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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一
1955年7月我从北京以支宁移民的身份,携老母弱妹来宁夏,至今已有四十三年了。当时刚刚年满十八岁,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生活习惯,也就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田间阡陌替换了都市平坦的柏油马路,赤脚板走在上面,一种与土地的肌肤之亲油然而生。黄河的波涛和被波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么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远远的山坡上经常扬起龙卷风,孤傲挺拔,间或还有一两只鹰在高高的风柱周围盘旋。风居然也有影子,像一把巨尺投射在山峦上,一寸寸地丈量着那条被称作贺兰山的山脉。山上没有树,坦率得惊人,然而移民坎坷的路上却开满淡紫色的马莲花,迎风摇曳,景色诱人。还有一种类似地衣的芦苇,俗名“趴地虎”,长着荆棘般尖利的小叶子,不动声色地匍匐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使人有一种前途叵测的感觉。后来,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果然艰难曲折。1958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这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但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的狂热势必造成的恶果已露端倪,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好像只有延长劳动时间,于是凡能劳动的人都必须夜以继日地钉在工作岗位上。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大自然都被险恶的命运与政治玷污了。庆祝自治区成立的那晚,银川市市区放起了焰火,我在四十里外的劳改农场饿着肚子割稻,遥望五彩缤纷的天空,心中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是悲是喜,不知是何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奇特的是,我和国家的命运是那么紧密相连,仿佛一片永远飘荡在河中间的落叶,从来都没有被浪头推到岸边停顿下来。活下来的每一个当时“打击的对象”,实际上都是事件的见证,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次次地,历史的行程总违反个人希望过安宁生活的意愿,强行地在我身上刻划下一块块疤痕。1976年后,伤痛稍稍平复,转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农场广播的大喇叭突然传出给农村地富分子“摘帽”的决定。我不禁披衣而起,坐在冰凉的土炕上把握中国那条微弱的命脉,发觉它已有些暖意。接着,又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给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令人振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今天,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中国才可说真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宁夏,至少是银川,是我近半个世纪与她共命运的地方。我和这块土地一起经历了一系列历史过程,每一条大街小巷当年残破的模样都在我脑海中留下磨损不掉的印迹,我个人的历史不可剥离地附着有它一部分历史。譬如,七十年代初,农场领导批准我进一趟城,我就得乘6路公共汽车来回,从银川“老城”回农场的票价是四角五,在“新城”乘车则为三角五,每次我回农场都为了省一角钱而步行十五公里到“新城”上车,肩上还扛着沉重的麻袋。那年月人们喜欢用铝制的平底锅烙玉米面饼子,锅不是卖的,要拾些破铜烂铁到银川去换,这苦差使交给我这个“分子”最合适不过,这也是批准我进城的条件。我去城里时扛着一大堆破铜烂铁,回农场时背着一口口铝锅。锋利的锅沿割破麻袋,割破我的衬衣,割破我的背。这条去“新城”十五公里的碎石路上不止洒有我的汗水,还有我点点血迹。一次进城,错过了回农场的公共汽车,到旅店租一铺炕要五角钱,嫌贵,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明,只能流落银川街头。这晚,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报纸糊的窗户透出的黄色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外面的世界虽然波涛汹涌,家总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那灯光如同一家几口子聚在一起窥探外界的眼睛。然而回顾自己,年已不惑,却仍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总是被人窥探而没有一个人和我依偎在一起共同承受命运的拨弄,唯一亲近的东西是一个化肥口袋做的枕头,不禁泪洒襟怀。
今天,那条去“新城”的碎石路已成了宽阔的大道,并且不止一条,每次我驱车到我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听着沙沙的车轮声,总令我有一番感慨。汗水血迹都被磨灭了,只有记忆留下来。解放东西街两边低矮的土坯房已荡然无存,好像隔几天就有一座大厦拔地而起。夜晚,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我有时在那里散步,到回家的时间,想想,颇让我欣慰:终于有个家可回了。一般人,只要不是波黑人或科索沃人,有家可归似乎没有什么稀罕,而对我,却有深一层感情因素。
