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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身边的同事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人：有的刚刚毕业，经过实习，通过校招进入公司；有的在多家互联网公司跳了数次槽，已是互联网老兵；也有曾在体制内工作十几年的人，因为不喜欢事业单位的条条框框，转而投身互联网大潮。
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座城市，汇聚到五环内外，汇聚到西二旗。不同地方的口音，尽力转变成便于交流的普通话。大部分人为了上班方便，选择在公司附近租房。互联网人喜欢称自己所在的企业为“厂”，常自嘲为“厂工”或“厂妹”。平日大家按时上班，周末进城，生活几无二致。只有临近春节时，平时在这座大厂工作生活的人纷纷提出返乡的休假申请，每个人的返乡路线汇集起来，天南地北，自北京出发，北至满洲里，南至海南，更显得中国幅员之辽阔。
但今年，在北京市因防疫而发布严格的进出管控后，我周围的人大多都取消了回家的计划。我知道政府部门、央企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员们都收到了就地过年的通知和要求，但民营企业并没有做强制规定，只要做好防护，做好核酸检测，还是可以合理流动的。我在外多年，对异地过年并不陌生，所以提早和家里打好了招呼，今年不回湖南。出于好奇，我对周围的同事展开了人类学以及社会学调查，想了解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今年不回家乡过年的决定，也想了解那些坚持回家过节、离开北京的同事的想法。
我们小组有意思的一点在于，组内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省份，有着广泛的社会学取样样本。
小C来自山东，离北京相对较近，但也因为近，反而让她生出了不如就地过年的想法。当我问她今年为什么会考虑留在北京，她笑道：“出于对国家疫情防控大局的考虑。”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随后正色道：“没开玩笑呢，说真的。”
“你是要搞调查写文章吗？”
“算是吧。”我并不避讳。
“唔……一来是因为做核酸检测太麻烦了，二是回家后也是在家待着，过年各种亲戚朋友走访，家里并不清净，不如在北京好好休息下。”她说道，“而且和我一起住的闺蜜也不回家，我们俩可以一起过年。”接着，她思考了一阵，补充说：“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回去陪陪我姥姥。”
她姥姥已经高龄，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和姥姥关系亲密。她提及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原本陪姥姥的时间就不多，这次不能回家，让她觉得有些失落，但最终她还是做了留在北京的决定。
“来回要做三四次核酸检测，”她说，“返乡太麻烦了，而且还不知道我们那小地方会出什么样的政策，都说不好。”
当我转问H的时候，她明显听到了我跟小C的对话：“我也是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她又快人快语地说，“以及避免了七大姑八大姨对我的‘关怀’。在这过年没什么不好的。”
H已经工作近8年，在我们眼里，她是一名优秀的职场人，做事干练，统筹得当；但在一些闲人眼里，她属于大龄未婚女青年，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
我明知故问：“七大姑八大姨的‘关怀’是不是指婚嫁方面的询问和闲话？”
“对，催婚什么的。”她回答得不动声色，“我1997年出生的表妹都生孩子了，所以，他们会比较关心我的个人问题。”
这其实是每个职场女性都会面临的问题：结婚、生育、产假。如果走上这条道路，事业上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而若是选择优先事业，那就会要承受相应的社会压力，以及随着晚婚而来的长辈及同侪的不理解。但好在北京并不在意：在北京，像H这样推迟婚恋的职场女性比比皆是。
“2017年春节是在澳洲过的，那是我第一次没回家过年。没回就没回吧，也没什么。”H是江苏人，曾经在澳洲有过一年Work & Study（工作游学）的间隔年经历，“所以这次倡导就地过年，就不回了。”她的语气轻描淡写，拥有着她这个年纪的洒脱和自信。
坐在另一头的小L硕士毕业不久，还在犹豫今年春节要不要回去。如果不回去，这也会是她第一次在异地过年。“我媽让我别回去，”她说道，“我还在纠结，还是有点想回去，你回去吗？”
“我不回去，所以问问大家的安排。”
