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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石概说
肇始于西汉、隆兴于东汉的画像石艺术是我们祖先智慧神思在艺术天地里的自由驰奔，它取石为纸，以刀代笔，突破了商周青铜器上以几何图案为主的表现形式，不追求对自然一味的摹仿，不斤斤于细微末节之刻划，强调神韵，突出整体的形似和动势，或繁密，或疏简，或古朴，或流动，是中华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对艺术在写意与写实上自由纯熟的驾驭。其内容上，既有西王母、雷公、仙人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又有牛耕、乐舞、出行等日常生活的真實刻画。创作手法上，既有规矩整齐的几何装饰，更多夸张多变的线条造型，不但为美术史家所倾倒，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亦受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关注。
汉画像石是指汉代人修建墓葬、祠堂、门阙所用表面刻有画像的建筑石材。汉画像石有四大分布中心，即山东苏北区、河南南阳区、四川重庆区、陕北晋西北区。其中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数量最多，而且以风格粗犷、图像多衬以或横或竖的底纹凿纹见称，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南阳汉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晚期，大兴于东汉早、中期，东汉末年衰落后便一下尘封了近两千年，直到100年前，都还不为人知晓。
南阳汉画像石的早期发现与收藏
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董作宾（1895-1963年）放假回到家乡南阳，发现路旁乡人蹲坐的大石块上刻有人物、动物图案，遂在附近寻找。他惊奇地发现河边的捶衣石、民宅的基石、路面铺的石头上，都有一些类似的“雕画”。经过认真的考证，他认定这是汉代的遗物。在这以前，人们只知道山东有汉画像石，没有人知道南阳也有汉画像石。尽管当时董作宾还不知道散落于南阳各地的这些石头出自何处，有什么用途，但他的发现已使沉睡近两千年的南阳汉画像石开始浮出水面。
1927-1928年，南阳籍著名教育家、方志学家张中孚奉命回宛赈灾，偶然发现一些荒桥房基所用的石头上有画像雕刻，与山东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很相似，于是他“访拓宛境金石于荒桥古寺中，得画像数石”， “重往寻访，又得数石”（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序》）。就这样，他累计寻访到40块汉画像石。赈灾任务完成后，他带着40幅汉画拓片回到当时的省会开封。河南省博物馆关百益据此编成《南阳汉画像集》一书，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南阳汉画像集》是介绍南阳汉画像石的第一本图集，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著名学者如鲁迅、滕固等人也开始着手搜集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然而，在发现、收集和整理研究过程中，寻访最勤、著述最多、收藏拓片数量最多的，却推孙文青先生。
孙文青（1896-1986年），河南省社旗县大冯营乡人。他1916年考入省立五中，1921年入北京师大，1925年毕业后到河南南阳县执教。1933年夏秋之际，调往位居省会开封的河南省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1931年夏，南阳的白河水泛滥，白河西岸的丁凤店（草店）露出古墓一厘。1932年春，适在南阳省立五中执教的孙文青购得汉画像石拓本20种，多为关百益编《南阳汉画像集》所未录者，于是他开始在附近四处寻访。1932年秋，他得知草店汉墓情况后，邀请物理教师吴子千前来照像，并由美术教师郑容重进行测绘，对草店汉画像石墓进行了发掘。共得画像石27块，画像拓本44幅（画像石有的是单面画、有的是三面画），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发掘汉画像石墓。