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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硬实力举世瞩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在当今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影响力却明显不足,中国的软实力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还相差很远,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增强中国文化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已成为中国政府、企业和文化业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正是力图改变这种局面的重大举措,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文化贸易的总量迅速扩大,文化贸易逆差在不断缩小,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与飞速发展的文化贸易实践相比。对文化贸易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在文化贸易实务的介绍,多停留在“术”的层次,而对文化贸易背后的深层理论基础缺乏研究,没有把文化贸易理论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文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此,站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当今世界文化贸易的内在机理、发展动力、本质特征、运行规律等就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界以及文化产业研究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刘建华博士的专著《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正是从深层次对国际文化贸易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力作,专著以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中观及宏观研究,有一些创新性观点,值得研究者加以借鉴。
《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写作逻辑是:首先对整个中外文化贸易的历史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与特征进行梳理,其次以文化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为立论点,一方面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动力进行了审视与反拨,指出分工理论的局限性,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应该是文化贸易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厘清了对外文化贸易实践所受到的约束,包括市场性因素与非市场性因素两大维度。在此基础上,以动态循环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实践,肯定了文化产品输出与输入这两个反向过程的并重地位。其构成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贸易实践,有利于各国文化价值观的相互认可,能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该书在一定界域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呼应。
该书的应用价值在于: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文化贸易提供了战略方向。统一了各个国家关于文化贸易不同于一般工商产品贸易本质的认识,有利于各民族国家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科学有效的文化贸易,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多年争论不休的冲突,有利于人类文明成果的最大化共享,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格局。从微观层面来看,可以为政府决策者与市场主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参照。从政策、市场、产品、消费、输出与输入等多个层面阐释文化贸易的具体着力点,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中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应用价值。
该书的特点与创新在于:一是摆脱以往对文化贸易研究陈列式描述的简单研究,致力于对中外文化贸易的历程、动力、约束、输出与输入进行深层结构特征的研究。与以往对各文化产品类型贸易的罗列叙述不同,重在进行方向性与战略性研究,以期提升政府与市场主体对文化贸易本质、规律、特征的认识,既知道在哪做,又知道怎么做。二是以文化价值认可作为立论点,使文化产品贸易摆脱了产业分工学说的窠臼,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者永远没有对错的无谓纷争,统一认识,共同努力,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与并进。三是该书对文化产品输出与文化产品输入进行了并重研究,这在以往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指出文化贸易不仅仅在于考虑最大化的输出,也重视最优化输入。该书以文化差异作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国际文化贸易的文化差异维度体系,分析了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文化差异规避方略,力图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化输出。在输入方面,以文化扬弃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分析了时空观、民族观、形质观与文化扬弃的关系问题,致力实现文化产品的最优化输入。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
与飞速发展的文化贸易实践相比。对文化贸易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在文化贸易实务的介绍,多停留在“术”的层次,而对文化贸易背后的深层理论基础缺乏研究,没有把文化贸易理论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文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此,站在国际化大背景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探讨当今世界文化贸易的内在机理、发展动力、本质特征、运行规律等就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界以及文化产业研究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刘建华博士的专著《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正是从深层次对国际文化贸易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力作,专著以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中观及宏观研究,有一些创新性观点,值得研究者加以借鉴。
《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的写作逻辑是:首先对整个中外文化贸易的历史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与特征进行梳理,其次以文化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为立论点,一方面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动力进行了审视与反拨,指出分工理论的局限性,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应该是文化贸易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厘清了对外文化贸易实践所受到的约束,包括市场性因素与非市场性因素两大维度。在此基础上,以动态循环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实践,肯定了文化产品输出与输入这两个反向过程的并重地位。其构成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化贸易实践,有利于各国文化价值观的相互认可,能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该书在一定界域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呼应。
该书的应用价值在于: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文化贸易提供了战略方向。统一了各个国家关于文化贸易不同于一般工商产品贸易本质的认识,有利于各民族国家在同一个平台进行科学有效的文化贸易,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多年争论不休的冲突,有利于人类文明成果的最大化共享,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格局。从微观层面来看,可以为政府决策者与市场主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参照。从政策、市场、产品、消费、输出与输入等多个层面阐释文化贸易的具体着力点,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中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应用价值。
该书的特点与创新在于:一是摆脱以往对文化贸易研究陈列式描述的简单研究,致力于对中外文化贸易的历程、动力、约束、输出与输入进行深层结构特征的研究。与以往对各文化产品类型贸易的罗列叙述不同,重在进行方向性与战略性研究,以期提升政府与市场主体对文化贸易本质、规律、特征的认识,既知道在哪做,又知道怎么做。二是以文化价值认可作为立论点,使文化产品贸易摆脱了产业分工学说的窠臼,避免了自由文化贸易主义与文化例外论者永远没有对错的无谓纷争,统一认识,共同努力,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与并进。三是该书对文化产品输出与文化产品输入进行了并重研究,这在以往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指出文化贸易不仅仅在于考虑最大化的输出,也重视最优化输入。该书以文化差异作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国际文化贸易的文化差异维度体系,分析了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这两个环节的文化差异规避方略,力图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化输出。在输入方面,以文化扬弃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分析了时空观、民族观、形质观与文化扬弃的关系问题,致力实现文化产品的最优化输入。
(作者系《中国社会报》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