“要是检测没那么麻烦，我就回去了。回去回来都要健康观察，出不了门，会很不爽。”她发出无可奈何的声音，随即自我宽慰式地向我解释道，“但是在这里也还可以，我可以做些菜。而且不用回去面对亲戚了，社恐福音。”
“准备自己做年夜饭吗？”我问道。
“那只能自己做了。但在北京买不到重庆那样好的辣椒，我之前做菜都没有买到过好辣椒，只有螺丝椒还可以。”
“你是重庆涪陵人吧？”
“是的。”
“那你会做榨菜吗？”
“……”
我和小L的谈话就在这刻板印象的一问一答中结束了。
还有刚刚离职的小Y，她因为工作压力较大，在春节前选择离职了，原本我以为她会回家休息一阵，结果发现她也选择了不回厦门。
“为什么不回去呢？不是正好可以好好休息吗？”我问道。
她的回答非常实在：“现在还在投简历面试，年后有新工作了的话，怕回去了回不来。”
春节后是互联网人离职的高峰期，很多人会选择拿完年终奖后离职，然后离开北京不再返回。但是在春节前离职的小Y明显是个特例。算上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间，她工作两年多，虽然离职了，但她没有考虑过离开北京，还是想在北京找工作。
“还是互联网的工作吧，”她说，“毕竟两次工作都是运营相关的，后续发展也还是想在互联网。互联网当然要在北京找了，厦门哪有什么互联网。”
随即她像是想到了什么，问道：“我如果去了竞对，要和X姐说一声吗？”X姐是我们小组的负责人。
“看你自己吧，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强制要求。你年后入职吗？”我回答的同时抛出了新的问题。
“想再看看。”她说，“再面试几家吧。你有什么好的选择参考吗？”
“我有好的选择我自己就去了。对了，P家电商你去不去？那边有个机会。”P家电商是近期舆情频出的“大厂”，她以为我在调侃她，没有再回复我。但实际上我确实收到过他们的邀约。
组内的小R，家在河北，河北受疫情影响很严重，她明显是很难回家过年的，我也就没有再多问她留在北京的理由。
还有一部分同事，春节待不住，据个别极端人士的说法是 ：“怎么也不会留在北京过年。”
老李就属于“个别极端人士”，但和一般人要回家乡过年过节不同，他是北京人，往外走主要是出去旅行。“在北京太没劲了，春节得出去走走。”老李旅游经历丰富，40多岁，未婚，他在体制内工作了十多年，前年轉到互联网行业来，据他说，在体制内也是因为“太没劲”，还是互联网公司好玩，有活力。老李是个大玩家，心态特别年轻，春节法定假期加上公司年假有接近10天，他并不想待在北京。公司大年三十开始放假，他约了大年二十九的核酸检测，准备等检测结果一出来就往外跑。我问他去哪。“青海吧，自驾。”老李是属于敢想敢做的人，前段时间丁真爆红的时候，他就选了个周末飞到成都开车去理塘了，没能见到丁真，但也收获颇丰：见到了飘着雪花的川藏公路，银装素裹，煞是好看。
J总和Y总，是正统的回家过年派。这两位所冠名的“总”，是我们对他们的戏称。J总家在浙江，没有具体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过年。我个人推测，可能是浙江宗族氛围浓厚，重视传统节日，尤其像春节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面对市内如此严格的防疫要求还是要回去， J总反倒成了少数。
Y总回家过年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他家里人丁比较少，如果不回家过年人会少得很明显。算上他，他家里就六七个人一起过年。今年他的表哥新生了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感觉又为家族增添了一些生气。Y总的祖父母是老革命，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没有生太多孩子。我的家族过年，有十五六口人聚在一桌吃年夜饭，并且旁系亲属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加起来有一百多号人，在一个城市的会相互串门，不在一个城市的也会初二初三回到老家省亲。当听到这种“盛况”时，Y总明显有些震惊，在他的印象里，过年没有过这么热闹的时候。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团聚显得弥足珍贵。
我还询问了在其他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同学，有的不能回乡，要留下来照顾孩子，有的因为工作加班需要留守。其他城市也没有像北京这样严格，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回家。
一年一度的社会迁徙、春节回潮节奏被疫情打乱，在我的生活体验中，这应该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我用“候鸟羁林”来形容这种情况。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这无法控制。
