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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权，国权当以财政权为核心，即便是奉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有限政府，收起税来不含糊，故而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坚持让民众保留“持枪权”，以对抗政府横征暴敛，受到民众持枪恐吓的政府，用起权来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过，像美国这样以“茶党”运动为背景的持枪抗税做法，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普遍和流行的做法，就是搞好预算管理，也就是给予预算权的严肃性和合法性。如果财政权就是“收”和“花”的权力，那么，制约住这个权力的就是预算权。
新加坡：“以收定支，审慎理财”
新加坡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奉行“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原则，清理税种，简化税类，主要税种就有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车辆税和博彩税，以高效率的方式来管理好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经常性收入应包括所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性收费，中国往往存在一些“预算外收入”，其实大都就是部门行政性收费的收入，种类繁杂，这笔数额往往也很庞大，有的甚至形成部门小集团福利的“小金库”搞集体腐败。新加坡不可能出现各级政府部门究竟收了多少“预算外收入”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更不可能有预算外小金库的存在，如有，那绝对是轰动一时的特大丑闻。
除了经常财政收入，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新加坡国有企业并不多，投资收益贡献的预算收入并不大，大约占18%，外储和主权基金投资也不多，资本性收入这方面的比例约占15%。这种结构，可能与中国有庞大国有企业的情况不同。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国有企业至今未把其利润，也就是国家的投资收益返还到国家投资人的账户上，这也是中国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如此庞大的情况下，还在过度依赖个人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的原因之一，2010年财政收入中光税收就占了88%，这是极不正常的，也极不符合国情的。
新加坡预算编制每一过程都纳入了法制轨道。依新加坡宪法和法律，政府部门有预算草案提出权，财政部负责汇总完成整体预算方案，然后交由议会辩论，同时也向社会公布，征集公众意见，议员质询期不应少于7天。国会讨论和表决预算案要电视直播。议会三读通过后，再交由总统批准签署，才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年度预算法案。
从草案到法案，体现的就是一个以法治预算编制的精神。西方国家的做法与新加坡大体相同，预算讨论时也是议会激烈辩论之际，一旦某一部门的预算目标让议员生疑，议员就会展开质询，行政部门负责人就要“答辩”，如所回答的理由没有平息议员的怀疑，部门预算就难以通过。对比之下，中国人大在批准预算案环节上“太温柔”，没有一读二读三读，也没有一问二问再问，公众也看不到具体的预算方案，只大概看到一个宏观数字，具体预算到哪个项目了，无从而知，这样的连基本知情权都无法满足情况下，又如何监督得好预算呢？
澳大利亚：合理预算原则
1998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了《预算诚信章程法》，该法规被视为预算“宪章”。
何为“合理预算”？《预算诚信章程法》规定了几个判断标准，一是“审慎”，要考虑到财政风险，以及各类经济形势。
第二个标准就是“绩效”，要求财政政策与效益挂钩评估，这可能剔除“乱花钱”、“花大钱”项目。第三个标准就是“前后一贯”，各领域要相互协调，前后一贯。第四个标准就是“完整性”，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应当保证税收体系的完整，不能使税收体系因财政政策的变动而出现严重缺陷和漏洞。最后一个标准是“照顾子孙后代”原则。澳盛产资源，大开发自然让财政收入大增，但开发完后，子孙又拿什么来治国呢？预算收入不是越多越好，控制总体，该缓的要缓，该留给民间的就留给民间，该不急于开发的就得暂时不开发。
相比于澳大利亚，中国也是个资源丰富国，但现在很多矿面临开发枯竭，我们的子子孙孙再也不可能靠这些资源获得收入。现在又在兴“土地财政”，大卖土地，卖完后子孙后代又拿什么卖呢？这些都是预算中“合理原则”必须直面的问题。
巴西：独立机构查“用钱”
预算通过后，财政部就有法律依据给各部门发放“用钱”通知书了，但怎么用掉了，这是财政预算和政府开支中作为重要的事后监督一环，没有对“花钱”的权威专业审计，预算依然属于失败。
早在1895年，巴西就参照美国模式，在独立性方面下手，创立了联邦审计法院，它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议会，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司法职能的审计机构，由9名法官组成，由议会批准，总统任命。
