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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提出的“硬译”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对于鲁迅翻译思想的研究，我们应该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视角下进行合理的评价，不应该以偏概全。在当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下，鲁迅的翻译思想对于我国的文化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鲁迅 翻译思想 文化视角
一、有关鲁迅先生翻译实践活动的总体概述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实践家。鲁迅先生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雨果先生的《哀尘》（1903年），直到病逝前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1936年），前前后后翻译了15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10位作家的144部文学作品，译文的题材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童话、杂文、文艺和美术等多个方面。在鲁迅先生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翻译的数量占了大部分比例，这也难怪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诙谐地说：“鲁迅先生首先应该是一位翻译家，然后才可以称为作家，鲁迅先生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核心是“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这也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译文的晦涩难懂也成为了很多人批评的主要对象。伴随着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传入，学术界对于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加重视。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是在当时救亡图存，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走向，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文化的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解读，希望对当下文化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启示。
二、文化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解读
（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文字体系改革的影响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表面转换活动，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促进。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进行转变的一个重要历程，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就集中体现了他在文化转型期中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
在20世纪的中国，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激荡的变革。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逐渐显示出了自身的缺陷。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后，发出了“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的感慨。很显然，文言文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这也为白话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用异质化的语言来促进中国文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张。针对文言文的弊病，鲁迅先生提出“硬译”就是治疗这一病症的一味良药。“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一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坚持“硬译”的主要原因，尽最大的限度来保持源语的句式特点和语法特征，这也就是译文对于原文“信”的一个重要体现。
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几条“顺”的翻译》（1932年）、《关于翻译》、《为翻译辩护》（1933年）和《论重译》（1932年）等几篇文章中都对自己“硬译”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但有关的翻译思想主张却受到了当时的文学家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斥责和抨击，在20世纪20到30年代形成了文坛上相互辩论的激烈场面。梁实秋撰文对鲁迅译文“生涩难懂”，句法“稀奇古怪”，读起来就像是“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基于此，梁实秋提出了为读者的接受考虑“即使错些也要落个爽快”的主张；陈西滢把鲁迅的“硬译”批评为“死译”； 赵景深则直接提出了自己“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主张。面对这么多的责难和质疑，鲁迅先生没有做任何的退让和退缩，更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信”构成了鲁迅先生“硬译”翻译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宁信而不顺”也就成为了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主张的代名词。我们可以通过鲁迅先生的译文看出他非常推崇对原文的“信”，但并没有将译文的“信”和“顺”对立起来，只将“信”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其次才考虑到“顺”， 宁可不顺，也决不擅自增删，任意发挥。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硬译”策略和“信”的准则是为了将异域的文化特色和语言直接有效地运用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造之上，让“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所以，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是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不顺”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字进行自身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罢了。
我们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就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硬译”观点的正确性。正是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硬译”的主张，大量的“欧化”字眼和句式才被引入到了汉语语法体系之中，并逐渐发展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常见的有“替罪羊”“特洛伊木马”“火中取栗”“鳄鱼的眼泪”“当……时”“在……的领导下”等表达方式；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现在汉语的表达方式有着如此众多灵活的句式，扩大了汉语的表达力和范围。大量新的词汇和句式的融入有效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转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表达习惯。
（二）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文化性格重构的影响
翻译活动历来深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情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鲁迅先生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是在对中西方语言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以后提出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翻译主张。早在1903年，鲁迅先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早期鲁迅先生跟随晚清的翻译思潮，走的是林纾的“意译”翻译路线，对翻译实践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1907年以后，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翻译主张也从“意译”转变为“直译”，在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体系，这一主张不仅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同时对于国民文化性格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和民族危机的残酷现实，一大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在不停地奔走和呐喊。然而，数千年的华夏民族心理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惯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人民依旧陶醉在传统的语言文化体系之中。为了唤醒民众麻木不仁的神经，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西方文化的翻译活动。一时之间，文学作品翻译活动极度繁荣，有关科技和文学的翻译层出不穷，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实现救亡图存。在当时的目的性指导下，翻译的实践活动可谓鱼目混杂，出现了胡译、歪译、乱译等众多不良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在1909年，周氏兄弟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许寿堂给予了这部著作高度评价：“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这部著作也被看成“中国近代译论的重大文献”，标志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转变。
面对国人的文化自恋情结和妄自尊大的传统习惯，鲁迅先生发表了震聋发聩的观点：“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旗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残守缺，以底于灭亡。”针对外国人名在翻译过程中汉化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民族的中心主义这一心态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指出假如中国文学不能从他国文化中汲取新鲜的血液，总是在自己“梦”“魂”“痕”“影”“泪”这样的文字上孤芳自赏，那么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势必要受到重大的阻碍，也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鲁迅先生同样指出，中国国人在以一种世界文化中心自居的心态接受他国文化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自己民族的行文方式当成是唯一正确和自然的，那么异域文化也就毫无疑问地被错误化了。
鲁迅先生心中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自省精神决定了他和以林纾为代表的第一代翻译家的思想背道而驰，冷静地竖起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硬译”主张大旗，这也是改革语言文字和唤醒国民，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正确抉择，同时也表现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翻译思想家宽广的文化胸怀、崇高的文化品格和深邃的文化洞察能力。
三、结语
在新世纪的语境下，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创新才可以屹立在世界民族的前列，才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文化的制高点。鲁迅先生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翻译精神，探索劲头，大无畏的学术气魄和宽广的文化胸襟一直鼓舞着那些后来走在翻译道路上的译者。
参考文献：
[1]代玉华.传承鲁迅翻译传统，弘扬译学民族精华[J].长城，2012（04）.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3]张继文.当代译论研究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思想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4]贺爱军，鲁绪峰.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5]韩丹丹.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目的论视角下林纾与鲁迅翻译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关键词：鲁迅 翻译思想 文化视角
