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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英：
上次谈到沙龙生活与肖邦音乐的关系，今天再论肖邦与乔治·桑的那段公案。
肖邦在他的朋友中创造他的音乐奇迹，但这个朋友圈子的核心是乔治·桑。肖邦创作最丰的时刻是在诺昂度过的八个夏天，一生创作的编号作品六十八件，有三十件创作或完成于诺昂。这一段时间，他与乔治·桑相爱，桑照料、鼓励、呵护着他，他也向桑奉献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实实在在的爱，这爱却以悲剧收场。加沃蒂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这场爱情悲剧，不过我仍以为话犹未尽。加沃蒂是百分之百的肖邦派，尽管这是他力图避免的。无奈他太爱肖邦，下笔难免苛责乔治·桑。所举事实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视角。
在肖邦与桑的恋爱中，桑是主动者，并始终主导着这场恋爱。因为事实上，若没有桑这么一位波兰勇士——萨克森元帅的直系后裔，这么一位宣称“当女人沉默之时，我让女人的声音振聋发聩”的女权先驱，以肖邦的性格，这段姻缘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八三六年深秋，李斯特在他的住所法兰西旅馆邀请桑和肖邦做客，这是两人首次见面。见面之后各自对对方的印象极有趣，肖邦问希勒：“这个桑，她真是个女人吗？”而桑却对马里亚尼夫人说：“这个肖邦先生，像个年轻的姑娘。”别放过这初次的印象，可以说这段姻缘一开始就是角色倒错。
初次见面，肖邦的反应相当冷漠，桑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因为在爱情问题上，肖邦与常人有着绝大的区别。用加沃蒂的话来说，“如果以‘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及其后果来衡量，肖邦不爱并不会去爱任何人。这是一个爱情的爱恋者，他培植情感，就像要刻意与其保持距离，并将其置于音乐之中……他的爱情体验却化作协奏曲、叙事曲和梦幻般的圆舞曲”。事实如此，他的初恋情人康斯坦斯化作了f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柔板，他唯一一次谈论婚姻的对象玛丽亚·沃德辛斯卡，也变作了降A大调圆舞曲。从音乐中我们知道，他心中的爱太美，绝非人间所能觅求。所以加沃蒂断言：“除了梦中所想，唯一一个让他有过性经历的女人是乔治·桑，他丝毫不觉得受她吸引，彼此的天性是如此对立，但他无力抗衡对方的愿望。”桑也很快明白这点，她向朋友倾诉道：“他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要寻找的，并非情妇，而是充满爱的陪伴。”
显然，异性的吸引力绝非桑堕入爱河的主要原因。桑是被肖邦的音乐慑服了。她听了肖邦的演奏，以她敏锐的音乐感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一下子明白这个文弱的异国青年是个真正的瑰宝。李斯特记录道：“她将肖邦比作自然的低语，自然凭借他的音乐来引导那些才智之士进入某种神秘仪式。”她要把肖邦拉到身边来，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某种她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过、描述过的东西：“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在和风的瑟瑟声中，汇合一个纯粹、甜润、迷人的嗓音，一个像双簧管似的年轻、颤抖的男子的歌声。”（《瓦朗蒂娜》）只有肖邦最具歌唱性的琴声能达于这种境界。为了这个合于自然的纯美之境，她要爱肖邦，这爱有着男女相爱的外表，但骨子里不是。这其中所深涵的东西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交叠。
首先，它是两人的艺术感在冥冥中的契合。这种契合是波德莱尔在《契合》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感觉：
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
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梁宗岱译文）
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契合唤醒了肖邦：“我弹琴时，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那音乐悲哀，是多瑙河的传奇，我的心和她在一起舞蹈……而她的眼睛，那忧郁的眼睛，独一无二的眼睛，它们在说些什么？她靠在钢琴旁，她热烈的目光淹没我……奥罗尔，多么迷人的名字。”这种艺术上的两心相知，使桑与肖邦的关系成为创造伟大作品的契机。
加沃蒂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在诺昂的一个晚上，她在他面前大谈乡村的宁静和自然的奇迹。
“您说的这些多美啊！”
“您觉得吗？那么把它变成音乐吧！”
于是肖邦即兴演奏，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低语道：
“加油，多么柔美的、天鹅绒般的手指。”