孙先生将草店的发掘情况撰为《南阳草店汉墓画像记》，于1933年10月6日发表在《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上，这是第一篇对南阳汉画像石进行介绍的文章。同年，他又嘱拓工友人张禹九、王洗真、蔡一木等广为搜拓，“直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前后，除却重复，共得一百四十五幅”，“余石虽众，然已窘于资矣”，遂即编成《南阳汉画像汇存》。四年后，经李小缘和著名学者商承祚襄助，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39年，抗日烽火正烈，孙文青已南下任南阳县志馆副馆长，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又不辞劳苦奔波于南阳的城关乡里，寻访到散存汉画像石的街、巷、村65处，画像石700余块，续编出《南阳汉画像汇存》第二、三、四集初稿。1942年，孙文青结识了驻扎南阳的143师黄松樵师长。黄师长鼎力支持孙文青汇集画像石的工作，将所部修建工事、公路所得画像石悉数交给孙文青，孙文青据此又编成《南阳汉画像汇存》第五集初稿。1944年，孙文青竭力筹措资金，印行了《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
1933年， 已经成为甲骨学名家的董作宾重回家乡。在南阳城北门外，他发现四块画像石在野外任凭风雨剥蚀，有的画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他组织人力，把画像石运到南阳民众教育馆保存，随后，孙文青等人也把所发现的汉画像石中能搬迁的移入民众教育馆集中保护。1935年双十节，在当时河南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南阳县长罗震（1949年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的支持下，汇集了118块汉画像石的南阳汉画馆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汉画馆。
施蛰存与北山楼藏拓
因为文学，我最初获知“施蛰存”这个名字是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他被以“洋场恶少”之名赫然列入鲁迅长长的骂人名单里，名单上的其他名流还有“刽子手”胡适、 “乏走狗”梁实秋等等。20世纪50年代，在鲁迅一步步被供上神坛（这也许是鲁迅本人始料不及的）的同时，施蛰存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被贬往图书馆数据室，而后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 “文革”期间处境更是困难，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自搭一间小板屋生活，随之也自然消失于公众视野。所以，虽然现代作家中少有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愚陋如我者还只是在30年前历史的巨手拂去了大师身上厚厚的尘垢后，才知晓了足为20世纪海派文化“标志性建筑”的施蛰存先生的大名。朱大可先生曾经慨叹施蛰存的名字隐藏着一个智者的生命密码，那就是“蛰”而“存”之。在文化的深冬，特别是他被打成右派后，他逆来顺受，卖掉藏书，重拾碑帖收藏爱好（先生收藏碑帖始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搜罗碑帖。彼时，碑帖作为“四旧”，正被一般人弃若敝履。上海朵云轩是南方碑帖交易的重镇，早期先生几乎每周必去那里看碑买帖，于此买到了大量名家旧藏碑帖，小小的亭子间（北山楼）最后已经迭床架屋，塞满了各种碑帖2300余份。也许只有落满灰尘的“黑老虎”对他不离不弃，能让他暂时忘记命运的不公与磨难。他默默遁入小楼，暗自开启了古代碑刻研究之窗，连续写出了《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1961-1962年）、《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1 963年）、 《云间碑录》《金石遗闻》（ 1964年）等宏著。施蛰存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虽不能“大济苍生”，却做到了“独善其身”。凭借他的过人才华，在被迫放弃早已让他名满天下的文学创作后，终在碑刻园地别张一军，并在“文革”坚冰消解后，立刻向社会奉献出累累硕果。也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护佑，施蛰存先生更得金石之寿，2003年方以99岁高龄谢世。 2007年，上海嘉泰曾经拍卖一批施蛰存藏拓，从上海图书馆碑帖专家仲威等初步整理的《北山楼珍藏碑帖总目》看，这一部分施蛰存旧藏共有1 248种。2006年12月拍卖前夕，在崔尔平先生的提示和引导下，我挑选了其中一些精品细细鉴赏，虽仅得窥豹之一斑，但深感北山樓藏拓实为一个体系完备的碑帖收藏。
