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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地区的抗日解放过程中，乌兰夫和百灵庙暴动的关系问题历来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尽管有许多学者研究过相关问题，也获得了大量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依据的史料较为片面、研究者的主观性过于明显等。这些局限性在杨奎松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中有相关解读：“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1为了对乌兰夫和百灵庙暴动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提供多种理解的可能，本文运用史料分析法，深入客观地探究乌兰夫对百灵庙暴动的领导作用、百灵庙暴动的性质等问题。
一、乌兰夫是否直接领导了百灵庙暴动
关于百灵庙举行军事暴动的想法，在《乌兰夫回忆录》中有记载，乌兰夫希望争取德王，“云继先听了我的话摇着头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我说，‘哪怕他最后一分钟觉悟也好嘛！’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他们对我的说法也连连摇头。我问，‘你们的意见怎么办呢？’云继先说：‘咱们把队伍拉出去！’云蔚说：‘对，咱们举行军事暴动！’我又挨个征求在场同志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赞成云继先的主张。”[2]169-170此段内容直接说明最早提出“暴动”意见的是云继先，乌兰夫当时的意见是争取德王抗日，可见在想法上，乌兰夫与云继先并不完全一致，即并不打算直接举行暴动，对德王仍然抱有幻想。另外，在《乌兰夫回忆录》中记载：“再说当时我党也不主张公开反对德王 。但是，大家的态度都很坚决。既然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只能因势利导，争取这场暴动的成功。” [2]170这些记载传达出当时乌兰夫是被动的接受“举行暴动”的观点，这与“乌兰夫领导了百灵庙暴动”传递出的乌兰夫积极、主动参与“暴动”的主观情感产生了矛盾。
其次，对于乌兰夫是否直接领导百灵庙暴动的问题，据《乌兰夫回忆录》的记载：“分手之后，我本想在百灵庙多呆几天，再到保安队做做工作。”[2]171说明乌兰夫在暴动前已经回到归绥土默特了。《乌兰夫回忆录》记载：“我为了及时掌握暴动工作的进行情况，决定派李森担任联络员，经常来往于百灵庙和塔布于交换情报”，可见，乌兰夫并不在百灵庙，而是通过李森掌握百灵庙的情况。此外，《乌兰夫年谱》也有相关记载：“（乌兰夫）嘱咐他们赶快返回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商定了暴动的有关问题之后，云继先和朱实夫马上返回了百灵庙。”[3]80-81此段记载说明乌兰夫对云继先和朱实夫进行了口头安排，并未记载乌兰夫随同此二人返回百灵庙，即此时乌兰夫并未到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乌兰夫年谱》记载：“22日，得到云继先已经行动的消息，立即让李森前去百灵庙了解暴动后的情况。” [3]81其中“得到云继先已经行动的消息”说明乌兰夫并未和云继先在一起，所以云继先“已经行动”后乌兰夫才得到消息，“李森前去百灵庙了解暴动后的情况”则再一次说明百灵庙暴动时乌兰夫并不在场，而且暴动后乌兰夫也没有去，只是派了李森前往。由此可知，百灵庙暴动前后乌兰夫都不在场，则乌兰夫“直接”领导百灵庙暴动并不明显，但乌兰夫确实参与了百灵庙暴动的策劃和准备工作，其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
二、百灵庙暴动的性质
首先，直接参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员有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另外还有乌兰夫、傅作义等。据《乌兰夫回忆录》对云继先的记载：“同我一块在193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来他被中共北方区委推荐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这些年来他虽然失掉了组织关系，但是在思想上仍是拥护党的政治主张的爱国军官。”[2]162可知，云继先是拥护共产党，但失掉组织关系的爱国军官；布赫的《继承遗志造福人民》一文中有“经过父亲等共产党人的策动，在爱国军人云继先和共产党员朱实夫带领下”[4]14的记载，陈应权的《新三师编成前后的片段》中记载“朱实夫任副总队长（黄埔军校四期生，曾任蒙政会保安处科长），”[5]45可知朱实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名共产党员；《乌兰夫回忆录》记载：“黄埔九期毕业生云蔚，是一员年轻的勇将，”[2]178此时云蔚未有明显的党派从属关系。