乔治·桑自信地坦言：“他的钢琴向我揭示了他的思想，他的忧虑、困窘、胜利或痛苦，于是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自己一样。”这话大致可信。以至于莫洛阿问：“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我们无法回答，只有神知道。
其次，桑与肖邦的关系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自从桑与肖邦相恋，她就有意识地让自己处于保护者的地位，强调她对肖邦的“母爱”。她一直称肖邦为她的第三个孩子，甚至在给肖邦母亲的信中，她也以母亲对母亲的方式谈论肖邦。桑对肖邦的爱充满牺牲与奉献的冲动。这种情感特征来自乔治·桑少女时代在修道院的信仰经历。她最爱读《使徒行传》，“殉道者的勇气和坚忍精神，适应了她的某种隐秘的感情”（莫洛亚）。深受圣·特蕾莎影响的桑，发誓要做个“累得要死的仆人，陵墓的清扫女工，搬运垃圾的女人”。在桑与肖邦共同生活的九年间，她确实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在日常生活中，像个保姆，在肖邦生病时，像个护士。爱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母爱的呵护。连苛责桑的加沃蒂也承认，“在诺昂，一切都根据这种高级劳动所必需的便利妥帖安排。肖邦一定在那里处于最适宜于他的创作活动和静心冥思的境地”。
但是情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母爱。因为真正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其他欲念的纯粹之爱。一个照顾病孩子的母亲绝少会抱怨病孩子不顺从她的意志，更不会因病孩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弃绝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奉献不要回报，一旦以母爱之名的奉献要求回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错觉，一种违背自然的情感关系。桑在她一生的诸多爱情冒险中，经常以奉献性的母爱开始，以移情别恋告终。与儒勒·桑多，与缪塞的恋爱就是例子。我们可以说，桑在爱情生活中的母爱角色，是精神分析学中所指出的“升华”（sublimation）现象。尽管升华有时会表现为“伪饰”，但这种心理机制在本能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却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它甚至会成为创造的原动力。这种升华给桑以创作的冲动，同时，“升华”夸大和固化了她的“自居”（identification），使她以圣女/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与肖邦的情爱关系中。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并非现实中的自然关系。因而当肖邦公正仁慈地对待她的女儿索朗日时，她便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认为肖邦“背叛”，甚至不由自主地猜疑肖邦和索朗日的关系，产生疯狂的嫉妒心而与肖邦决裂。在这件事上，肖邦没有丝毫过错，只是他的磊落和善良遇到了混浊纷乱的心理纠缠。我宁愿从心理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看待此一令人心痛的决裂。加沃蒂指责桑“虚伪”，却忽视了“升华”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与加沃蒂的分析稍有不同之处。 最后，我们回到情爱关系的本质。即加沃蒂所说的“‘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和后果”。桑一生追求完整意义上的爱，即相爱的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完美契合。她的这个理想在她的杰作《莱丽雅》中做了尽情表述。只是莫洛阿告诉我们，不要读后来桑自己修订的本子，而要读一八三三年的最初版本。桑在书里借莱丽雅之口说出了她对爱的要求。
“我的身体被神秘主义的刻苦静修弄得衰弱……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之间，不知不觉出现了全面的分歧。”
“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子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
“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
“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
这些自白表达了女性主义先驱乔治·桑，勇敢地提出了女性肉体解放的问题。只是在现实中，在与肖邦的爱情中，她的这个愿望注定要受挫折。
