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季羡林面临的多重逆境

　　季羡林来到清华，开始还是很有些洋洋得意的。毕竟，他能同时考取北大和清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更何况，当时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驰誉华夏，被认为是国内西洋文学系之翘楚。难怪当时的季羡林入了清华感觉“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但是，现实很快让季羡林感觉失望了，他发现即使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样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就读，也一样会面临诸多逆境。
　　首先让青年季羡林感到失望的，就是当时清华西洋文学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名为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但他细究其教授师资，却觉得乏善可陈。
　　他认为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叶公超、杨丙辰等都没有什么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有的只是“几个用英文写的剧本”，或“翻译过一些德国古典文学作品”;本系最有学问的吴宓教授也不过“擅长旧诗，出版有《吴宓诗集》。”而给他们讲授“大一国文”的中文系主任刘文典，一个学期只讲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两篇文章。
　　本系聘请的外国教授也一样令人失望：温德（Winter）“没有写任何学术论文”，必莲（Bille） “不见任何研究成果”，石坦安（Von den Steinen）、吴可读（Pollard Urquert） 都“没有任何著作”;翟孟生（Jameson） “著有《欧洲文学史纲》一书，厚厚的一大本，既无新见解，错误又不少”;更有外国教授如华兰德（Holland）性情古怪，“患有迫害狂，上课就骂学生。学生成绩好了，她便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季羡林大骂：“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的什么东西？”
　　不信服教授， “刷课”也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我早晨有四堂课要上。但是我只上三堂，因为我实在有点累了。——被刷的是Winter[温德]。”“过午英文又刷。”“早晨四班，刷吴可读一班”;“今天是上课的第一天，第一堂就是法文，我住在城里只好大刷。”“今天学校里照常上课，我却自动刷了。”……
　　对于同学季羡林也常有不满，“我的同屋陈兆祊君，这朋友我真不能交——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吕宝东更是混蛋一个，没人味。”“我觉得我所认识的朋友够了解我的实在太少了。人们为什么一天戴着面具呢？我感觉到窒息。”“我认识了什么叫朋友！什么东西。我以后一个鸟朋友也不要。我为什么不被人家看得起呢？”……
　　缺乏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青年季羡林冷僻、孤傲，对于学习也不再是“学霸”式的迎难而上，而是得过且过起来：“过午考中世纪，一塌糊涂”;“早晨法文考了一下，一塌糊涂”;“过午中世纪考得倍儿坏，然而也没关系，总是过去了”;“考古代文学，大抄一阵。考文学批评，颇坐蜡，但也对付上了”;“过午考criticism，没怎样看书，头就痛起来，考题非常讨厌，苦坐两小时，而答的仍很少，又不满意——反正考完了。”
　　在这样的学习状态下，其学习成绩可想而知。据季羡林研究专家叶新教授考证，季羡林在大学时代并不是一个“大学霸”。当时清华大学的成绩分为从高到低分为五等：E（超）、S（上）、N（中）、I（下）、F（末），而季羡林的毕业成绩单里“N（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亮点是四年德语成绩都是“E（超）”，这成为他毕业后能够去德国留学最有力的评判依据。
　　虽然季羡林就读的是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但还是难逃“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当时求职很不容易，“饭碗问题”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季羡林大学期间主要靠叔父供养，学费和膳费等开支使家庭经济捉襟见肘。虽然有一些公费补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季羡林来说，他需要毕业后尽快谋职工作，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故此在《清华园日记》开头，季羡林大学三年级伊始就为此大伤脑筋：“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門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求职的焦虑日益加深：“又想到职业问题，实在有点讨厌。家里所要求的，和自己所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