首先北山楼藏拓种类齐全。
其一是时代齐全，上自秦汉，下迄元明，历代碑刻名迹无所不备。汉碑尤全，许多尚为早期佳本，如《张迁碑》《西狭颂》等。许多碑刻地处悬远，拓本传世稀少，如唐《阙特勤碑》，拓本高260厘米，宽102厘米。 “阙”是人名，“特勤”为突厥贵族子弟称号。阙特勤是唐玄宗时期突厥毗伽可汗之弟。碑为公元732年毗伽可汗为纪念其亡弟阙特勤的功勋而立。正文60行，分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汉文为唐玄宗御书，突厥文则由阙特勤之侄也里特勤撰写。该碑是研究突厥历史和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唐与突厥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此碑1889年为俄国雅德林采夫为首的蒙古考古队发现。清宣统年间，清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大臣三多拓印此碑200份，分赠友好，并著长篇跋文发表，从此，深藏于草原的突厥名碑渐为世人知晓。
其二是门类齐全。举凡刻石（如东汉摩崖《石门颂》）、碑（如东汉《樊敏碑》）、刻经（如唐代《开成石经》）、造像碑（如北魏《冯神育造像碑》）、墓志（如隋代《苏慈墓志》）、塔铭（如唐代《比丘尼广惠塔铭》）、经幢、造像记（如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画像石、经版、买地券及镇墓券、建筑附属零散刻石及其他杂刻等，无所不有。
其三是专藏齐全。古代碑刻有一些很有名的集中地，如山东曲阜济宁的汉碑、陕西汉中汉魏十三品、礼泉昭陵的初唐碑刻、西安碑林的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北魏墓志、耀县药王山北朝造像碑、河南洛阳龙门二十品、新安千唐志斋唐墓志等等，北山楼于此无不重点汇集。
第二，北山楼藏拓多系旧拓，有些拓本还有端方、陆增祥、于右任、萧退庵、俞宗海、周退密等名家钤印或题跋。
第三，北山楼藏拓整理极具学术性。作为底蕴深厚的文化学者，施蛰存从学术的角度汇集、整理藏品，在多数碑帖上，都有他本人一丝不苟的题签、题记和钤印，还有关于藏地、出土资料的题识，以备日后查考。果然，先生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遂默默反刍，以这些碑帖为资料，发微探幽，写出了诸多碑帖与史籍参正的学术著作，这更是绝大多数碑帖收藏家不能望其项背的。而这些由北山楼藏拓直接催生的碑刻专著又极大地丰富了这批碑帖的学术内涵。
北山楼藏南阳汉画像石拓本
2018年6月24日，继12年前上海嘉泰拍卖之后，上海博古斋再次拍卖“北山楼藏碑帖”202件（套）。其中一套18张“东汉南阳画像石”为余竞得。这套画像石拓本为民国旧拓，当为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购于朵云轩。先生在《羽人饲龙画像石拓本》中题记： “余得南阳汉画像石拓本凡十八幅，其十一幅以见于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未见著录此七幅……”其实先生秉持旧时碑帖收藏传统，特别注重历代有文字的碑刻拓本，先生自诩： “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历代碑刻文字图鉴·序》），但先生对碑刻中的特殊门类汉画像石似乎并不太熟悉。先生所谓未见《南阳汉画像汇存》著录的七幅画像石拓本，其实不是南阳汉画，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山东长清的东汉孝堂山石祠画像拓本。其他十一幅才是南阳汉画像石拓本。验以纸墨，这批南阳汉画像石拓本当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拓。1972年盛夏，先生蜗居于狭小闷热的北山楼，参阅《南阳汉画像汇存》，将每张拓本的原石出土地、图像内容、著录于《南阳汉画像汇存》第几页，一一记下。还分别钤有北山楼文厉、施舍所得、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砖瓦文、吴兴施舍考藏等收藏印，这些印章分别出自韩登安、高式熊、卢辉伦、陈巨来等篆刻名家之手。
