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平》充分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关于1953年的事，比较敏感，认识不一。最终没有写进去，留待后人评说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5天后，我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前去参加关于起草“梁漱溟生平”的讨论。被邀请到会的一共6人，其中有两位是早已认识的熟人：一位是《梁漱溟问答录》的作者、政协报的主编汪东林先生；另—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王守常先生。另外三位是全国政协的一位老干部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老师。我之所以被邀请，大约是因为一年前刚刚出版了我主编的《梁漱溟教育文集》，内中收录了我编撰的一篇4万字的《梁漱溟年谱》，这在当时可能是国内第一篇梁漱溟先生的年谱。
会议开始，统战部的一位领导说明了开会的意图，他说：梁漱溟是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同时又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在发布讣告，以及进行遗体告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简要的文字评介，如何写，不易把握，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两种截然不两的评价意见
我第一个发言。我说关于梁漱溟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但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有可能比较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对这一历史人物做出科学的评价。我说，就我个人几年来对梁漱溟先生的连续多次的追踪性访谈和研究，认为对他可以作如下的历史定位。
一、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大师级人物。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竖起了与五四锋芒相悖的“新儒学”的旗帜，表现了学术上的卓见与胆略。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该书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架构中加以讨论。通过中、西、印三种生活态度、三种人生路向、三种文化系统的考察后，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劲吹中国大地的时候，它既充分肯定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认为应“全盘承受”；又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学习，重新走自己的路。
以新儒学为哲学基础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使梁漱溟成为著名的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探索者、实践者。他企图以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进行社会改良运动来挽救数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从根本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自救。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
二、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
1927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杀害之后，他不避凶险特地从北京西郊赶往城内，安抚烈士家属，并操持装殓之事。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之后，他义愤填膺，勃然而起，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民主宪政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一如杰出的民主主义者鲁迅、邹韬奋、陶行知!
三、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朋友，而且是一位十分难得的诤友。
早年的梁漱溟同情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组织。他深信要“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关键在于“是社会的重心移植于乡村”。北伐战争期间，他走遍大江南北，考察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走向，探求救国方略。在思想上他完全否定了照搬西方宪政的模式，认为中国的立国之道，唯有“乡治”。他说，农村兴盛，整个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安定，整个社会才能安定。我们只能通过替农村寻求新的生命而找到中国全社会的新生命。“七七事变”爆发至抗战胜利后，曾两度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就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前途，向中共领导讨教。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以及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可能经过的几个阶段。对梁说，“这场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梁先生，以我们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精神振奋，“解开了郁积心中许久的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大疑团。”他们还讨论了诸如关于国共两党分裂、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共的奋斗目标与策略、大敌当前的团结御侮，以及胜利后的政治制度等问题。虽然双方认识不尽一致，但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说明了梁漱溟对中共与毛泽东的信任与敬重。
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工人与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发言，是其过去乡村建设一贯思想的反映，本意在呼吁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视，并无恶意。而当时对他过头的批判斗争，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开始出现偏差的表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团结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人的角度考虑，不可在这件事情上对他再予责难。更何况，尽管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在事后反省自己“意气用事、言语失控、狂妄自大、不顾主席面子”的失误，追悔不已。他在为我主编的《梁漱溟教育文集》所写的“著者序言”中也反思：“我一向意气承当，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为矫然不群，俯仰无愧，是病痛所在。”从中外历史上看，肯于肝胆相见、敢于直面相谏的人往往是最可信赖的忠实朋友。
