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春花:共识稀缺的时代,为什么要提“价值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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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对于非数字原生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陈春花:数字化的过程对于传统企业或者非数字原生的企业来讲,挑战会非常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业务逻辑。之前的业务逻辑其实是按照传统的行业逻辑走,数字化来了之后,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跨界颠覆”,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运行的规则都变了,所以我常常跟企业讲,在数字化之下,其实没办法简单地用竞争的逻辑去做战略,你可能要讨论“共生”的逻辑,因为你不知道对手是谁了,常常有跨界的人进来。
  第二是管理模式。原来的管理模式可能是我们遵循的各种体系和制度,我们称之为“管理经验”。数字化时代对企业应对变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企业可以独立创造价值,于是就涉及相关者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
  第三个变化也是最大的变化,是个体。在数字化时代,你会发现人也变了,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将来可能在组织体系当中,你还要跟机器人去合作,特别是产业中,跟机器人合作的可能性会更大。
  CBR:具体的管理方式会发生哪些变化?
  陈春花:我们以前管理比较容易,其实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上面的人拥有信息多,下面的人拥有信息少,上面的人拥有决策信息,下面的人拥有执行信息,其实是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数字化来了之后,主要的一个承载体是信息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讨论数字化。
  对组织来说,真正的挑战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管理的方式上来讲,你可能要从以确定权威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化为“必须建立伙伴关系”的管理方式。我们以前可能说,你不管怎么样都得听我的。为什么?是因为我拥有决策信息,你不听我的就肯定倒霉,现在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甚至你希望封闭这个信息渠道都不太可能,所以威权管理失效了,必须是伙伴关系,大家才可能共同贡献。
  第二,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没有办法形成共识。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多元不难,难的是共识。管理的核心是要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就没有办法共同达成目标,共识要通过沟通去做,必须在组织内形成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方式。
  第三,要充分提供交流的平台。我记得自己做总裁的时候,有新入职的年轻人问,“我们怎样才能跟你直接对话”。作为一个七八万人的公司,一次招进来的新员工就有2 000多人,这样的直接对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不设立沟通的平台,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就吸引不了他。
  CBR:组织应该如何朝着一个更加有意识的方向进行进化?组织没有办法“自进化”,是不是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春花:在组织的体系中有两个概念,一个叫“自组织”,另外一个叫“他組织”。
  “他组织”靠外力变得有序,“自组织”不靠外力就能够应对各种变化,变得有序。身体就是典型的自组织,擦伤割破了会自动痊愈。
  为什么在数字化时代要强调“自组织”这个概念?
  在工业时代,组织的状态基本上是“他组织”。数字化时代,数据本身形成一个非常开放的共享的流动,通过数据共享很容易形成有价值的闭环,这个有价值的闭环,我们就称为“自组织”的状态。
  “自组织”的概念往前推一步,就是“自进化”。“自组织”是不讨论外力,自己就可以形成价值闭环。但实际上外部环境不断在变,所有的组织都在无限连接当中,如果你想跟上这个变化,就必须要“进化”,所以“自组织”“自进化”两个词是这么来的。
  如果“自进化”不够,转型就会出问题。因为转型的过程很重要的是要把过去的经验、过去成功的东西有目的地放弃掉,这个过程如果你没有能力自己去做计划,而是在纠结,实际上就是等于不肯转型。全部人一起扶持做新东西的人,让他长好,让他成功,这才是真的转。
  CBR:数字化有一个趋势是管理的扁平化,互联网公司以前试点推行扁平化管理,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会有科层制的倾向。数字化浪潮中科层制最终会被消解,还是会和扁平化管理共生?