前二十多年我和中国的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二十年我又和中国的改革及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改革共命运,一同享受阳光,一同栉风沐雨。在中国一个被称为宁夏或银川的地方,我现在已经能参与她的变化,我的想象已经有可能化为现实。我本身不仅成了她的一道风景线,还能够真正为她增添一座风景。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吧。从浅层次上说,这里的一草一木,在我眼里都有纵深感,和我在国外见到的所有美丽诱人的景物不同。当然,外国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平面的。宁夏或银川却会在我视网膜上出现叠影,我的视线能够穿透她,像穿糖葫芦般地形成一条“时光隧道”,即俗话说将她“看透”,从而,哪怕她一处单薄的线条,也非常厚重,非常丰富多彩。很多人不解我平反后为何不离开这个偏远的宁夏。不去外国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外地也拒绝搬迁呢?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使我留恋,相反,在中国其它省市都腾飞的时候,她倒是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令壮士扼腕。然而,在深层次上,她好像与我已有着血肉的关系,在我的生命中,已很难和她剥离。现在,一般我离开银川不会超过四十五天,应邀去国外访问,超过半年我就要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年就放弃了一次到美国当学者的机会。除了不懂外语处处觉得不方便,更重要的是离开这里时间一长心就不安。安心,是很重要的。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经历造成的狭隘心理,这点我承认。可是有谁能摆脱局限呢?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伟大人物也制约于一定的局限性。每个生命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局限,譬如一粒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要追求它的无限性,只有在一小块土壤上扎下根去。土壤促使它成长了,它就既让自己也让土壤产生无限的丰富性。土壤因为有了植物这粒种子开花结果而美丽起来,种子因为有了土壤而能不断地繁衍,使自己在时空中保持一份永久性。
心安即福地吧。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8-09-19)
1955年7月我从北京以支宁移民的身份,携老母弱妹来宁夏,至今已有四十三年了。当时刚刚年满十八岁,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生活习惯,也就无所谓适应不适应。田间阡陌替换了都市平坦的柏油马路,赤脚板走在上面,一种与土地的肌肤之亲油然而生。黄河的波涛和被波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么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远远的山坡上经常扬起龙卷风,孤傲挺拔,间或还有一两只鹰在高高的风柱周围盘旋。风居然也有影子,像一把巨尺投射在山峦上,一寸寸地丈量着那条被称作贺兰山的山脉。山上没有树,坦率得惊人,然而移民坎坷的路上却开满淡紫色的马莲花,迎风摇曳,景色诱人。还有一种类似地衣的芦苇,俗名“趴地虎”,长着荆棘般尖利的小叶子,不动声色地匍匐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上,使人有一种前途叵测的感觉。后来,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果然艰难曲折。1958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这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但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大跃进”,违反经济规律的狂热势必造成的恶果已露端倪,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好像只有延长劳动时间,于是凡能劳动的人都必须夜以继日地钉在工作岗位上。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大自然都被险恶的命运与政治玷污了。庆祝自治区成立的那晚,银川市市区放起了焰火,我在四十里外的劳改农场饿着肚子割稻,遥望五彩缤纷的天空,心中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是悲是喜,不知是何滋味。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奇特的是,我和国家的命运是那么紧密相连,仿佛一片永远飘荡在河中间的落叶,从来都没有被浪头推到岸边停顿下来。活下来的每一个当时“打击的对象”,实际上都是事件的见证,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次次地,历史的行程总违反个人希望过安宁生活的意愿,强行地在我身上刻划下一块块疤痕。1976年后,伤痛稍稍平复,转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农场广播的大喇叭突然传出给农村地富分子“摘帽”的决定。