联邦审计法院主要行使职权：对预算审计，议会审查前先要走这一步；对各政府机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的账目进行审计；对高级公务员财产及收支审计，对公共资金为基础的福利性基金进行审计。
联邦审计法院的独立性，保障了政府用钱监督和追责上的明确性和有效性。
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
美国政府每一笔预算外支出，都要经过国会批准，其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国会的拨款委员会。
读者大概还有这样的印象：汶川地震时，美国总统很快就打来慰问电话，令中国民众感动，但美国总统随后宣布捐给中国几万美元的时候，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不了，觉得美国真吝啬。中国人大概习惯了我国政府援助外国灾民时的大气，一說捐多少万甚至上亿，行政首脑一开口，就等于拍板了。
其实，这就是美国总统只有这点“私房钱”原因所在。预算权限里规定，低于多少限额的，总统说了算，超过某一限额，而且也未列入预算的，那就要先交到议会讨论，待拨款委员会审查下来后再说，这一审查，往往要走一段很长的程序。美国总统不会在救灾时说我要捐多少亿，这我还得跟议员商量一下吧，他肯定先从他能支配的权限中紧急拿出来。
事实上，据统计，美国在汶川地震灾难中捐的数额上亿美元，但绝大部分资金不是总统控制的行政部门拿出的，而是美国各方面官方和非官方的捐助汇集而成，最后以美国国家为捐助人的名义操纵捐给了中国。
笔者讲这个故事，想说明不负责或草率地花钱，无异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对纳税人的嘲弄，是对法治精神的污辱。
在美国，授权是财政监督的第一关，拨款是财政监督的第二关，双重控制是美国财政预算监督的一大特色。这意味着，即便通过了预算，钱不是想怎么拿去用、何时拿去用都行，拨款要走程序，而且这一程序是透明和公开的，但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要说服国会拨款委员会成员，就得回答诸多菜单式问题，如拿出具体的钱花在哪儿，怎么个花法，又会有什么影响，还得应付议员们一些出其不意的刁钻问题。
德国：科学严谨作风令人佩服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了2010年的经济数据，称2010年德国经济创下了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增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高于政府3.4%的预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公共财政的改善，2010年税收总计达4887亿欧元，大大改观了预算赤字。由于政府利用国债市场上扬的机会，用新发债券融资到期债券，2010年一年共让政府节省30亿欧元利息支出。
德国预算由五年财政计划和当年财政预算构成，不允许出现“黑账”，重视预算的检查和评价。与巴西一样，德国也有个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审计院，但它不是司法权意义下的法院，而是一个更加技术精英化的专业机构，其任务就是审查预算支出是否符合法律、是否有乱花钱之处，是否有效益，其职能更显严谨和科学。■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sohu.com
不过，像美国这样以“茶党”运动为背景的持枪抗税做法，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普遍和流行的做法，就是搞好预算管理，也就是给予预算权的严肃性和合法性。如果财政权就是“收”和“花”的权力，那么，制约住这个权力的就是预算权。
新加坡：“以收定支，审慎理财”
新加坡的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奉行“高效、规范、透明和可持续”原则，清理税种，简化税类，主要税种就有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车辆税和博彩税，以高效率的方式来管理好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经常性收入应包括所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性收费，中国往往存在一些“预算外收入”，其实大都就是部门行政性收费的收入，种类繁杂，这笔数额往往也很庞大，有的甚至形成部门小集团福利的“小金库”搞集体腐败。新加坡不可能出现各级政府部门究竟收了多少“预算外收入”都搞不清楚的问题，更不可能有预算外小金库的存在，如有，那绝对是轰动一时的特大丑闻。
除了经常财政收入，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投资收益和资本性收入。新加坡国有企业并不多，投资收益贡献的预算收入并不大，大约占18%，外储和主权基金投资也不多，资本性收入这方面的比例约占15%。这种结构，可能与中国有庞大国有企业的情况不同。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国有企业至今未把其利润，也就是国家的投资收益返还到国家投资人的账户上，这也是中国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如此庞大的情况下，还在过度依赖个人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的原因之一，2010年财政收入中光税收就占了88%，这是极不正常的，也极不符合国情的。
新加坡预算编制每一过程都纳入了法制轨道。依新加坡宪法和法律，政府部门有预算草案提出权，财政部负责汇总完成整体预算方案，然后交由议会辩论，同时也向社会公布，征集公众意见，议员质询期不应少于7天。国会讨论和表决预算案要电视直播。议会三读通过后，再交由总统批准签署，才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年度预算法案。
