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不开口还好，像好友梁文道所调侃的，他体型像熊，性格像熊猫，傻傻看着道长傻傻笑，羞涩得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但当他开始讲话，语言连绵不断地像符咒一般从口中涌出，成为最善言说的山鲁佐德。
　　
　　骆以军被称为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2010年，他的代表作《西夏旅馆》荣获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颁奖词中如此陈述：“《西夏旅馆》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
　　试图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个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徒劳。事实上，这个代表作对于骆以军而言，意味着4年心力、2次忧郁症、1500页手稿，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是迷幻、接近巫术的体验。在台湾，有一群读骆以军作品的铁杆粉丝，还是被这本书打败、被困住了。“有人会说《西夏》我已经读到第二本了，那么恭喜你进入全台湾前十名读完一半的人。”
　　《西夏旅馆》讲述了一个华丽奇诡的寻根故事，透过世上最后的西夏人图尼克和一座荒废怪诞的旅馆，由贯穿小说的各种老人物，重塑两岸历史，隐喻了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和身份认同。“因为百年来的战乱、大迁移与离散，有另一群人被历史错谬，脱锚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事原乡（这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在一个异乡、异境、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处境中，慢慢地变貌、异化。”骆以军如是解释。
　　正如骆以军在签名时惯用的鸭嘴兽一样—鸭嘴兽是现存于地球上的哺乳类家族里，孤零零地仍用“蛋”的形式在生殖舞台上演出的怪物—作为“外省第二代”，骆以军有时也会有这种“仅存怪物”的尴尬感。骆以军说：“我已经生了小孩，他们不再是外省人，也不可能是外省第三代。这个记号到我们这一代止，那些被定格、凝结在小说里的逃亡，也到我这里为止。”
　　同为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骆以军比在眷村长大的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年纪小了10岁左右，这使得他对于那一次迁移的直接经验颇为模糊。“天心在《古都》里处理的记忆是真的，而我的记忆已经开始出现幻术。”
　　在骆以军看来，写西夏的真正寓意是台湾外省人的“灭族”。“小说里最后一支西夏骑兵军开始往南逃的这一段，很像我父亲这一群人。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一辈子都在想‘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讲南京话，我要回去在长江里游泳’这些问题。而事实上，故土已灭，想象中的梦之国已逝，他们的时间在1949年就停止了，此后，他们就如同活在一个梦境当中，一直到老，他们都在回忆自己的童年。”这次《西夏旅馆》在大陆推出简体版，骆以军表示自己的心情旁人无法体会，“我真的是要把这套书摆在我爸的遗像前，给他上炷香。”
　　谈到自己的文字风格，骆以军自认为是“变态”。“牡羊座除了傻以外就是讨厌重复，我可以耍宝、写非常搞笑的东西，也可以写非常哀伤的。”至于对读者的建议，他认为当入住“西夏旅馆”这四十一间客房之后，试着安定自己，随机打开房门，进入新的世界，“用短篇小说的阅读方法，回到被封存住的时光。”
　　
　　Q：文学对于您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A：我有在别的访问讲过，可能这样说会显得我很傲慢，我觉得小说是万王之王，它大于、等同于生命。我写小说已经写了20年了，已经有各种的病纠缠，可是还要像一个职业运动员一样，每天都要给自己规定写多少。写小说一点都不浪漫、不激情，写小说的人就像是把自己炸开了，是把自己交给魔鬼。你不能信任每一个标题和词语，你不能信任每一个被别人占有过的经验，你不能信任每一次曾经经历过的经验，你要不断地去修改它。
　　
　　Q：我知道《西夏旅馆》是您手写的，非常厚、非常重，看起来很惊人。为什么要用手写？
　　A：用手写没什么特别的，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所有的人都手写。我觉得我是那种老头个性，特别不爱换口味。我已经习惯了书写过程，有一个手部运动的习惯，就是“写”这件事的运动感。当然因为用手写，有时也会给邀稿方的杂志或者是报刊造成困扰。
　　
　　Q：您写作冲动和写作的责任感在哪？
　　A：这很像球赛的上半场跟下半场。20多岁时的冲动跟责任感，就像在球赛的上半场，在动员某一本小说时，几乎是把我全部的东西铺天盖地、用任何幻术任何力量在那一本书里把自己炸掉，炸完了就空了，所有的弹药、弹火全用光了。到了40多岁下半场的时候，还想写，可身体的素质也在下滑，所以没有办法再像上半场，很多时候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续的、反复的、安定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