在肖邦那里，爱情与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关系不大。加沃蒂对肖邦的这个特点做了很好的分析：“肖邦以什么方式爱康斯坦斯呢？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是当作一个形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理念，一个唤起音乐和忧愁的由头。”“敬重妇人如偶像的诗人们，其内心深处并不真的渴望这些妇人，而是在想象中令她们栖身于无欲无望的涅之境。他们忘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尤物会嘲笑那些暧昧、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贯穿肖邦一生，这是潜隐在桑与肖邦关系中的病灶。桑终于明白，肖邦这个人“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甚至以为情人之间的性关系会“破坏那些美好的记忆”。这场看似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冲突与决裂，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桑给朋友的信中发现蛛丝马迹：
“八年来，我像一个圣女般生活。”
“我敢担保，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九年来，感觉着生命的充盈，我却被系于一具尸体上。”
这压抑不住的抱怨，终于以索朗日的婚姻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它很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学加以解读。聪慧的乔治·桑也是一个病人，病得不比肖邦轻。
读加沃蒂所提供的肖邦身体状况的细节，我们可以断定，由于严重的肺病折磨，他的肉体不足以承担肉体的所有职责。他的生命，如一支蜡烛，点燃并照亮家园的命运和美幻的王国，他的肉体便是这融化、滴落的烛泪，流淌、耗竭。他深知生命短促，甚至在他少年时就不断被死亡的念头所追逐。他仿佛下意识地知道他的天职何在，从而冷静而高贵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奉献自己微薄的肉体于艺术的祭坛，在耗竭中创造永恒。桑以她特有的睿智看出了这点，她说：“这是个太纤细、太美好、太完美的造物，难以长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而沉重的人间”。桑曾爱过这个不属于人间的造物，却不能呵护他到生命的尽头，而肖邦却鲛人泣珠般地把自己的天才化作珍珠，留给自己的家园，亦留给他流寓的异乡。正如诗人希普雷·诺维德斯说：“多亏他，散落在野地里的波兰人民的眼泪，才得以清澈晶莹地聚集在人性的冠冕上。”
（《肖邦传》，加沃蒂著，张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本文所用资料，参考了：《肖邦在巴黎》，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乔治·桑传》，安德烈·莫洛阿著，郎维忠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安娜·马丁-菲吉耶著，杭零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次谈到沙龙生活与肖邦音乐的关系，今天再论肖邦与乔治·桑的那段公案。
肖邦在他的朋友中创造他的音乐奇迹，但这个朋友圈子的核心是乔治·桑。肖邦创作最丰的时刻是在诺昂度过的八个夏天，一生创作的编号作品六十八件，有三十件创作或完成于诺昂。这一段时间，他与乔治·桑相爱，桑照料、鼓励、呵护着他，他也向桑奉献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实实在在的爱，这爱却以悲剧收场。加沃蒂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这场爱情悲剧，不过我仍以为话犹未尽。加沃蒂是百分之百的肖邦派，尽管这是他力图避免的。无奈他太爱肖邦，下笔难免苛责乔治·桑。所举事实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视角。
在肖邦与桑的恋爱中，桑是主动者，并始终主导着这场恋爱。因为事实上，若没有桑这么一位波兰勇士——萨克森元帅的直系后裔，这么一位宣称“当女人沉默之时，我让女人的声音振聋发聩”的女权先驱，以肖邦的性格，这段姻缘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八三六年深秋，李斯特在他的住所法兰西旅馆邀请桑和肖邦做客，这是两人首次见面。见面之后各自对对方的印象极有趣，肖邦问希勒：“这个桑，她真是个女人吗？”而桑却对马里亚尼夫人说：“这个肖邦先生，像个年轻的姑娘。”别放过这初次的印象，可以说这段姻缘一开始就是角色倒错。
初次见面，肖邦的反应相当冷漠，桑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因为在爱情问题上，肖邦与常人有着绝大的区别。用加沃蒂的话来说，“如果以‘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及其后果来衡量，肖邦不爱并不会去爱任何人。这是一个爱情的爱恋者，他培植情感，就像要刻意与其保持距离，并将其置于音乐之中……他的爱情体验却化作协奏曲、叙事曲和梦幻般的圆舞曲”。事实如此，他的初恋情人康斯坦斯化作了f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柔板，他唯一一次谈论婚姻的对象玛丽亚·沃德辛斯卡，也变作了降A大调圆舞曲。从音乐中我们知道，他心中的爱太美，绝非人间所能觅求。所以加沃蒂断言：“除了梦中所想，唯一一个让他有过性经历的女人是乔治·桑，他丝毫不觉得受她吸引，彼此的天性是如此对立，但他无力抗衡对方的愿望。”桑也很快明白这点，她向朋友倾诉道：“他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要寻找的，并非情妇，而是充满爱的陪伴。”