“文革”时期，梁漱溟对“批孔、批周公”的抵制，再次展示了他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典”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此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这些可以看出来，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具有真情实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家。他一生从事人类基本问题的研究，怀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为探求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他面对是非，从不说违心话，不盲从，不随大流，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思想和卓绝的操守。与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梁漱溟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原则衡量，可能有许多并不一定科学的东西；他的乡村建设的理想与实践，虽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和合理的因素，但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这些都需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抗战胜利后’梁漱。溟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致力于争取国内和平。新中国建立后，他认真反思了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参政议政的工作。对于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既要注意到这类人物的复杂性、局限性，更要注意他们的进步性，应当认识到“一切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职志的实践和其背后的思想，无疑都达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大过渡时期思想的总体高度”。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应采取极为慎重的科学态度，在指出他们不足之处的同时也须对他们的进步性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我发言之后，汪东林、王守常二位接着发言。他们与梁漱溟有过更多的接触和研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进一步作了简短的补充。王守常先生还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日前召开“梁漱溟先生追思会”的情形。随后，与会的另外几位人士发言，历数梁漱溟在解放前后的一些错误言论，认为“他的反共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学术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算是‘进步人士’，毛主席1953年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对这样的人不应该过奖。”同时责问，“梁漱溟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讲话?”座谈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突破僵局
7月7日上午7点半，我提前赶到北京医院，参加梁漱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院子里等候的时候，我取得了—份《梁漱溟先生生平》打印件。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生平》写得还是比较客观、得体的。正在这时，看见统战部四局的马隆局长，于是走过去打招呼。他对我说：“《生平》充分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关于1953年的事，比较敏感，认识不一，最终没有写进去，留待后人评说吧。”转身之际，又遇见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宗昱教授，他说，“宋老师，听说您仗义执言为梁老说了公道话。”其实，我的初衷只不过是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对梁漱溟先生的认识和判断而已。
事后获知，《梁漱溟先生生平》的定稿并不顺利。初稿接受了专家座谈会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写上了“1953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一句。但在送交中央领导审查时，批复件上把“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改为“受到批评”。当“批复稿”送给家属征求意见时，家属提出“不同意批复稿的表述”。表示如这样改动，将不参加次日的告别仪式。一时间，事情陷入僵局。无奈，统战部火速请来孙起孟、叶笃义二位资深的民主人士，希望他们从中斡旋，帮助说服家属。不料，二老也表示还是“一稿”比较好，僵局未能打破。眼看预报的告别仪式在即，不可再拖延下去。最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两位主动提出“干脆把1953年的事略去不提，留待后人评说”的建议。这一建设性的意见，极富政治智慧。
198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新华社稿：《兰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近百年人生旅途》(即《梁漱溟先生生平》稿)。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5天后，我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前去参加关于起草“梁漱溟生平”的讨论。被邀请到会的一共6人，其中有两位是早已认识的熟人：一位是《梁漱溟问答录》的作者、政协报的主编汪东林先生；另—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王守常先生。另外三位是全国政协的一位老干部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老师。我之所以被邀请，大约是因为一年前刚刚出版了我主编的《梁漱溟教育文集》，内中收录了我编撰的一篇4万字的《梁漱溟年谱》，这在当时可能是国内第一篇梁漱溟先生的年谱。
会议开始，统战部的一位领导说明了开会的意图，他说：梁漱溟是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同时又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在发布讣告，以及进行遗体告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简要的文字评介，如何写，不易把握，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两种截然不两的评价意见
我第一个发言。我说关于梁漱溟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但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有可能比较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对这一历史人物做出科学的评价。我说，就我个人几年来对梁漱溟先生的连续多次的追踪性访谈和研究，认为对他可以作如下的历史定位。
一、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大师级人物。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竖起了与五四锋芒相悖的“新儒学”的旗帜，表现了学术上的卓见与胆略。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该书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架构中加以讨论。通过中、西、印三种生活态度、三种人生路向、三种文化系统的考察后，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劲吹中国大地的时候，它既充分肯定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认为应“全盘承受”；又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国的态度”向西方学习，重新走自己的路。
以新儒学为哲学基础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使梁漱溟成为著名的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探索者、实践者。他企图以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进行社会改良运动来挽救数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从根本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自救。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
二、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
1927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杀害之后，他不避凶险特地从北京西郊赶往城内，安抚烈士家属，并操持装殓之事。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之后，他义愤填膺，勃然而起，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民主宪政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一如杰出的民主主义者鲁迅、邹韬奋、陶行知!