其次，从不同领导人员发挥作用上对百灵庙暴动的性质进行分析。直接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人，举行暴动的想法也是由云继先等人提出。乌兰夫在暴动前后都未直接参与，据《乌兰夫年谱》记载： “乌兰夫根据掌握的情况说，德王与日特正积极策划成立伪蒙古军，嘱咐他们赶快返回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22日，接到李森关于暴动队伍被35军部队缴械的报告，感到十分愤慨。当即采取措施，向社会各界宣传百灵庙暴动的宗旨、实情和意义，同时呼吁各界爱国民众，支援暴动部队。随后又去找傅作义，指出35军对暴动部队采取的行动，不利于团结抗战，将会给傅将军造成不良影响。要求傅作义采取措施，下令35军发还被收缴的暴动部队的武器，向暴动部队官兵承认错误，并提供粮食。”[3]80-82可见，乌兰夫的主要作用是事前嘱咐、策划、宣传、呼吁等幕后工作。关于傅作义的作用，在《乌兰夫回忆录》中有记载：“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拉到前山去，依靠傅作义的力量，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而且傅作义也会愿意接纳的，因为傅作义将军抗日的态度比较明朗，他同德王又有矛盾。”[2]171《乌兰夫回忆录》记载了“傅作义将军在他的省府办公室单独接见了云继先和朱实夫二人。听取了他们介绍德王降日的情况和他们准备举行军事暴动的计划。傅作义表示赞同并称云、朱二人的举动是有利于抗日的正义行动，当场表示对云、朱二人领导的暴动给以全力支援。” [2]173-174另外，在《乌兰夫年谱》记载：“傅作义对暴动表示支持，欢迎将部队拉下山来。” [3]80这些记载证明傅作义是百灵庙暴动的重要依靠，傅作义给予云、朱二人的赞同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此二人对百灵庙暴动的信心，可见傅作义是百灵庙暴动的重要支撑因素。
关于百灵庙暴动的影响，乌兰夫在《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中谈到“1936年2月百灵庙蒙旗保安队的暴动，举起了内蒙古地区爱国抗日的义旗，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正在推选‘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罪恶计划的日本帝国主义，因百灵庙暴动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6]此外，布赫在《继承遗志造福人民》一文也提到有关百灵庙暴动的影响：“经过父亲等共产党员的策动，在爱国军人云继先和共产党员朱实夫带领下，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2月21日在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综上所述，百灵庙暴动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多种因素、不同势力的角逐下，由云继先和朱实夫直接领导，在得到傅作义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乌兰夫为代表的共产党的策动下，举行的反抗日本对内蒙古地区渗透、占领的武装暴动。
参考文献：
[1]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2]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 王树盛，郝玉峰.乌兰夫年谱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4] 布赫.继承遗志 造福人民 [J].实践，2006.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
[6] 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J].人民日报，1986.
一、乌兰夫是否直接领导了百灵庙暴动
关于百灵庙举行军事暴动的想法，在《乌兰夫回忆录》中有记载，乌兰夫希望争取德王，“云继先听了我的话摇着头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我说，‘哪怕他最后一分钟觉悟也好嘛！’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他们对我的说法也连连摇头。我问，‘你们的意见怎么办呢？’云继先说：‘咱们把队伍拉出去！’云蔚说：‘对，咱们举行军事暴动！’我又挨个征求在场同志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赞成云继先的主张。”[2]169-170此段内容直接说明最早提出“暴动”意见的是云继先，乌兰夫当时的意见是争取德王抗日，可见在想法上，乌兰夫与云继先并不完全一致，即并不打算直接举行暴动，对德王仍然抱有幻想。另外，在《乌兰夫回忆录》中记载：“再说当时我党也不主张公开反对德王 。但是，大家的态度都很坚决。既然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也不能给他们泼冷水，只能因势利导，争取这场暴动的成功。” [2]170这些记载传达出当时乌兰夫是被动的接受“举行暴动”的观点，这与“乌兰夫领导了百灵庙暴动”传递出的乌兰夫积极、主动参与“暴动”的主观情感产生了矛盾。
其次，对于乌兰夫是否直接领导百灵庙暴动的问题，据《乌兰夫回忆录》的记载：“分手之后，我本想在百灵庙多呆几天，再到保安队做做工作。”[2]171说明乌兰夫在暴动前已经回到归绥土默特了。《乌兰夫回忆录》记载：“我为了及时掌握暴动工作的进行情况，决定派李森担任联络员，经常来往于百灵庙和塔布于交换情报”，可见，乌兰夫并不在百灵庙，而是通过李森掌握百灵庙的情况。此外，《乌兰夫年谱》也有相关记载：“（乌兰夫）嘱咐他们赶快返回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商定了暴动的有关问题之后，云继先和朱实夫马上返回了百灵庙。”[3]80-81此段记载说明乌兰夫对云继先和朱实夫进行了口头安排，并未记载乌兰夫随同此二人返回百灵庙，即此时乌兰夫并未到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乌兰夫年谱》记载：“22日，得到云继先已经行动的消息，立即让李森前去百灵庙了解暴动后的情况。” [3]81其中“得到云继先已经行动的消息”说明乌兰夫并未和云继先在一起，所以云继先“已经行动”后乌兰夫才得到消息，“李森前去百灵庙了解暴动后的情况”则再一次说明百灵庙暴动时乌兰夫并不在场，而且暴动后乌兰夫也没有去，只是派了李森前往。由此可知，百灵庙暴动前后乌兰夫都不在场，则乌兰夫“直接”领导百灵庙暴动并不明显，但乌兰夫确实参与了百灵庙暴动的策劃和准备工作，其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