而究竟是“羁鸟恋旧林”，还是“直把异乡作家乡”，不论如何，在哪都是生活。因为生活的流给人真切，逆流较慢，顺流较快，总是如何伟所说：“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座城市，汇聚到五环内外，汇聚到西二旗。不同地方的口音，尽力转变成便于交流的普通话。大部分人为了上班方便，选择在公司附近租房。互联网人喜欢称自己所在的企业为“厂”，常自嘲为“厂工”或“厂妹”。平日大家按时上班，周末进城，生活几无二致。只有临近春节时，平时在这座大厂工作生活的人纷纷提出返乡的休假申请，每个人的返乡路线汇集起来，天南地北，自北京出发，北至满洲里，南至海南，更显得中国幅员之辽阔。
但今年，在北京市因防疫而发布严格的进出管控后，我周围的人大多都取消了回家的计划。我知道政府部门、央企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员们都收到了就地过年的通知和要求，但民营企业并没有做强制规定，只要做好防护，做好核酸检测，还是可以合理流动的。我在外多年，对异地过年并不陌生，所以提早和家里打好了招呼，今年不回湖南。出于好奇，我对周围的同事展开了人类学以及社会学调查，想了解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今年不回家乡过年的决定，也想了解那些坚持回家过节、离开北京的同事的想法。
我们小组有意思的一点在于，组内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省份，有着广泛的社会学取样样本。
小C来自山东，离北京相对较近，但也因为近，反而让她生出了不如就地过年的想法。当我问她今年为什么会考虑留在北京，她笑道：“出于对国家疫情防控大局的考虑。”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随后正色道：“没开玩笑呢，说真的。”
“你是要搞调查写文章吗？”
“算是吧。”我并不避讳。
“唔……一来是因为做核酸检测太麻烦了，二是回家后也是在家待着，过年各种亲戚朋友走访，家里并不清净，不如在北京好好休息下。”她说道，“而且和我一起住的闺蜜也不回家，我们俩可以一起过年。”接着，她思考了一阵，补充说：“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回去陪陪我姥姥。”
她姥姥已经高龄，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和姥姥关系亲密。她提及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原本陪姥姥的时间就不多，这次不能回家，让她觉得有些失落，但最终她还是做了留在北京的决定。
“来回要做三四次核酸检测，”她说，“返乡太麻烦了，而且还不知道我们那小地方会出什么样的政策，都说不好。”
当我转问H的时候，她明显听到了我跟小C的对话：“我也是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她又快人快语地说，“以及避免了七大姑八大姨对我的‘关怀’。在这过年没什么不好的。”
H已经工作近8年，在我们眼里，她是一名优秀的职场人，做事干练，统筹得当；但在一些闲人眼里，她属于大龄未婚女青年，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
我明知故问：“七大姑八大姨的‘关怀’是不是指婚嫁方面的询问和闲话？”
“对，催婚什么的。”她回答得不动声色，“我1997年出生的表妹都生孩子了，所以，他们会比较关心我的个人问题。”
这其实是每个职场女性都会面临的问题：结婚、生育、产假。如果走上这条道路，事业上势必会受到极大影响，而若是选择优先事业，那就会要承受相应的社会压力，以及随着晚婚而来的长辈及同侪的不理解。但好在北京并不在意：在北京，像H这样推迟婚恋的职场女性比比皆是。
“2017年春节是在澳洲过的，那是我第一次没回家过年。没回就没回吧，也没什么。”H是江苏人，曾经在澳洲有过一年Work & Study（工作游学）的间隔年经历，“所以这次倡导就地过年，就不回了。”她的语气轻描淡写，拥有着她这个年纪的洒脱和自信。
坐在另一头的小L硕士毕业不久，还在犹豫今年春节要不要回去。如果不回去，这也会是她第一次在异地过年。“我媽让我别回去，”她说道，“我还在纠结，还是有点想回去，你回去吗？”
“我不回去，所以问问大家的安排。”
“要是检测没那么麻烦，我就回去了。回去回来都要健康观察，出不了门，会很不爽。”她发出无可奈何的声音，随即自我宽慰式地向我解释道，“但是在这里也还可以，我可以做些菜。而且不用回去面对亲戚了，社恐福音。”
“准备自己做年夜饭吗？”我问道。
“那只能自己做了。但在北京买不到重庆那样好的辣椒，我之前做菜都没有买到过好辣椒，只有螺丝椒还可以。”
“你是重庆涪陵人吧？”