显然，异性的吸引力绝非桑堕入爱河的主要原因。桑是被肖邦的音乐慑服了。她听了肖邦的演奏，以她敏锐的音乐感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一下子明白这个文弱的异国青年是个真正的瑰宝。李斯特记录道：“她将肖邦比作自然的低语，自然凭借他的音乐来引导那些才智之士进入某种神秘仪式。”她要把肖邦拉到身边来，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某种她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过、描述过的东西：“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在和风的瑟瑟声中，汇合一个纯粹、甜润、迷人的嗓音，一个像双簧管似的年轻、颤抖的男子的歌声。”（《瓦朗蒂娜》）只有肖邦最具歌唱性的琴声能达于这种境界。为了这个合于自然的纯美之境，她要爱肖邦，这爱有着男女相爱的外表，但骨子里不是。这其中所深涵的东西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交叠。
首先，它是两人的艺术感在冥冥中的契合。这种契合是波德莱尔在《契合》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感觉：
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
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梁宗岱译文）
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契合唤醒了肖邦：“我弹琴时，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那音乐悲哀，是多瑙河的传奇，我的心和她在一起舞蹈……而她的眼睛，那忧郁的眼睛，独一无二的眼睛，它们在说些什么？她靠在钢琴旁，她热烈的目光淹没我……奥罗尔，多么迷人的名字。”这种艺术上的两心相知，使桑与肖邦的关系成为创造伟大作品的契机。
加沃蒂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在诺昂的一个晚上，她在他面前大谈乡村的宁静和自然的奇迹。
“您说的这些多美啊！”
“您觉得吗？那么把它变成音乐吧！”
于是肖邦即兴演奏，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低语道：
“加油，多么柔美的、天鹅绒般的手指。”
乔治·桑自信地坦言：“他的钢琴向我揭示了他的思想，他的忧虑、困窘、胜利或痛苦，于是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自己一样。”这话大致可信。以至于莫洛阿问：“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抚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我们无法回答，只有神知道。
其次，桑与肖邦的关系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自从桑与肖邦相恋，她就有意识地让自己处于保护者的地位，强调她对肖邦的“母爱”。她一直称肖邦为她的第三个孩子，甚至在给肖邦母亲的信中，她也以母亲对母亲的方式谈论肖邦。桑对肖邦的爱充满牺牲与奉献的冲动。这种情感特征来自乔治·桑少女时代在修道院的信仰经历。她最爱读《使徒行传》，“殉道者的勇气和坚忍精神，适应了她的某种隐秘的感情”（莫洛亚）。深受圣·特蕾莎影响的桑，发誓要做个“累得要死的仆人，陵墓的清扫女工，搬运垃圾的女人”。在桑与肖邦共同生活的九年间，她确实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在日常生活中，像个保姆，在肖邦生病时，像个护士。爱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母爱的呵护。连苛责桑的加沃蒂也承认，“在诺昂，一切都根据这种高级劳动所必需的便利妥帖安排。肖邦一定在那里处于最适宜于他的创作活动和静心冥思的境地”。
但是情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母爱。因为真正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其他欲念的纯粹之爱。一个照顾病孩子的母亲绝少会抱怨病孩子不顺从她的意志，更不会因病孩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弃绝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奉献不要回报，一旦以母爱之名的奉献要求回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错觉，一种违背自然的情感关系。桑在她一生的诸多爱情冒险中，经常以奉献性的母爱开始，以移情别恋告终。与儒勒·桑多，与缪塞的恋爱就是例子。我们可以说，桑在爱情生活中的母爱角色，是精神分析学中所指出的“升华”（sublimation）现象。尽管升华有时会表现为“伪饰”，但这种心理机制在本能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却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它甚至会成为创造的原动力。这种升华给桑以创作的冲动，同时，“升华”夸大和固化了她的“自居”（identification），使她以圣女/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与肖邦的情爱关系中。