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也好，儒家美学也好，其核心概念都是儒家哲学所谓的“仁”，所以也可以说向明老师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个“诗仁”，就像说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一样。不管怎么说，向明先生的诗歌美学，包括他的诗歌风格，在我看来首先是围绕“仁”建立起来的。
　　读诗可以获得最直接的感受。读向明先生的诗，你会觉得像是在和一个蔼然长者、一个灵魂的朋友倾心交谈，会感到兴致盎然，如坐春风。同是语言的结晶，向明先生则更多以文化和人格力量取胜。这种文化和人格的力量是长期修持涵养的结果，它提请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延伸到文本之外，延伸到那些使一个诗人成为那个诗人的更广阔的背景因素。比如日常生活方式，做人的方式。陆游告诫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诗外功夫当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修持。儒家诗学倡导的温柔敦厚，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做人的尺度？
　　我们看隐地先生所写，回忆向明先生的文章，让人没法不感动，尤其是他对覃子豪先生和周梦蝶先生的那份情谊。这份情谊真当得起所谓“生死与共”。有几人能做到像向明先生那样，在覃子豪去世以后，年年都去坟上给他祭拜？我看了之后很感慨。不记得是沃尔科特还是布罗茨基说过，一个人如果想要改变语言方式，那么首先就要改变其生活方式，实际上讲的是写作与做人的同一性，讲诗是一种生命形式。人格分裂是现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但还有一个怎么对待这种分裂的问题。传统诗学要求诗格、人格的统一，理想的状态是所谓“德艺双馨”，这在今天几乎成了一种奢望，但我觉得向明先生还是给了我们这方面的信心。
　　向明先生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段没有出什么诗集，但是80年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出三本。当然不仅是量的问题，还有风格的变化，有这种变化背后的精酿过程和自我革新的雄心。确实，我读向明先生的诗，越往后越有杜甫所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感觉，也可以说越往后越是进入了一种自在的状态。比如《尽头》，比如《隔海捎来一只风筝》，等等。但不论风格如何变化，却也自有一种不变的追求贯穿其间。这种追求或许可以借孟子的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刚才向明先生谈到自己写作之初曾面临种种西方风潮的冲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派，到存在主义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我们也会注意到，向明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所有这些持某种审慎的态度。这种审慎是不是就意味着比较保守呢？不一定，要看具体的上下文，还要看怎么定义保守。从作品看向明先生的写作心态其实一直相当开放;然而，相对于那些把开放和盲目“跟风”混为一谈的人，说他有点保守也并无不可。那是一种“必要的保守”，当然也可以更积极一些，说“始终有所持守”。有所持守并非是说任何情况下都内心笃定，更不是说墨守陈规，拒绝变革，而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盲目跟风者那样，写些脚下无根，心中无数，不知所以，虚头巴脑以至装神弄鬼的东东，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落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底线之下。
　　必忠实于内心方可言天空，必信任自身生命的经验、精神的生长、想象的魔力、语言和沉默的能量方可言“充实”。至于怀疑、质询、探索未知，作为诗人那是题中应有之义。我记得91年读向明先生所赠诗集《水的回响》，开篇就是《生活六帖》，其第六帖写道：“天空以各种好看/与不好看的脸色/示意它的宽容与/涵广//痴心向往的/是树与人/树在拼命伸展仍够不到时/会放出鸟去探询”，最后他问的是，“那么你呢？人”。将这一节视为一个整体的动态情境，再加那一问，我觉得所谓“充实之谓美”，都在这里了。诗就是不断往返于我们心中的大地与天空之间的语言之鸟。
