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慈欣的《三体》尚未获得“雨果奖”之前，《三体》在国内就已经极具人气。然而大多数受过良好人文社科教育的人群，对《三体》远没有社会的相应认可度，为什么？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因为翻开《三体》第一部，是很大篇幅的关于“文革”的创伤体验式描写，给人一种蹩脚的三流伤痕文学的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已经太过老套的陈词滥调，使得主流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对《三体》的思想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剖析，因此不仅无法有效阐释《三体》，也错失了直击这个时代的真正症结的可能。
　　在《三体》第一部的开篇，受迫害的物理学家叶启泰的女儿叶文洁，在一棵有着三百年树龄却被红卫兵砍倒的大树旁和兵团记者白沐霖的对话中，就已经充分展示出了刘慈欣所依托的核心话语资源。被白沐霖奉为《圣经》，并给叶文洁造成极大震颤的，正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中的第六章“地球的绿色斗篷”、第十五章“大自然在反抗”、第十六章“崩溃声隆隆”的章节名称更是直接出现在《三体》三部曲中。那么，为什么刘慈欣这么重视《寂静的春天》，或者说为什么说生态话语是《三体》三部曲所依托的核心话语资源？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生态话语，是如何内在地限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幻想象力的关键。
　　《寂静的春天》出版于一九六三年，在大陆出版则是一九七九年，《三体》中以白沐霖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地下翻译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和刘慈欣一样，都将其作为反思、超越现代性的核心理论资源，认为《寂静的春天》可以为我们开创出一条不一样的未来道路。的确，《寂静的春天》是人类社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启蒙时代以来，由人性替代神性之后的“征服大自然”理念是有问题的。这本今天看起来属于科普读物范畴的图书，基本围绕着一种叫作DDT的用于防治疟疾的杀虫剂的危害展开。卡逊作为女性，以细腻的笔触为当时的世人文学性地勾勒出了以DDT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工业所可能导致的恶果—人类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个再也听不到鸟叫虫鸣的春天。所以，这本书一经面世就产生了摧枯拉朽式的效果。不仅取消使用DDT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经过十年左右的发酵，一九七二年联合国更是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并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生态话语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义在那个年代就被牢牢树立。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之日起，对其的非议就始终不绝于耳。这其中当然有那个年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因为它确实触碰到了大资本的利益；但一些来自科学家的不同声音，也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被以“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这种阴谋论之名所掩盖。二○○二年，也就是自《寂静的春天》发表后近四十年，联合国宣布恢复使用DDT。为什么？因为在能够用数据统计到的范围，由于不再使用对环境有害的DDT，导致因为疟疾肆虐而死亡的人数高达两千万。孰轻孰重？这无疑是一个太过残酷的嘲讽。
　　我们再回到《三体》，它有着典型伤痕文学特征的起始部分，正是将以《寂静的春天》为表征的生态话语，作为叙事的核心动力之一。在这里，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以二元对立的结构进行着意义的衍生，在这里，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与以“文革”为代表的越来越激进的人类活动特别是政治实践，都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科学背后的生态话语具有着支配性作用，这也构成了该小说的基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随后出场的三体人看来，地球人在他们眼中就相当于地球人眼中的虫子，在这种生态话语的逻辑下，后来的“水滴”等地外文明的先进武器，其实无外乎就是人类对付虫子的杀虫剂，在这里：三体人—地球人、地球人—虫子、水滴—杀虫剂，也都具有了等价对应效应。而且，在《三体》的尾声，也是通过宣称杀虫剂从没有真正战胜过虫子，来暗示人类依然在“黑暗森林”般的宇宙中保有希望。而这个逻辑的源头，无外乎就是生态话语所设定的，自然和宇宙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是能够完成自我调节的有机体系；而包括政治实践在内的人类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原罪色彩，是人类社会的过分发展干涉了、打破了原本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自然、宇宙的秩序，所以必将受到零道德的“黑暗森林”法则的惩罚。
　　历史的悖论就在于，在现实中，刘慈欣们可能绝不会料想，叶启泰所坚信的创造了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爱因斯坦，他本人在卡逊被热捧的年代也因为同情共产主义而遭受到远甚于钱学森遭遇过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晚年的活动和言论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严格管控，并没有享受到比叶启泰们好太多的人生际遇。当然，即便在今天，这些历史的真相早已经被披露，但丝毫没有阻碍新自由主义的生态话语在全球范围的平顺运行。的确，生态话语背后的生态政治，特别是气候政治，是当今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话语场域。只不过，新自由主义话语在收编这种显然具有政治正确和道德正义的、曾经具有反叛性乃至革命性的生态话语的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摸索阶段。在一九六三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一九七二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直到一九九二年世界各国才算签署了实质上是非常一般原则性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间政府层面的围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和磋商才正式拉开序幕，相当于生态话语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才真正进入到世界范围的公共文化领域，形成今天这样的压倒性优势更是在一九九七年《京都议定书》之后的世纪之交。特别是近年来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包括最近的巴黎等地所召开的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国会议中，与会各国就全球生态保护问题的市井集市般的讨价还价后所产生的尖锐分歧，更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焦虑。
　　《三体》小说本身能在今天再次成为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如此程度的关注，就在于它所依托的生态话语资源。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中，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已上升为具有某种“神性”的存在，人类在自然、宇宙面前则已经沦为“自然法”意义的“原初”生命。这的确颇有些颠覆性效果，新自由主义话语所改写、收编的生态话语的实质，是将启蒙时代完成的由人取代上帝作为世界的中心，逐渐置换为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为中心，也就是《三体》中所谓的“死神永生”，人类作为和虫子一样的“原初”生命，必须在这场“自然法”“自然神性”的轮回中摒弃人性的弱点完成自我进化。这就是目前几近全球通行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的逻辑和规则，《三体》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更像是星际版的《饥饿游戏》？
　　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三体》的文学性和文学史意义，只是要进一步昭示它并没有为我们开创出一个曾经让大多数人都真诚相信的不一样的未来。小说二元对立的起点其实并不成立，不仅仅爱因斯坦曾经遭受过没比叶启泰好到哪儿去的人生遭遇，中国政府代表团其实也出席了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甚至还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插进了现在也被奉为《圣经》的《人类环境宣言》的第三条：“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历史确实是如此的吊诡，包括科幻在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似已经走到了赛博技术、生物技术革命的历史临界的前夜，但我们是如此事实性地深置在八十年代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占据了统治性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认知结构中，历史纵深感被前所未有地抹平。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对《三体》的讨论其实远远没有充分展开，它很有可能并不是一本能被视作面向未来的文学名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冷战年代作为战略应用文学存在的话语体系和资源，在新世纪的后冷战年代的一个同人写作意义上的当代回响。在今天，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可能都在被新自由主义的生态话语所严丝合缝地包裹，只能被拘禁于这种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的穹顶之下。毕竟对当下大众文化的中产阶级趣味主体来说，包括《三体》在内的科幻作品中的生态灾难所导致的逃亡，不过是对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全球通货紧缩的经济危机周期中，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曾经的日常生活的恐惧感的真切投射。毕竟，对于这些被认定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的群体来说，想象地球乃至《三体》中的太阳系的毁灭，远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更遑论对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以来所伴生的现代主义审美范式的反思，显然绝无可能。
　　综上，在今天，科幻是否还可能？何以可能？抑或，人类该如何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答案依然飘荡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