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并非现实中的自然关系。因而当肖邦公正仁慈地对待她的女儿索朗日时，她便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认为肖邦“背叛”，甚至不由自主地猜疑肖邦和索朗日的关系，产生疯狂的嫉妒心而与肖邦决裂。在这件事上，肖邦没有丝毫过错，只是他的磊落和善良遇到了混浊纷乱的心理纠缠。我宁愿从心理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看待此一令人心痛的决裂。加沃蒂指责桑“虚伪”，却忽视了“升华”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与加沃蒂的分析稍有不同之处。 最后，我们回到情爱关系的本质。即加沃蒂所说的“‘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和后果”。桑一生追求完整意义上的爱，即相爱的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完美契合。她的这个理想在她的杰作《莱丽雅》中做了尽情表述。只是莫洛阿告诉我们，不要读后来桑自己修订的本子，而要读一八三三年的最初版本。桑在书里借莱丽雅之口说出了她对爱的要求。
“我的身体被神秘主义的刻苦静修弄得衰弱……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之间，不知不觉出现了全面的分歧。”
“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子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
“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
“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
这些自白表达了女性主义先驱乔治·桑，勇敢地提出了女性肉体解放的问题。只是在现实中，在与肖邦的爱情中，她的这个愿望注定要受挫折。
在肖邦那里，爱情与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关系不大。加沃蒂对肖邦的这个特点做了很好的分析：“肖邦以什么方式爱康斯坦斯呢？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是当作一个形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理念，一个唤起音乐和忧愁的由头。”“敬重妇人如偶像的诗人们，其内心深处并不真的渴望这些妇人，而是在想象中令她们栖身于无欲无望的涅之境。他们忘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尤物会嘲笑那些暧昧、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贯穿肖邦一生，这是潜隐在桑与肖邦关系中的病灶。桑终于明白，肖邦这个人“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甚至以为情人之间的性关系会“破坏那些美好的记忆”。这场看似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冲突与决裂，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桑给朋友的信中发现蛛丝马迹：
“八年来，我像一个圣女般生活。”
“我敢担保，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九年来，感觉着生命的充盈，我却被系于一具尸体上。”
这压抑不住的抱怨，终于以索朗日的婚姻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它很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学加以解读。聪慧的乔治·桑也是一个病人，病得不比肖邦轻。
读加沃蒂所提供的肖邦身体状况的细节，我们可以断定，由于严重的肺病折磨，他的肉体不足以承担肉体的所有职责。他的生命，如一支蜡烛，点燃并照亮家园的命运和美幻的王国，他的肉体便是这融化、滴落的烛泪，流淌、耗竭。他深知生命短促，甚至在他少年时就不断被死亡的念头所追逐。他仿佛下意识地知道他的天职何在，从而冷静而高贵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奉献自己微薄的肉体于艺术的祭坛，在耗竭中创造永恒。桑以她特有的睿智看出了这点，她说：“这是个太纤细、太美好、太完美的造物，难以长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而沉重的人间”。桑曾爱过这个不属于人间的造物，却不能呵护他到生命的尽头，而肖邦却鲛人泣珠般地把自己的天才化作珍珠，留给自己的家园，亦留给他流寓的异乡。正如诗人希普雷·诺维德斯说：“多亏他，散落在野地里的波兰人民的眼泪，才得以清澈晶莹地聚集在人性的冠冕上。”
（《肖邦传》，加沃蒂著，张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本文所用资料，参考了：《肖邦在巴黎》，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乔治·桑传》，安德烈·莫洛阿著，郎维忠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安娜·马丁-菲吉耶著，杭零译，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