一、有关鲁迅先生翻译实践活动的总体概述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实践家。鲁迅先生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雨果先生的《哀尘》（1903年），直到病逝前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1936年），前前后后翻译了15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10位作家的144部文学作品，译文的题材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童话、杂文、文艺和美术等多个方面。在鲁迅先生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翻译的数量占了大部分比例，这也难怪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诙谐地说：“鲁迅先生首先应该是一位翻译家，然后才可以称为作家，鲁迅先生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核心是“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这也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译文的晦涩难懂也成为了很多人批评的主要对象。伴随着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传入，学术界对于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加重视。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是在当时救亡图存，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走向，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文化的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解读，希望对当下文化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启示。
二、文化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解读
（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文字体系改革的影响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表面转换活动，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促进。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进行转变的一个重要历程，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就集中体现了他在文化转型期中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
在20世纪的中国，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激荡的变革。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逐渐显示出了自身的缺陷。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后，发出了“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的感慨。很显然，文言文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这也为白话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用异质化的语言来促进中国文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张。针对文言文的弊病，鲁迅先生提出“硬译”就是治疗这一病症的一味良药。“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一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坚持“硬译”的主要原因，尽最大的限度来保持源语的句式特点和语法特征，这也就是译文对于原文“信”的一个重要体现。
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几条“顺”的翻译》（1932年）、《关于翻译》、《为翻译辩护》（1933年）和《论重译》（1932年）等几篇文章中都对自己“硬译”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但有关的翻译思想主张却受到了当时的文学家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斥责和抨击，在20世纪20到30年代形成了文坛上相互辩论的激烈场面。梁实秋撰文对鲁迅译文“生涩难懂”，句法“稀奇古怪”，读起来就像是“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基于此，梁实秋提出了为读者的接受考虑“即使错些也要落个爽快”的主张；陈西滢把鲁迅的“硬译”批评为“死译”； 赵景深则直接提出了自己“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主张。面对这么多的责难和质疑，鲁迅先生没有做任何的退让和退缩，更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信”构成了鲁迅先生“硬译”翻译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宁信而不顺”也就成为了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主张的代名词。我们可以通过鲁迅先生的译文看出他非常推崇对原文的“信”，但并没有将译文的“信”和“顺”对立起来，只将“信”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其次才考虑到“顺”， 宁可不顺，也决不擅自增删，任意发挥。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硬译”策略和“信”的准则是为了将异域的文化特色和语言直接有效地运用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造之上，让“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所以，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是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不顺”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字进行自身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罢了。
我们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就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硬译”观点的正确性。正是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硬译”的主张，大量的“欧化”字眼和句式才被引入到了汉语语法体系之中，并逐渐发展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常见的有“替罪羊”“特洛伊木马”“火中取栗”“鳄鱼的眼泪”“当……时”“在……的领导下”等表达方式；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现在汉语的表达方式有着如此众多灵活的句式，扩大了汉语的表达力和范围。大量新的词汇和句式的融入有效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转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表达习惯。
（二）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文化性格重构的影响
翻译活动历来深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情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鲁迅先生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是在对中西方语言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以后提出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翻译主张。早在1903年，鲁迅先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早期鲁迅先生跟随晚清的翻译思潮，走的是林纾的“意译”翻译路线，对翻译实践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1907年以后，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翻译主张也从“意译”转变为“直译”，在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体系，这一主张不仅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同时对于国民文化性格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和民族危机的残酷现实，一大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在不停地奔走和呐喊。然而，数千年的华夏民族心理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惯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人民依旧陶醉在传统的语言文化体系之中。为了唤醒民众麻木不仁的神经，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西方文化的翻译活动。一时之间，文学作品翻译活动极度繁荣，有关科技和文学的翻译层出不穷，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实现救亡图存。在当时的目的性指导下，翻译的实践活动可谓鱼目混杂，出现了胡译、歪译、乱译等众多不良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在1909年，周氏兄弟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许寿堂给予了这部著作高度评价：“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这部著作也被看成“中国近代译论的重大文献”，标志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转变。
面对国人的文化自恋情结和妄自尊大的传统习惯，鲁迅先生发表了震聋发聩的观点：“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旗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残守缺，以底于灭亡。”针对外国人名在翻译过程中汉化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民族的中心主义这一心态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指出假如中国文学不能从他国文化中汲取新鲜的血液，总是在自己“梦”“魂”“痕”“影”“泪”这样的文字上孤芳自赏，那么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势必要受到重大的阻碍，也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鲁迅先生同样指出，中国国人在以一种世界文化中心自居的心态接受他国文化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自己民族的行文方式当成是唯一正确和自然的，那么异域文化也就毫无疑问地被错误化了。
鲁迅先生心中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自省精神决定了他和以林纾为代表的第一代翻译家的思想背道而驰，冷静地竖起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硬译”主张大旗，这也是改革语言文字和唤醒国民，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正确抉择，同时也表现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翻译思想家宽广的文化胸怀、崇高的文化品格和深邃的文化洞察能力。
三、结语
在新世纪的语境下，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创新才可以屹立在世界民族的前列，才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文化的制高点。鲁迅先生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翻译精神，探索劲头，大无畏的学术气魄和宽广的文化胸襟一直鼓舞着那些后来走在翻译道路上的译者。
参考文献：
[1]代玉华.传承鲁迅翻译传统，弘扬译学民族精华[J].长城，2012（04）.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3]张继文.当代译论研究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思想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4]贺爱军，鲁绪峰.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5]韩丹丹.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目的论视角下林纾与鲁迅翻译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