二、百灵庙暴动的性质
首先，直接参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员有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另外还有乌兰夫、傅作义等。据《乌兰夫回忆录》对云继先的记载：“同我一块在193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来他被中共北方区委推荐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这些年来他虽然失掉了组织关系，但是在思想上仍是拥护党的政治主张的爱国军官。”[2]162可知，云继先是拥护共产党，但失掉组织关系的爱国军官；布赫的《继承遗志造福人民》一文中有“经过父亲等共产党人的策动，在爱国军人云继先和共产党员朱实夫带领下”[4]14的记载，陈应权的《新三师编成前后的片段》中记载“朱实夫任副总队长（黄埔军校四期生，曾任蒙政会保安处科长），”[5]45可知朱实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名共产党员；《乌兰夫回忆录》记载：“黄埔九期毕业生云蔚，是一员年轻的勇将，”[2]178此时云蔚未有明显的党派从属关系。
其次，从不同领导人员发挥作用上对百灵庙暴动的性质进行分析。直接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云继先、朱实夫和云蔚等人，举行暴动的想法也是由云继先等人提出。乌兰夫在暴动前后都未直接参与，据《乌兰夫年谱》记载： “乌兰夫根据掌握的情况说，德王与日特正积极策划成立伪蒙古军，嘱咐他们赶快返回百灵庙，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22日，接到李森关于暴动队伍被35军部队缴械的报告，感到十分愤慨。当即采取措施，向社会各界宣传百灵庙暴动的宗旨、实情和意义，同时呼吁各界爱国民众，支援暴动部队。随后又去找傅作义，指出35军对暴动部队采取的行动，不利于团结抗战，将会给傅将军造成不良影响。要求傅作义采取措施，下令35军发还被收缴的暴动部队的武器，向暴动部队官兵承认错误，并提供粮食。”[3]80-82可见，乌兰夫的主要作用是事前嘱咐、策划、宣传、呼吁等幕后工作。关于傅作义的作用，在《乌兰夫回忆录》中有记载：“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拉到前山去，依靠傅作义的力量，建立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而且傅作义也会愿意接纳的，因为傅作义将军抗日的态度比较明朗，他同德王又有矛盾。”[2]171《乌兰夫回忆录》记载了“傅作义将军在他的省府办公室单独接见了云继先和朱实夫二人。听取了他们介绍德王降日的情况和他们准备举行军事暴动的计划。傅作义表示赞同并称云、朱二人的举动是有利于抗日的正义行动，当场表示对云、朱二人领导的暴动给以全力支援。” [2]173-174另外，在《乌兰夫年谱》记载：“傅作义对暴动表示支持，欢迎将部队拉下山来。” [3]80这些记载证明傅作义是百灵庙暴动的重要依靠，傅作义给予云、朱二人的赞同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此二人对百灵庙暴动的信心，可见傅作义是百灵庙暴动的重要支撑因素。
关于百灵庙暴动的影响，乌兰夫在《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中谈到“1936年2月百灵庙蒙旗保安队的暴动，举起了内蒙古地区爱国抗日的义旗，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正在推选‘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罪恶计划的日本帝国主义，因百灵庙暴动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6]此外，布赫在《继承遗志造福人民》一文也提到有关百灵庙暴动的影响：“经过父亲等共产党员的策动，在爱国军人云继先和共产党员朱实夫带领下，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2月21日在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武装抗日的枪声，被毛主席誉为‘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
综上所述，百灵庙暴动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多种因素、不同势力的角逐下，由云继先和朱实夫直接领导，在得到傅作义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乌兰夫为代表的共产党的策动下，举行的反抗日本对内蒙古地区渗透、占领的武装暴动。
参考文献：
[1]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2]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回忆录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 王树盛，郝玉峰.乌兰夫年谱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4] 布赫.继承遗志 造福人民 [J].实践，2006.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
[6] 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J].人民日报，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