从草案到法案，体现的就是一个以法治预算编制的精神。西方国家的做法与新加坡大体相同，预算讨论时也是议会激烈辩论之际，一旦某一部门的预算目标让议员生疑，议员就会展开质询，行政部门负责人就要“答辩”，如所回答的理由没有平息议员的怀疑，部门预算就难以通过。对比之下，中国人大在批准预算案环节上“太温柔”，没有一读二读三读，也没有一问二问再问，公众也看不到具体的预算方案，只大概看到一个宏观数字，具体预算到哪个项目了，无从而知，这样的连基本知情权都无法满足情况下，又如何监督得好预算呢？
澳大利亚：合理预算原则
1998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了《预算诚信章程法》，该法规被视为预算“宪章”。
何为“合理预算”？《预算诚信章程法》规定了几个判断标准，一是“审慎”，要考虑到财政风险，以及各类经济形势。
第二个标准就是“绩效”，要求财政政策与效益挂钩评估，这可能剔除“乱花钱”、“花大钱”项目。第三个标准就是“前后一贯”，各领域要相互协调，前后一贯。第四个标准就是“完整性”，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应当保证税收体系的完整，不能使税收体系因财政政策的变动而出现严重缺陷和漏洞。最后一个标准是“照顾子孙后代”原则。澳盛产资源，大开发自然让财政收入大增，但开发完后，子孙又拿什么来治国呢？预算收入不是越多越好，控制总体，该缓的要缓，该留给民间的就留给民间，该不急于开发的就得暂时不开发。
相比于澳大利亚，中国也是个资源丰富国，但现在很多矿面临开发枯竭，我们的子子孙孙再也不可能靠这些资源获得收入。现在又在兴“土地财政”，大卖土地，卖完后子孙后代又拿什么卖呢？这些都是预算中“合理原则”必须直面的问题。
巴西：独立机构查“用钱”
预算通过后，财政部就有法律依据给各部门发放“用钱”通知书了，但怎么用掉了，这是财政预算和政府开支中作为重要的事后监督一环，没有对“花钱”的权威专业审计，预算依然属于失败。
早在1895年，巴西就参照美国模式，在独立性方面下手，创立了联邦审计法院，它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议会，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司法职能的审计机构，由9名法官组成，由议会批准，总统任命。
联邦审计法院主要行使职权：对预算审计，议会审查前先要走这一步；对各政府机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的账目进行审计；对高级公务员财产及收支审计，对公共资金为基础的福利性基金进行审计。
联邦审计法院的独立性，保障了政府用钱监督和追责上的明确性和有效性。
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
美国政府每一笔预算外支出，都要经过国会批准，其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国会的拨款委员会。
读者大概还有这样的印象：汶川地震时，美国总统很快就打来慰问电话，令中国民众感动，但美国总统随后宣布捐给中国几万美元的时候，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不了，觉得美国真吝啬。中国人大概习惯了我国政府援助外国灾民时的大气，一說捐多少万甚至上亿，行政首脑一开口，就等于拍板了。
其实，这就是美国总统只有这点“私房钱”原因所在。预算权限里规定，低于多少限额的，总统说了算，超过某一限额，而且也未列入预算的，那就要先交到议会讨论，待拨款委员会审查下来后再说，这一审查，往往要走一段很长的程序。美国总统不会在救灾时说我要捐多少亿，这我还得跟议员商量一下吧，他肯定先从他能支配的权限中紧急拿出来。
事实上，据统计，美国在汶川地震灾难中捐的数额上亿美元，但绝大部分资金不是总统控制的行政部门拿出的，而是美国各方面官方和非官方的捐助汇集而成，最后以美国国家为捐助人的名义操纵捐给了中国。
笔者讲这个故事，想说明不负责或草率地花钱，无异是对人民的犯罪，是对纳税人的嘲弄，是对法治精神的污辱。
在美国，授权是财政监督的第一关，拨款是财政监督的第二关，双重控制是美国财政预算监督的一大特色。这意味着，即便通过了预算，钱不是想怎么拿去用、何时拿去用都行，拨款要走程序，而且这一程序是透明和公开的，但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要说服国会拨款委员会成员，就得回答诸多菜单式问题，如拿出具体的钱花在哪儿，怎么个花法，又会有什么影响，还得应付议员们一些出其不意的刁钻问题。
德国：科学严谨作风令人佩服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了2010年的经济数据，称2010年德国经济创下了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大增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高于政府3.4%的预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公共财政的改善，2010年税收总计达4887亿欧元，大大改观了预算赤字。由于政府利用国债市场上扬的机会，用新发债券融资到期债券，2010年一年共让政府节省30亿欧元利息支出。
德国预算由五年财政计划和当年财政预算构成，不允许出现“黑账”，重视预算的检查和评价。与巴西一样，德国也有个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审计院，但它不是司法权意义下的法院，而是一个更加技术精英化的专业机构，其任务就是审查预算支出是否符合法律、是否有乱花钱之处，是否有效益，其职能更显严谨和科学。■
编辑：靳伟华jinweihua10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