  陈春花:组织管理或者组织结构设计跟业务特征相关,而不是跟数字化相关。你业务的属性是什么样子的,就选什么样的结构。
  科层制最大的特征是能够实现稳定性,保证效率,如果你想要规模实现线性的快速增长,科层制是很好用的。平台化的特征是灵活性,如果你想要创新,平台化就很好。
  科层制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理论,福特公司把它用得最好。因为有了大规模的生产才有了科层制,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大企业几乎都是科层制,因为企业越大,越要求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企业做大了之后又回到科层制,开始分层,到一个程度就发现,层级固化之后就僵化,然后又得拆,所以一定是动态调整的过程,我个人认为科层制和平台化还是共存关系,而不是“有你没我”。
  今天的难点在于组织本身要求相对稳定,外部环境要求你必须动态,管理的难题就在于要在动态和稳定当中找平衡,提出“价值共生”就是这个原因。
  CBR:中小企业在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时候,会因为投入成本高,结果不确定,想转而不敢转,怎么办?
  陈春花:今天再讨论这个话题,我认为比之前要相对容易一点。
  首先,所有的数字企业都希望赋能,都在从消费端向产业端转,产业端中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工具方法成本会降下来。
  第二,数字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连接”,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觉得应该还是利用组织外部的力量来做数字化转型,也就是通过连接产业伙伴或者数字企业,共同完成数字化转型。
  第三,所有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当中,首先还是做业务转型。业务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相对可以把握的,因为你更熟悉你的顾客,知道怎么通过给顾客创造价值来预估或者界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只有被业务检验之后是有价值的,投入才不会是一种浪费。   CBR:为了应对外部快速的变化,大型企业怎么提升组织的敏捷性?
  陈春花:我们在讲大型企业敏捷性的时候,其实都是特别慎重的,原因就是大型企业有几个很特殊的地方:第一,大型企业非常强调风险控制;第二,因为大型企业对产业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要求它特別自律和审慎;第三,大型企业本身已经拥有非常成熟的体系,我们对它的稳健是有期待的。
  尽管有这些前提条件,今天的大企业必须敏捷,这是时代所需。
  大型企业的敏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看业务,你的业务是否能够应对外部的变化,具有持续竞争力。
  第二,敏捷性某种程度上靠工具实现。比如,当你的信息共享平台是非常充分的,决策和协同的敏捷性就会被展示出来。我认为大型企业是有能力构建工具,投放平台的。
  第三,建立敏捷型组织很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好的绩效文化。我们一直很羡慕华为的高效率、执行力,其实是因为华为非常推崇合作,它对于“你对别人产生贡献”这件事情看得比“你个人取得绩效”更重。
  最后一个可能挑战比较大,大型企业在做组织敏捷性的时候,可能真的要通过内部市场化。
  CBR:数字化管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让管理变得缺乏一点温度,比如有些公司对于员工上厕所的时间都会精准地计算,如何兼顾数字化手段的效率和温度?
  陈春花:从组织的角度来讲,一定是绩效导向,没有绩效的组织一定活不下去。在组织里面,只有“角色”没有“人”,如果你把自己看得特别重,最后会发现组织没有把你看得那么重,你得胜任一个角色才变得重要。
  在组织管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是组织除了实现绩效目标之外,必须兼顾人的意义。
  按照传统的组织管理理念,是没有“兼顾人的意义”这句话的,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变化太快,竞争变得前所未有的残酷和复杂,人被裹挟在竞争中,容易感到无力,信息过载又加剧了人内心的不安。
  在组织和个体当中,我认为组织的主动性更大,组织中的管理者决定每个人的绩效,而作为一个组织成员的个体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主动权。
  我想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作为组织的管理者,你一定要有“兼顾人的价值取向”,如果你只关心组织的成长、组织的目标,我至少认为它不符合我所倡导的组织管理理念。
  第二,作为组织本身,也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是组织的成长到底是用规模效益来评价,还是用“让社会变得美好”“让员工也变得美好”来评价。
  过去在评价一个组织的时候,只凭效益、给股东的回报、盈利、在市场中的地位这些依据,但是今天我们在评价组织的时候,还要增加其他维度,比如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愿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我希望更多企业能够不只“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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