“是的。”
“那你会做榨菜吗？”
“……”
我和小L的谈话就在这刻板印象的一问一答中结束了。
还有刚刚离职的小Y，她因为工作压力较大，在春节前选择离职了，原本我以为她会回家休息一阵，结果发现她也选择了不回厦门。
“为什么不回去呢？不是正好可以好好休息吗？”我问道。
她的回答非常实在：“现在还在投简历面试，年后有新工作了的话，怕回去了回不来。”
春节后是互联网人离职的高峰期，很多人会选择拿完年终奖后离职，然后离开北京不再返回。但是在春节前离职的小Y明显是个特例。算上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间，她工作两年多，虽然离职了，但她没有考虑过离开北京，还是想在北京找工作。
“还是互联网的工作吧，”她说，“毕竟两次工作都是运营相关的，后续发展也还是想在互联网。互联网当然要在北京找了，厦门哪有什么互联网。”
随即她像是想到了什么，问道：“我如果去了竞对，要和X姐说一声吗？”X姐是我们小组的负责人。
“看你自己吧，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强制要求。你年后入职吗？”我回答的同时抛出了新的问题。
“想再看看。”她说，“再面试几家吧。你有什么好的选择参考吗？”
“我有好的选择我自己就去了。对了，P家电商你去不去？那边有个机会。”P家电商是近期舆情频出的“大厂”，她以为我在调侃她，没有再回复我。但实际上我确实收到过他们的邀约。
组内的小R，家在河北，河北受疫情影响很严重，她明显是很难回家过年的，我也就没有再多问她留在北京的理由。
还有一部分同事，春节待不住，据个别极端人士的说法是 ：“怎么也不会留在北京过年。”
老李就属于“个别极端人士”，但和一般人要回家乡过年过节不同，他是北京人，往外走主要是出去旅行。“在北京太没劲了，春节得出去走走。”老李旅游经历丰富，40多岁，未婚，他在体制内工作了十多年，前年轉到互联网行业来，据他说，在体制内也是因为“太没劲”，还是互联网公司好玩，有活力。老李是个大玩家，心态特别年轻，春节法定假期加上公司年假有接近10天，他并不想待在北京。公司大年三十开始放假，他约了大年二十九的核酸检测，准备等检测结果一出来就往外跑。我问他去哪。“青海吧，自驾。”老李是属于敢想敢做的人，前段时间丁真爆红的时候，他就选了个周末飞到成都开车去理塘了，没能见到丁真，但也收获颇丰：见到了飘着雪花的川藏公路，银装素裹，煞是好看。
J总和Y总，是正统的回家过年派。这两位所冠名的“总”，是我们对他们的戏称。J总家在浙江，没有具体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过年。我个人推测，可能是浙江宗族氛围浓厚，重视传统节日，尤其像春节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面对市内如此严格的防疫要求还是要回去， J总反倒成了少数。
Y总回家过年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他家里人丁比较少，如果不回家过年人会少得很明显。算上他，他家里就六七个人一起过年。今年他的表哥新生了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感觉又为家族增添了一些生气。Y总的祖父母是老革命，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没有生太多孩子。我的家族过年，有十五六口人聚在一桌吃年夜饭，并且旁系亲属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加起来有一百多号人，在一个城市的会相互串门，不在一个城市的也会初二初三回到老家省亲。当听到这种“盛况”时，Y总明显有些震惊，在他的印象里，过年没有过这么热闹的时候。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团聚显得弥足珍贵。
我还询问了在其他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同学，有的不能回乡，要留下来照顾孩子，有的因为工作加班需要留守。其他城市也没有像北京这样严格，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回家。
一年一度的社会迁徙、春节回潮节奏被疫情打乱，在我的生活体验中，这应该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我用“候鸟羁林”来形容这种情况。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这无法控制。
而究竟是“羁鸟恋旧林”，还是“直把异乡作家乡”，不论如何，在哪都是生活。因为生活的流给人真切，逆流较慢，顺流较快，总是如何伟所说：“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