　　或许这样说仍不充分，那就再换个角度。充实相对于虚空，因此“充实之谓美”也离不开虚空。必基于不可忍受的虚空或亏缺，才会对充实之美有切实的体认。余光中先生说向明先生什么时候起手都言之有物，这话听起来很平常，其实能始终做到未必没有难度。特别是在今天，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诱惑面前，你要真能做到起手就言之有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萧萧在序中说向明先生从不追求意象和语言的绚丽，可谓知心之论：既然不追求这个东西，那么他就要更多依靠人生的历练，依靠炼沙成珠，有时甚至是病蚌成珠。诗和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诗歌意义上的“充实”，往往也意味着对“病”的揭示和疗治的尝试：时代之病、社会之病、生命个体之病;机理的、生理的，当然更多是心理的。这里又要说到儒家哲学或美学的核心概念“仁”。仁者，二人之间，人人之间也;落实到诗，就是心与心之间，又每每是寻求揭示和疗治疾患的心与心之间。前面曾说到读向明先生的诗总有一种与灵魂的朋友倾心交谈的感觉，而他本人的一句话或可作为补充，就是这种诗的交谈“总是要关乎痛痒，非痛即痒”。我们都熟悉痛和痒这两种感觉，包括杀痛止痒的快意和够不着时的焦虑空虚，生理上如此，就更不必说心灵上了。
　　当然，我还是倾向于在更广阔的意义上理解向明先生诗中的“言之有物”，或他对“充实之谓美”的追求。记得当时读《水的回响》，还有一首诗令我印象深刻，萧萧在这本诗集的序中也谈到了，那就是应该写于1980年代的《大地的歌》。大多诗人在诗艺趋于成熟的时候，会有一首“元诗”，即关于诗的诗，以此表达他对诗歌原理的独特领悟，而这种领悟往往也会构成他自己的诗歌“道统”。向明先生的《大地的歌》，在我看来也是一首元诗。 这是以大地自白的名义写的一首诗，实际上也是写的诗人自己;它也确实集中体现了向明先生那种大地般不忧不惧、坦坦荡荡的诗歌姿态，张力巨大，又特别诚实。诗歌好像不太特别要求诚实，但不如说诗歌要求的是一种特别的诚实，用爱尔兰伟大诗人西默斯·希尼的话说，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谎言，却能更深入地揭示真实。所以语言的创新，手法的变化等等，对诗人来说才那么重要，这和他对生命的诚实，对世界的诚实，恰好互为表里。所以庞德才说，技巧是对一个诗人真诚的考验。当然，诗的世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不同的语言技法，不同的风格，对应着不同的揭示真实的可能。向明先生的诗呈现的是最切实，换句话说，与我们日常生活关联最密切的某种可能。当然我们这样说时要当心。坦坦荡荡，不忧不惧，谁不忧不惧？勇者不惧，智者不忧，容易做到吗？另一方面，无论怎样坦坦荡荡，不忧不惧，在我们的上下文中还是要落实到诗。刚才向明先生也讲了，你要是在这方面没有起码的资质和才华，就谈不上这个东西，除非我们谈的是那些从不写诗，却活得像是一首诗的人。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依我之见，对他们最正确的态度是在心中深深地鞠躬致意。
　　向明先生从不在诗中玩“花活儿”，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在诗艺上精益求精。《馬尼拉湾的落日》是他被谈得很多的一首诗，这次收入本诗集时用了周梦蝶先生的手书版，后面的小跋很有意思。周先生征引了李商隐“端居绝句”中的一首，又引用了杨注，以突出“只有空床敌素秋”句中的“敌”字，再由杨注“险而稳”，引出自己的一番评价：“返观董兄此制，破空而来飒飒然，若天风海雨逼人，无一字不险，亦无一字不稳，真神品也！”我觉得周先生说得真好，而且意义远不限于此诗。如果说“稳”可以从风格的角度，更多理解成是某种儒者风范的话，那么“险”就更多实现了诗的要求。这首诗好就好在达成了稳和险之间的平衡。劈头那句“还来不及呼痛”险不险？说落日经“黄昏的钟响一催/便从滨海的那棵椰子树顶/跃入海天相割的那片锐利刀锋 ”险不险？“火辣的血/把整个马尼拉湾/煮得通红”险不险？都极险，然而又都极稳妥。周先生说“无一字不险，亦无一字不稳”当然是极而言之，但从诗境来说，确实也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包括进入的语言方式，包括核心象喻落日和砍椰子之间的这种连接，也包括并不在场，却被“来不及呼痛”卷入的项上人头。读这首诗的过程中我的脖子一直凉着呢——不开玩笑，那种来不及呼痛就被砍了头的事，在历史上，尤其在是我们的精神领域中，发生得难道还少吗？由此，修辞意义上的险和稳就溢出了诗境，而与我们的人生之境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说出的和没说出的，包括说不出的，在这种关联中彼此映证。周先生将这首诗归于“神品”，我亟表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