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一度疑惑，作为父母，有责任让自己的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无论富裕与否，他们总是倾尽所有，尽量让孩子们接受更为完善、更为健康的教育。出国留学，几乎是现时所有年轻中产阶级家庭的梦想。我身边不乏有父母在子女年幼时便送出国接受小学寄宿学校的事例。他们并非是逃避养育的责任，相反，他们可能在极为努力地为孩子成年累计的学费生活费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压抑着对子女的担忧和思念。我在新西兰的但尼丁曾遇见这样的一对夫妇以及一位留学生友人。
　　我在学校食堂偶遇了一位华人阿姨，她叫菲，并不是学校的学生。她已经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而在此的原因便是因为其丈夫在奥塔哥是营养学研究生，也就是大约要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业。当我在食堂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细心地画着手中的水彩，在交谈之间，我听说她是哈尔滨人，在北京读书，而现在在上海居住。她在食堂是在等她在考试的先生，而在这里的一个月她都住在她先生的家中。菲觉得我如果有机会选择北大的金融数学或奥塔哥的牙医，她觉得北大的机会很难得，即便我非常希望在奥塔哥读书又或者在新西兰生活，都应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完成北大的学业再考虑过来。
　　菲整个人都很开朗，也很随和，不像是那种强烈追求成功的人，可能就是因此，她对未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头疼。她说，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的确特别好，可是又觉得现在在读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已经面临着现实能力提高的竞争，进入一个幼儿园要求的数学水平是怎样，要学会书写和使用表达多少个字都有着苛刻的要求。她说：“快乐也很重要啊。”语气中透露着担心和无奈。我告诉她，不同的孩子成长起来也不一样，我只是知道由于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国内学习，到了初二才转入国际学校读书，接受外国教育，我的基础知识比身边的同学都要扎实，可是也在国际环境中学习了如何开阔思维，勇敢地表达想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没过多久，我便见到了菲的先生，他在上海医科本科毕业，在上海做了几年临床医生，并不得意，而且他觉得早晚班经历投入太多，他希望得到的往往与付出的价值有差异，于是来到奥塔哥读营养学。或许是因为在上海的医学界工作的时候受到排挤，他并不看好医科，可是又离不开医科；他生存在新西兰不是为了享受自由和独处，却是为了尝试是否在这个阔达的城市付出更少而得到更多；他尝试享受新西兰竞争差异性所带来的福利与学校所带来的安全感，却无法抛弃本地的中国人身份，为一切印上了中国的标志。我不喜欢，可是毋庸置疑，我并没有经历他的受挫与困难，于十七岁的年纪确实难以理解职业上的郁郁不得志。我为此感到可惜，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困在了曾经在医科大学学生时代的光环中，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失衡地存在于付出与得到的价值观差异的痛苦中。
　　而最令我感到可惜的是，他比菲更加坚持儿子要在新西兰读小学，他说：“我不愿我的儿子和中国人的想法一样。”父母对竞争的恐惧，事实上完全可以主宰孩子的命运。又或者说，他们所忽略的是新西兰面对自然、面对自身人类局限的挑战，而这种对自我的竞争精神根本没有写在书本中、电视剧中又或者平白在任何一个亚洲人口中说出。父母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于是同样恐惧孩子的能力所及，甚至打心底从他出生开始就不愿相信他有能力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我相信，这一种从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拥有的恐惧将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深入这个现时才一岁的孩子的心中。不选择中国，而选择新西兰，其实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可以是对恬静小镇生活的向往，也可以是颠覆自身文化常规的挑战，更可以是体验人生的一站而已。人生的旅程本来就没有终点，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实现不同“驿站”的旅行。
　　可是无论如何，选择新西兰，而不选择中国的原因，不应该是害怕挑战，害怕竞争。因为中国的竞争是人与人的竞争。现实和哲学都承认每一个人出生就具备着差异性的能力，在长期的竞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在新西兰一直被无视的竞争，其实是面对自身的挑战。在中国，当我们说，我要战胜自己的时候，可能全场大笑，就像你说要兔子跑过乌龟一样。因为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太多，相对能力比某个个体强又或者比某个个体弱的都大有人在。可是我相信，在新西兰，你每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每坚持一件不曾坚持的事所带来的成就感往往比在人潮拥挤的地方多。这或许就像《瓦尔登湖》中梭罗提到人与人交谈需要距离一样，你对自身的考察与审视都需要空间，就像抛两颗石子进入湖中，两者激起的水纹会互相影响一样。艾克的父亲在和我吃饭的那晚上说得没错：“你选择新西兰的大学又或者是北京的大学，其实是在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确。
　　菲是我在等杨的时候交谈的谈伴，终于等到杨来了。杨是父母朋友的朋友的孩子，我们从未谋面，年纪相仿，同时也对彼此相差甚远的生活方式感到好奇。杨比我的想象中还要瘦削，她身穿着黑色的羽绒服，蓬松的服饰却无法掩盖里面极为瘦弱的身形，衣袖外露出的手臂白净而细小，过度瘦弱的她露出了极为突出的手腕关节。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语气里略含着抱歉和无奈，她告诉我，昨天晚上比较晚睡，早上又忘记看闹钟，所以才迟到的。
　　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杨给我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奇妙复杂的感情。一时间包含了敬佩、感伤、惋惜、不解，甚至是思想深处许多的不认同。不过，这并不妨碍杨和我的交往。一直以来对杨的印象是，初中便离家留学的中国年轻女孩儿，有的时候，我为此感到非常的无奈。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何父母要在子女未有非常完善的价值观的时候便以教学的名义，将子女送出国。即便现在在中国仍旧有上百万的父母如此。“离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在现在生活富足的时代，许多时候独立的确需要离家作为支撑。但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如何辨认生活的好坏与真伪？如何为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正确的方向？或许是我生性愚笨，不如那些上百万的孩子一样“早慧”吧？
　　杨是一个非常内向的留学生，虽然家里是传统的家庭，她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总是细声细语地回答你的问题，没有丝毫的怠慢和无礼。平静的话语中给予对方镇定与信心。然而，令我倍感惊讶的是，她总是着重渲染学习牙医的困难，并且告诉我：由于学校里有许多学生都是学霸，并且在文化和语言上多少都有差异，在学校里很难交到朋友。听到此处，我感到失望和难过。因为这些消息似乎都太过于片面，我原以为从初中便开始在新西兰读书的她不会对外国人以及新西兰文化抱有如此大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