在，一般我离开银川不会超过四十五天，应邀去国外访问，超过半年我就要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年就放弃了一次到美国当学者的机会。除了不懂外语处处觉得不方便，更重要的是离开这里时间一长心就不安。安心，是很重要的。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经历造成的狭隘心理，这点我承认。可是有谁能摆脱局限呢？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伟大人物也制约于一定的局限性。每个生命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局限，譬如一粒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要追求它的无限性，只有在一小块土壤上扎下根去。土壤促使它成长了，它就既让自己也让土壤产生无限的丰富性。土壤因为有了植物这粒种子开花结果而美丽起来，种子因为有了土壤而能不断地繁衍，使自己在时空中保持一份永久性。
　　心安即福地吧。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8-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