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从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到河南 “佘祥林案”—河南柘城 “赵作海案”，无疑都是刑讯逼供唱了主角，每次这样的冤案出现，都能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引发热烈的讨论，把司法机关推到风口浪尖上。2012年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介绍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主要原因。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对禁止刑讯逼供做出了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比较笼统，也没有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流于形式，失去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尽管我们一直呼吁文明执法，严禁刑讯逼供，但是效果不明显，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这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之所以总是出现刑讯逼供其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外界对讯问情况无从知晓。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公正、公开来规范权力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追诉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原则，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我国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现行的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在场权”。
　　二、权力制衡：侦查权的有效控制
　　（一）引进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程序法治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
　　目前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追其诉讼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只存在着追诉方单方权力的运用，只有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赤裸裸的追诉关系，缺乏一个超然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对追诉方的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缺乏切实保障，使得侦查权的运用失去了必要的司法控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防止侦控方权力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在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审前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中立的司法机构提前引入侦查程序，以司法权控制侦查权，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异质监督。一方面，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批准及适用应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打破目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取均由警检机关垄断的局面，防止侦控权的过度膨胀。同时，应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通过专门的听证程序增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羁押。羁押减少了，刑讯逼供就失去了赖以发生的环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不公正的羁押申请事后的司法救济。如对没有证据进行逮捕的或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均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一经查实即应撤销先前不正当的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内部监督的无力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且经过严格的审批，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但就如何录音、录像没有详细规定，还有待于做进一步规定。笔者认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