我不禁披衣而起,坐在冰凉的土炕上把握中国那条微弱的命脉,发觉它已有些暖意。接着,又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给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令人振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从此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今天,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中国才可说真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宁夏,至少是银川,是我近半个世纪与她共命运的地方。我和这块土地一起经历了一系列历史过程,每一条大街小巷当年残破的模样都在我脑海中留下磨损不掉的印迹,我个人的历史不可剥离地附着有它一部分历史。譬如,七十年代初,农场领导批准我进一趟城,我就得乘6路公共汽车来回,从银川“老城”回农场的票价是四角五,在“新城”乘车则为三角五,每次我回农场都为了省一角钱而步行十五公里到“新城”上车,肩上还扛着沉重的麻袋。那年月人们喜欢用铝制的平底锅烙玉米面饼子,锅不是卖的,要拾些破铜烂铁到银川去换,这苦差使交给我这个“分子”最合适不过,这也是批准我进城的条件。我去城里时扛着一大堆破铜烂铁,回农场时背着一口口铝锅。锋利的锅沿割破麻袋,割破我的衬衣,割破我的背。这条去“新城”十五公里的碎石路上不止洒有我的汗水,还有我点点血迹。一次进城,错过了回农场的公共汽车,到旅店租一铺炕要五角钱,嫌贵,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明,只能流落银川街头。这晚,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报纸糊的窗户透出的黄色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外面的世界虽然波涛汹涌,家总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那灯光如同一家几口子聚在一起窥探外界的眼睛。然而回顾自己,年已不惑,却仍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总是被人窥探而没有一个人和我依偎在一起共同承受命运的拨弄,唯一亲近的东西是一个化肥口袋做的枕头,不禁泪洒襟怀。
今天,那条去“新城”的碎石路已成了宽阔的大道,并且不止一条,每次我驱车到我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听着沙沙的车轮声,总令我有一番感慨。汗水血迹都被磨灭了,只有记忆留下来。解放东西街两边低矮的土坯房已荡然无存,好像隔几天就有一座大厦拔地而起。夜晚,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我有时在那里散步,到回家的时间,想想,颇让我欣慰:终于有个家可回了。一般人,只要不是波黑人或科索沃人,有家可归似乎没有什么稀罕,而对我,却有深一层感情因素。
前二十多年我和中国的苦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二十年我又和中国的改革及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改革共命运,一同享受阳光,一同栉风沐雨。在中国一个被称为宁夏或银川的地方,我现在已经能参与她的变化,我的想象已经有可能化为现实。我本身不仅成了她的一道风景线,还能够真正为她增添一座风景。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吧。从浅层次上说,这里的一草一木,在我眼里都有纵深感,和我在国外见到的所有美丽诱人的景物不同。当然,外国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平面的。宁夏或银川却会在我视网膜上出现叠影,我的视线能够穿透她,像穿糖葫芦般地形成一条“时光隧道”,即俗话说将她“看透”,从而,哪怕她一处单薄的线条,也非常厚重,非常丰富多彩。很多人不解我平反后为何不离开这个偏远的宁夏。不去外国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外地也拒绝搬迁呢?其实她并没有什么使我留恋,相反,在中国其它省市都腾飞的时候,她倒是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令壮士扼腕。然而,在深层次上,她好像与我已有着血肉的关系,在我的生命中,已很难和她剥离。现在,一般我离开银川不会超过四十五天,应邀去国外访问,超过半年我就要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年就放弃了一次到美国当学者的机会。除了不懂外语处处觉得不方便,更重要的是离开这里时间一长心就不安。安心,是很重要的。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经历造成的狭隘心理,这点我承认。可是有谁能摆脱局限呢?不要说我们普通人,伟大人物也制约于一定的局限性。每个生命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局限,譬如一粒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要追求它的无限性,只有在一小块土壤上扎下根去。土壤促使它成长了,它就既让自己也让土壤产生无限的丰富性。土壤因为有了植物这粒种子开花结果而美丽起来,种子因为有了土壤而能不断地繁衍,使自己在时空中保持一份永久性。
心安即福地吧。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8-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