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我党高举抗战大旗，深明正义，主动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日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全军下辖三个师，编制为四万五千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奔赴华北地区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7月下旬，为加强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通向延安的交通线，保证各部队在抗日前方所需的粮草、服装、医药、枪支弹药等的供应，第十八集团军在垣曲县黄河渡口北沿的关家村设立了“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办事处”，该兵站属团级建制。随后又在河南西北部、北濒黄河的渑池，山西的垣曲、高平、晋城、阳城、陵川、平顺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兵站，共计主要有十八个兵站，这些皆隶属于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后勤部领导。其划定的主要红色交通线路为：八路军总部当时驻地左权县的麻田镇，经平顺的福头，陵川的礼义，高平的宰李，晋城的东沟，阳城的坪头、莲花、次滩，垣曲的同善和垣曲兵站办事处，南渡黄河再到河南西北的渑池，经陇海铁路到西安，再由三原、宜君、鄜县（今富县）北上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绵延近千里。

　　阳城县位于山西省东南端，地处太岳山脉东支，中条山东北，太行山以西，沁河中游的西岸，抗战时期属太岳四专署抗日政府领导。在阳城县境内，当时选择了便于东西往来、防守隐蔽、群众基础好的坪头、次滩、莲花等地建立兵站，再加上1938年3月下旬建立的阳城县第一农村党支部承办的地下“红色交通站”，即“索泉岭红色交通站”，在阳城县城西南形成了一个以“传递情报、发送文件、侦察敌情、转移伤员、组织运送军用物资、护送党的高级干部安全过境”的地下红色联络站。每个兵站一般由八路军总部和地方武装抽派人员组成，有数十人组成，并设有站长一名，编制为营级。
　　八路军坪头兵站，位于阳城县凤城镇坪头村。1938年3月，以阳城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坪头兵站作为八路军“十八兵站”之一，成为东经晋城、陵川连接太行，西入垣曲通河南洛阳、渑池连接西北、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要地。该兵站共占用民用房20多间，3个院落，共有各室工作人员20余人，喂养5匹马，设有站长一名，姓徐，人称“徐大个”，年龄四十多。该兵站主要的职责是收集当地军事情报，输送重要军需物资，接待来往于前方与后方的有关抗日干部和工作人员，护送来往于抗敌前线与战略后方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等。抗战期间的1938年至1940年间，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黄克诚等我党我军领导人从延安到武乡八路军总部，就多次途经坪头兵站，并作短暂停留，指导晋豫边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1940年2月间，朱总司令一行十多人，从八路军总部去延安途经阳城，曾到达坪头兵站，并派出我军代表南赴河南洛阳与卫立煌联络进行谈判，初步达成国共两军划界驻防的协议。
　　次滩兵站位于阳城县西南约50公里处的云蒙山麓，建于1938年8月，当时兵站共设置有警衙室、接待室、医疗室、物资仓库室等，占用民居院落4个，房舍30多间，有八路军干部战士数十人。当时兵站的具体工作：一是大力宣传积极进行抗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支援前线;二是搜集情報，传递党中央和八路军的重要文件及其信件;三是掩护和接送从延安到山西前线的来往干部及有关抗日人士;四是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抗日队伍，为前线输送兵员、转运物资及枪支弹药，并向后方转移伤病员等。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多次往返于这条交通线，路经这个兵站。同时李伯钊、魏巍、丁玲、吴伯萧、何云、陈克寒、林火，印度医生柯棣华等知名作家、记者、国际友人等也在这里作过短期的停留，经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到达山西的抗日前线。
　　1938年9月至1939年11月间，阳城县的莲花山也曾经建立过临时兵站，该兵站站长叫张立富，站上共配备了9个交通联络员。该兵站接西哄哄村临时兵站转送的任务，主要担负着党中央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传送文件、情报等工作。该站曾先后护送朱德、邓小平、王新亭、聂真等领导人过境。1939年11月国民党阎军孙楚部队在次营、董封岩山扎营，抽调两个营包围了莲花村八路军临时兵站，张立富站长立即带领全站战士分为三个小组迅速转移撤退，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安全撤离，避免了损失。
　　索泉岭村位于阳城县西南高地的小尖山脚下，距县城约四十公里，是阳城西南通往垣曲、河南的交通要道，由此可西出云蒙、历山，穿入中条腹地，可渡过黃河进入陕北，是控制阳城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3月下旬，县四区工委书记杨惠文、工作队员齐云根据阳城县工作委员会（即阳城县工委）指示，在此秘密发展中共地下党员13人，并创建了阳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以宣传抗日政策，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为主要任务。依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首先建立煎饼铺和茶水站等党的地下联络站。特别是“十二月事变”后，随着中条山战役的打响，党支部在县五区工委的指导下，又做大做强，秘密建立了“索泉岭村红色交通站”，组织了二十多名红色交通员，去东川，到同善，下邵源，以挑煤卖煤作掩护，为党接送情报。这个红色交通站的活动，成为东连县城坪头八路军兵站，西接云蒙山下次滩兵站的唯一要道。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动用他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新四军。阳城成为“十二月事变”的重灾区。1940年2、3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随之阳城坪头兵站被国民党83师袭击破坏，次滩兵站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袭扰，是年6月，这几个兵站先后撤离晋豫边区，由中条地委书记李哲人率队，从济源、晋城撤回到八路军总部武乡。
　　作为抗战时期阳城的这几个“红色兵站”，虽然从建立到撤离仅仅存在一年多时间，但在“唐支队”的保护下，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先后护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30多次，150多人，搜集日伪军事机密情报300多条，转送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信件千余份，转移和掩护伤员及抗日干部500余人，发动了一大批青年亲赴抗敌战场，为抗日前线转运输送了许多军用物资。可以说，在敌特活动频繁猖獗的中心地段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多次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