金石拓本收藏首重碑帖时代，另外，是否为名家旧藏、是否有名家钤印题跋也同样重要。这批碑帖属南阳汉画像石早期拓本，为文化大家施蛰存旧藏，先生曾经认真题跋钤印，弥足珍贵。
肇始于西汉、隆兴于东汉的画像石艺术是我们祖先智慧神思在艺术天地里的自由驰奔，它取石为纸，以刀代笔，突破了商周青铜器上以几何图案为主的表现形式，不追求对自然一味的摹仿，不斤斤于细微末节之刻划，强调神韵，突出整体的形似和动势，或繁密，或疏简，或古朴，或流动，是中华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对艺术在写意与写实上自由纯熟的驾驭。其内容上，既有西王母、雷公、仙人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又有牛耕、乐舞、出行等日常生活的真實刻画。创作手法上，既有规矩整齐的几何装饰，更多夸张多变的线条造型，不但为美术史家所倾倒，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亦受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的关注。
汉画像石是指汉代人修建墓葬、祠堂、门阙所用表面刻有画像的建筑石材。汉画像石有四大分布中心，即山东苏北区、河南南阳区、四川重庆区、陕北晋西北区。其中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数量最多，而且以风格粗犷、图像多衬以或横或竖的底纹凿纹见称，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南阳汉画像石出现于西汉晚期，大兴于东汉早、中期，东汉末年衰落后便一下尘封了近两千年，直到100年前，都还不为人知晓。
南阳汉画像石的早期发现与收藏
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董作宾（1895-1963年）放假回到家乡南阳，发现路旁乡人蹲坐的大石块上刻有人物、动物图案，遂在附近寻找。他惊奇地发现河边的捶衣石、民宅的基石、路面铺的石头上，都有一些类似的“雕画”。经过认真的考证，他认定这是汉代的遗物。在这以前，人们只知道山东有汉画像石，没有人知道南阳也有汉画像石。尽管当时董作宾还不知道散落于南阳各地的这些石头出自何处，有什么用途，但他的发现已使沉睡近两千年的南阳汉画像石开始浮出水面。
1927-1928年，南阳籍著名教育家、方志学家张中孚奉命回宛赈灾，偶然发现一些荒桥房基所用的石头上有画像雕刻，与山东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很相似，于是他“访拓宛境金石于荒桥古寺中，得画像数石”， “重往寻访，又得数石”（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序》）。就这样，他累计寻访到40块汉画像石。赈灾任务完成后，他带着40幅汉画拓片回到当时的省会开封。河南省博物馆关百益据此编成《南阳汉画像集》一书，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南阳汉画像集》是介绍南阳汉画像石的第一本图集，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著名学者如鲁迅、滕固等人也开始着手搜集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然而，在发现、收集和整理研究过程中，寻访最勤、著述最多、收藏拓片数量最多的，却推孙文青先生。
孙文青（1896-1986年），河南省社旗县大冯营乡人。他1916年考入省立五中，1921年入北京师大，1925年毕业后到河南南阳县执教。1933年夏秋之际，调往位居省会开封的河南省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1931年夏，南阳的白河水泛滥，白河西岸的丁凤店（草店）露出古墓一厘。1932年春，适在南阳省立五中执教的孙文青购得汉画像石拓本20种，多为关百益编《南阳汉画像集》所未录者，于是他开始在附近四处寻访。1932年秋，他得知草店汉墓情况后，邀请物理教师吴子千前来照像，并由美术教师郑容重进行测绘，对草店汉画像石墓进行了发掘。共得画像石27块，画像拓本44幅（画像石有的是单面画、有的是三面画），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发掘汉画像石墓。孙先生将草店的发掘情况撰为《南阳草店汉墓画像记》，于1933年10月6日发表在《国闻周报》第10卷第41期上，这是第一篇对南阳汉画像石进行介绍的文章。