三、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朋友，而且是一位十分难得的诤友。
早年的梁漱溟同情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组织。他深信要“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关键在于“是社会的重心移植于乡村”。北伐战争期间，他走遍大江南北，考察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走向，探求救国方略。在思想上他完全否定了照搬西方宪政的模式，认为中国的立国之道，唯有“乡治”。他说，农村兴盛，整个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安定，整个社会才能安定。我们只能通过替农村寻求新的生命而找到中国全社会的新生命。“七七事变”爆发至抗战胜利后，曾两度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就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前途，向中共领导讨教。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以及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可能经过的几个阶段。对梁说，“这场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梁先生，以我们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精神振奋，“解开了郁积心中许久的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大疑团。”他们还讨论了诸如关于国共两党分裂、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共的奋斗目标与策略、大敌当前的团结御侮，以及胜利后的政治制度等问题。虽然双方认识不尽一致，但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说明了梁漱溟对中共与毛泽东的信任与敬重。
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工人与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发言，是其过去乡村建设一贯思想的反映，本意在呼吁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视，并无恶意。而当时对他过头的批判斗争，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开始出现偏差的表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团结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人的角度考虑，不可在这件事情上对他再予责难。更何况，尽管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在事后反省自己“意气用事、言语失控、狂妄自大、不顾主席面子”的失误，追悔不已。他在为我主编的《梁漱溟教育文集》所写的“著者序言”中也反思：“我一向意气承当，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为矫然不群，俯仰无愧，是病痛所在。”从中外历史上看，肯于肝胆相见、敢于直面相谏的人往往是最可信赖的忠实朋友。
“文革”时期，梁漱溟对“批孔、批周公”的抵制，再次展示了他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典”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此事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这些可以看出来，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具有真情实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家。他一生从事人类基本问题的研究，怀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为探求国家与民族的复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他面对是非，从不说违心话，不盲从，不随大流，始终保持了独立的思想和卓绝的操守。与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梁漱溟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原则衡量，可能有许多并不一定科学的东西；他的乡村建设的理想与实践，虽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和合理的因素，但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这些都需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抗战胜利后’梁漱。溟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致力于争取国内和平。新中国建立后，他认真反思了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参政议政的工作。对于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既要注意到这类人物的复杂性、局限性，更要注意他们的进步性，应当认识到“一切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为职志的实践和其背后的思想，无疑都达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大过渡时期思想的总体高度”。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应采取极为慎重的科学态度，在指出他们不足之处的同时也须对他们的进步性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我发言之后，汪东林、王守常二位接着发言。他们与梁漱溟有过更多的接触和研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进一步作了简短的补充。王守常先生还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日前召开“梁漱溟先生追思会”的情形。随后，与会的另外几位人士发言，历数梁漱溟在解放前后的一些错误言论，认为“他的反共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学术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算是‘进步人士’，毛主席1953年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对这样的人不应该过奖。”同时责问，“梁漱溟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讲话?”座谈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突破僵局
7月7日上午7点半，我提前赶到北京医院，参加梁漱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院子里等候的时候，我取得了—份《梁漱溟先生生平》打印件。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生平》写得还是比较客观、得体的。正在这时，看见统战部四局的马隆局长，于是走过去打招呼。他对我说：“《生平》充分吸收了专家们的意见，关于1953年的事，比较敏感，认识不一，最终没有写进去，留待后人评说吧。”转身之际，又遇见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宗昱教授，他说，“宋老师，听说您仗义执言为梁老说了公道话。”其实，我的初衷只不过是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对梁漱溟先生的认识和判断而已。
事后获知，《梁漱溟先生生平》的定稿并不顺利。初稿接受了专家座谈会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写上了“1953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一句。但在送交中央领导审查时，批复件上把“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改为“受到批评”。当“批复稿”送给家属征求意见时，家属提出“不同意批复稿的表述”。表示如这样改动，将不参加次日的告别仪式。一时间，事情陷入僵局。无奈，统战部火速请来孙起孟、叶笃义二位资深的民主人士，希望他们从中斡旋，帮助说服家属。不料，二老也表示还是“一稿”比较好，僵局未能打破。眼看预报的告别仪式在即，不可再拖延下去。最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梁培恕两位主动提出“干脆把1953年的事略去不提，留待后人评说”的建议。这一建设性的意见，极富政治智慧。
198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新华社稿：《兰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近百年人生旅途》(即《梁漱溟先生生平》稿)。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