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先生当年教我们古汉语。因“文革”中无端被批斗下“牛棚”，蒙冤受辱，伍先生在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便感同身受，将司马迁的满腔冤屈视如自己所受苦楚，几乎是字字血、声声泪。古汉语为公共课，当时两个班一百五六十人挤在学校“北平房”中，教室很简陋，课桌课椅均是石砌的，冬天坐在那儿让人感到冰凉。然而先生的课总是让我们热血激荡。他的声音在那足有三百平米的大室里回荡，强烈震撼着在座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听过这堂课的学生仍感慨不已。“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当年先生闭目摇头念出“极～～～～矣”二字时的悲愤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自那时直到今天，我要说，自己再没听到过如此动人心魂的课程了。二十年后当我遇到先生时言及此事，先生说好些同学都跟他说过这事，可见持同感的人远不是我一个。
　　我们考古专业的诸位先生授课也各有千秋，令人难忘。秦浩先生讲课逻辑缜密，扬州唐城如何发现的考证，简直就如破案推理，从文献到遗迹，去揭示出那远去的迷案，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洪家义先生学问高深，所讲古文字学让我们如听天书。先生语言表达并不很好，但大家都非常敬重他的学识。还有张之恒先生，他能把先秦考古学上那些枯燥乏味的坛坛罐罐背得那麼清楚，当他双手按着讲台、眼望着窗外，嘴里念念有辞地道出那些“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圈足”“小口折沿方唇深腹圜底”“夹砂灰陶饰粗绳纹”之类东西时，我们由衷地佩服他怎麼会有这样大的耐心记下了那麼多单调得怕人的器型和纹饰。这一切，都是令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时光远去了，当年那些给我们授课的先生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活现在我的心中，并将伴随我的一生。
　　张之栋，讲授世界上古史。先生有魏晋风度，长得像尊棱角分明的雕像，脖上围着长围巾，说话沉稳平静，总是坐着讲课，还翘着腿。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史的论述，他可谓滚瓜烂熟。某日上课，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他不动声色地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语调很舒缓，然而接下来的话却起了波澜：“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闻听至此，教室里所有学生无不愕然，心想张先生是不是把自己抬得太高了？而他的话语还在继续：“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正当全体同学既为这话的滔滔雄辩而折服，又为老师把自己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而奇怪时，张先生补充了一句话：以上是恩格斯语录！顿时全班哄堂大笑，而张先生却没笑，表情依然如故，坐着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