同年，他又嘱拓工友人张禹九、王洗真、蔡一木等广为搜拓，“直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前后，除却重复，共得一百四十五幅”，“余石虽众，然已窘于资矣”，遂即编成《南阳汉画像汇存》。四年后，经李小缘和著名学者商承祚襄助，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1939年，抗日烽火正烈，孙文青已南下任南阳县志馆副馆长，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又不辞劳苦奔波于南阳的城关乡里，寻访到散存汉画像石的街、巷、村65处，画像石700余块，续编出《南阳汉画像汇存》第二、三、四集初稿。1942年，孙文青结识了驻扎南阳的143师黄松樵师长。黄师长鼎力支持孙文青汇集画像石的工作，将所部修建工事、公路所得画像石悉数交给孙文青，孙文青据此又编成《南阳汉画像汇存》第五集初稿。1944年，孙文青竭力筹措资金，印行了《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
1933年， 已经成为甲骨学名家的董作宾重回家乡。在南阳城北门外，他发现四块画像石在野外任凭风雨剥蚀，有的画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他组织人力，把画像石运到南阳民众教育馆保存，随后，孙文青等人也把所发现的汉画像石中能搬迁的移入民众教育馆集中保护。1935年双十节，在当时河南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南阳县长罗震（1949年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的支持下，汇集了118块汉画像石的南阳汉画馆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汉画馆。
施蛰存与北山楼藏拓
因为文学，我最初获知“施蛰存”这个名字是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他被以“洋场恶少”之名赫然列入鲁迅长长的骂人名单里，名单上的其他名流还有“刽子手”胡适、 “乏走狗”梁实秋等等。20世纪50年代，在鲁迅一步步被供上神坛（这也许是鲁迅本人始料不及的）的同时，施蛰存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被贬往图书馆数据室，而后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 “文革”期间处境更是困难，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自搭一间小板屋生活，随之也自然消失于公众视野。所以，虽然现代作家中少有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愚陋如我者还只是在30年前历史的巨手拂去了大师身上厚厚的尘垢后，才知晓了足为20世纪海派文化“标志性建筑”的施蛰存先生的大名。朱大可先生曾经慨叹施蛰存的名字隐藏着一个智者的生命密码，那就是“蛰”而“存”之。在文化的深冬，特别是他被打成右派后，他逆来顺受，卖掉藏书，重拾碑帖收藏爱好（先生收藏碑帖始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搜罗碑帖。彼时，碑帖作为“四旧”，正被一般人弃若敝履。上海朵云轩是南方碑帖交易的重镇，早期先生几乎每周必去那里看碑买帖，于此买到了大量名家旧藏碑帖，小小的亭子间（北山楼）最后已经迭床架屋，塞满了各种碑帖2300余份。也许只有落满灰尘的“黑老虎”对他不离不弃，能让他暂时忘记命运的不公与磨难。他默默遁入小楼，暗自开启了古代碑刻研究之窗，连续写出了《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1961-1962年）、《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1 963年）、 《云间碑录》《金石遗闻》（ 1964年）等宏著。施蛰存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虽不能“大济苍生”，却做到了“独善其身”。凭借他的过人才华，在被迫放弃早已让他名满天下的文学创作后，终在碑刻园地别张一军，并在“文革”坚冰消解后，立刻向社会奉献出累累硕果。也许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护佑，施蛰存先生更得金石之寿，2003年方以99岁高龄谢世。 2007年，上海嘉泰曾经拍卖一批施蛰存藏拓，从上海图书馆碑帖专家仲威等初步整理的《北山楼珍藏碑帖总目》看，这一部分施蛰存旧藏共有1 248种。2006年12月拍卖前夕，在崔尔平先生的提示和引导下，我挑选了其中一些精品细细鉴赏，虽仅得窥豹之一斑，但深感北山樓藏拓实为一个体系完备的碑帖收藏。
首先北山楼藏拓种类齐全。
其一是时代齐全，上自秦汉，下迄元明，历代碑刻名迹无所不备。汉碑尤全，许多尚为早期佳本，如《张迁碑》《西狭颂》等。许多碑刻地处悬远，拓本传世稀少，如唐《阙特勤碑》，拓本高260厘米，宽102厘米。 “阙”是人名，“特勤”为突厥贵族子弟称号。阙特勤是唐玄宗时期突厥毗伽可汗之弟。碑为公元732年毗伽可汗为纪念其亡弟阙特勤的功勋而立。正文60行，分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汉文为唐玄宗御书，突厥文则由阙特勤之侄也里特勤撰写。该碑是研究突厥历史和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唐与突厥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此碑1889年为俄国雅德林采夫为首的蒙古考古队发现。清宣统年间，清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大臣三多拓印此碑200份，分赠友好，并著长篇跋文发表，从此，深藏于草原的突厥名碑渐为世人知晓。
其二是门类齐全。举凡刻石（如东汉摩崖《石门颂》）、碑（如东汉《樊敏碑》）、刻经（如唐代《开成石经》）、造像碑（如北魏《冯神育造像碑》）、墓志（如隋代《苏慈墓志》）、塔铭（如唐代《比丘尼广惠塔铭》）、经幢、造像记（如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画像石、经版、买地券及镇墓券、建筑附属零散刻石及其他杂刻等，无所不有。
其三是专藏齐全。古代碑刻有一些很有名的集中地，如山东曲阜济宁的汉碑、陕西汉中汉魏十三品、礼泉昭陵的初唐碑刻、西安碑林的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北魏墓志、耀县药王山北朝造像碑、河南洛阳龙门二十品、新安千唐志斋唐墓志等等，北山楼于此无不重点汇集。
第二，北山楼藏拓多系旧拓，有些拓本还有端方、陆增祥、于右任、萧退庵、俞宗海、周退密等名家钤印或题跋。
第三，北山楼藏拓整理极具学术性。作为底蕴深厚的文化学者，施蛰存从学术的角度汇集、整理藏品，在多数碑帖上，都有他本人一丝不苟的题签、题记和钤印，还有关于藏地、出土资料的题识，以备日后查考。果然，先生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遂默默反刍，以这些碑帖为资料，发微探幽，写出了诸多碑帖与史籍参正的学术著作，这更是绝大多数碑帖收藏家不能望其项背的。而这些由北山楼藏拓直接催生的碑刻专著又极大地丰富了这批碑帖的学术内涵。
北山楼藏南阳汉画像石拓本
2018年6月24日，继12年前上海嘉泰拍卖之后，上海博古斋再次拍卖“北山楼藏碑帖”202件（套）。其中一套18张“东汉南阳画像石”为余竞得。这套画像石拓本为民国旧拓，当为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购于朵云轩。先生在《羽人饲龙画像石拓本》中题记： “余得南阳汉画像石拓本凡十八幅，其十一幅以见于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未见著录此七幅……”其实先生秉持旧时碑帖收藏传统，特别注重历代有文字的碑刻拓本，先生自诩： “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历代碑刻文字图鉴·序》），但先生对碑刻中的特殊门类汉画像石似乎并不太熟悉。先生所谓未见《南阳汉画像汇存》著录的七幅画像石拓本，其实不是南阳汉画，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山东长清的东汉孝堂山石祠画像拓本。其他十一幅才是南阳汉画像石拓本。验以纸墨，这批南阳汉画像石拓本当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拓。1972年盛夏，先生蜗居于狭小闷热的北山楼，参阅《南阳汉画像汇存》，将每张拓本的原石出土地、图像内容、著录于《南阳汉画像汇存》第几页，一一记下。还分别钤有北山楼文厉、施舍所得、吴兴施舍所得古金石砖瓦文、吴兴施舍考藏等收藏印，这些印章分别出自韩登安、高式熊、卢辉伦、陈巨来等篆刻名家之手。
金石拓本收藏首重碑帖时代，另外，是否为名家旧藏、是否有名家钤印题跋也同样重要。这批碑帖属南阳汉画像石早期拓本，为文化大家施蛰存旧藏，先生曾经认真题跋钤印，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